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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山要做独裁党魁袁氏先做终身总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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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这个时代,也不再搞甚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搞独裁和老袁做皇帝这故事,也最足阐释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笔者附注曰:在二十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就是这个毛病。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以西学士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时两百年始能完工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则非费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剑桥史所费的功力不为不大;财力不为不多,然全书评头论足,因小失大,终未升堂入室也。

  共和政体 不合国情

  袁老四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也体会到,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虽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实。他对共和国体的确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这固然是他自己糊涂,那也是他身边一些颇负时誉的策士,在全国充满民怨民愤的气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这也是事实。

  试问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愤’些啥子呢?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嘛!本来嘛,如今鞑虏既经驱除;民国也已建立,大家想过点美国式的好日子嘛。【笔者附注:抗战后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实上呢?民国却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闹得民国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里,我们曾提到宋教仁对民国政府的剧烈抨击。细玩其言,可说句句中肯。但是这个政府恶劣。社会崩溃的形成,是谁之过欤?帐不能都记在老袁一个人的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请看八十年后的台湾政坛)。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 national conccnsus ):共和政体不合国情。【见上篇所选当时各报的专栏报导。】

  ‘非继承式独裁’无法接班

  当时不但袁世凯这么想;孙中山也是如是想嘛。袁公认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复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孙公则认为共和搞下下去了,应由我老孙来个人独裁一番。中山不是也要他的信徒们,发动全国人民来‘盲从领袖’,由俺老孙来‘慎施命令’吗?【参见笔者论孙前文及下节】试问在近代中国史和世界史上,做皇帝(不论是俄国的沙皇,德皇的凯萨,回教国的苏丹,中国的光绪……)和搞个人独裁(且看: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史达林,和我们的蒋、毛、邓,以及北韩的金日成,和今日伊拉克的海珊……),两制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根据当时美国宪法学权威,那位书呆子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的观察【下章再详述之】,后者却远不如前者。何也?因为前者至少解决了‘继承(接班)问题’( succession Problem ):父死子继嘛;兄终弟及嘛。根据千年传统,依样画葫芦,哪个混帐的叛徒、反革命,敢说半个不字?可是,后者的问题就大了。列宁、史达林死后的故事甭说了。就看看我们的蒋、毛二公嘛。他两位大独裁者,无冕之皇,一个为着传子,一个为着传妻,也是费尽心机吧?经国算是侥幸过关了;江娘娘就不幸的坐牢了。这都是立竿见影,大独裁者,解决不了接班问题的实例。笔者附注:在中国当代史上,‘捉江青’这幕传奇,想一般读者都有兴趣吧。这儿不妨顺便说说,与读者共赏之。据捉江青的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回忆说,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晚八时,他奉汪东兴之命执行此项任务时,他只带领了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和几个警卫,大家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带。江青那时住在中南海,张耀祠走到江住处时,向门口的卫兵点点头就进去了。这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张乃对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然没有‘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据张耀祠说,江青听罢,一言不发,只怒目而视,并没有如传说中所言,‘大哭大闹’和‘在地上打滚’。江青沉默了一会,才慢慢站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张乃吩咐江青的司机备章,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建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不远的地方,把江青关入中南海某处的地下室……。【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五卷,一九七六─一九八八,页五一二○,选自‘叶永烈采访手记’。】在我国五千年国史上,若论‘一世之雄’,真是主席老人家自己说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阿毛)。’我们教中国通史的教师,如把五千年的大皇帝排排队,却也没个开国之君,一旦龙驭上宾,尸骨未寒,遗孀老太后就被关起来‘隔离审查’的先例。毛主席生前一怒,可教百万人头落地;可是一旦翘辫子,则连个孤孀老婆也保护不了。真是恶有恶报,丢人现眼。两相对照,何以如此呢?这就是古德诺教授的理论了:原来,‘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之为优也【详见下章】。君不见,慈禧、光绪一死,三岁的溥仪都可接班,而风平浪静。再看看邓大人的三起三落,和被邓公指定接班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便知古顾问之言不虚也。抚今思昔,能不令人担心?世纪末回看世纪初,北京问题如旧也。悲夫。

  帝制向后转,独裁向前看,和权力递减

  朋友,你说袁世凯下流,要做皇帝。其实在政治学理上,他所搞的还是高一级的‘寡头政治’(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后来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还是低一级‘寡头政治’(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但是低一级的往往一搞数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级的,只能搞八十三天,却‘遗臭万年’。何也?朋友,‘转型论’在此地就有所解释了。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 reactionary )了,在社会发展中作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列宁、蒋介石、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见蒋毛二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和邓小平,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再看看大陆上,邓、江之间的‘权力渐减’,也是很则显的。继江者谁?吾不知也。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实现于中国,或将在下一世纪中叶之后乎?……历史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的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历史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请先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摇身三变

  袁世凯自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至此,可说已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寇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孙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之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般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也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也是当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继续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孙毓筠、黎宗岳,和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民无噍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而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大总统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间,孙中山先生反而变成了党人的代表,形成社会不安的乱源之一。因此,中山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二次独立’(当时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颇招物议,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而败不旋踵。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以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后来毛泽东‘三宝’之一的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篇】。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独立乱平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一寸未建,其他帐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总理百口莫辩。

  但是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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