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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胡风已不仅是以主观战斗主义为现实服务，他与政治已结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领导底层人民起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正与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争夺领导中国的权力。势、力、形并不一致，中国共产党名为服从中央政府，但自有政权和军队，三分天下有其一，政府的政令军令已不行于延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机构及其他党派组织在延安均不能存在，共产党却能在国民党政府辖区内办报纸，建组织，并以统一战线的结盟方式将国民党政府周围的势力拉到自己一边，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竭力一统自己的观念。胡风身处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却以鲁迅传人和左翼传统代表自居。他的这种态度，在共产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共产党是可以容忍的。胡风主张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地区，共产党也是欢迎他这一主张的（因为批评国统区无形中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盟友）。但共产党的默认使胡风有了一种误解：他不仅是党的同路人，而且是非党布尔什维克。这一误解使胡风在自己的道路上更坚定地走下去，更热情地自以为是在为党而努力地工作。他的热情和努力使他与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例如周扬）有了更大的距离乃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以理论论争，以同仁集团势力否定周扬们就成了胡风们存在的理由，甚至不无争宠的手段。胡风显然不明白，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共产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如何统一自己的理念，如何强力要求文艺界遵奉共产党及其原则和纪律的，那也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现实主义）在延安扎根落脚的结果。仅仅因为鞭长莫及，胡风才在这经事者莫不噤若寒蝉的精神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精神界经历的第一次极权主义运动）中置身事外，胡风并不明白从意识形态的斗争出发，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也没有忽视他的存在。从精神传统的权威和理论的自负出发，胡风甚至以为自己更能够为党的文艺理论工作作解释和规划。他与周扬的不和要么被当作个人恩怨，要么当作对解释权和解释内容的不同意见的体现，而他作为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是能够（从党的纲领出发他以为）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领袖还是其身边信任的官员）平等地讨论的。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试图努力争取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理论和组织才能的胡风在毛泽东那里只是可资借用的工具，可胡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他遇到了为历代圣贤等待已久的明君，甚至从五四的精神出发，他以为他已经生活在一个个性自由的社会里了。但是，自觉有功的胡风却被排斥在欢庆的队伍之外，随即又被明确得到封赏的“功臣”们所怀疑。他只能把他身边的资源竭力利用（让朋友们尽量施展才华以露锋芒），以加大自己的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胡风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他是一支力量，是一个代表（他是功臣，他是一支有才华有个性的队伍的领袖）。在共产党人文化战线上，他是决定文化战线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新政权建立以前，当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在文化战线上的共产党官员也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统一知识界时，胡风及其同仁们与党的文化官员的分歧公开化了，胡风与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文化官员周扬称其为“才子集团”）配合延安整风写文章反对教条主义。但同样反教条，毛泽东与胡风所指的其实都是对方。胡风们反对思想上的重意识轻感性和文艺上的重政治轻艺术倾向，因为胡风们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区内，似乎不是毛泽东指斥的直接对象。但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即党内的苏联派和上海亭子间的人即左翼一帮人，胡风显然“与有荣焉”。从思想路线看，胡风与延安的丁玲、王实味们是在一边的。延安整风以丁玲检讨、王实味托派案达到高潮，知识分子在这“敌我”问题面前不得不宣告投降。这次整风也是毛泽东“两类不同矛盾”的第一次应用。自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之路一遇上大是大非的“敌我”问题评判便是立即忏悔、认罪。
胡风们的表现与延安没有合拍，因此遭到批判。只是因为身处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批判还在文字论争的范围内，还在讲道理、争是非。年轻的舒芜在当时写作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一集，舒芜本意是要衔接“五四”的“个性解放”精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证明在任何社会里都应该发挥人的主观战斗精神。舒芜的理论阐述历数斯大林、黑格尔、马克思，洋洋洒洒，淋漓尽致。这客观上声援了“才子集团”，不符合共产党人铁的纪律和舆论一律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舒芜论述的主观战斗精神虽然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实践精神完全吻合，虽然与毛泽东的心物一元的实践主张相吻合，但毛泽东的重点在于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论主观》针锋相对，反对改造。这就为共产党人不能容忍了。文章因其坚硬的质地和现实的锋芒一时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事件，连茅盾这样有声望的作家也在党的大旗之下披挂上阵声讨反击。胡风一方面写信督促舒芜“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另一方面他在周恩来主持的一个会上却说，发表此文是为引起争鸣和供批判用。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几十年后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浮现出来，舒芜当时并不知道全部情况。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无论他对周恩来们所说的话是否违心，舒芜已经成为他生存和发展之路上的一颗棋子，即使真的是违心、一种策略，也说明自信心在形势左右下的逐渐丧失，胡风已决定追随主流、权势了。舒芜只是知道胡风对他的教诲和敦促，胡风没有告诉他那一“策略”，被出卖或被抛弃或被当作工具的情形不难为敏感的舒芜察觉，在后来胡风及其同仁疏离舒芜的过程里为舒芜更深刻地体验到了。这已为舒芜的“背叛”埋下了种子。他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中，孤立无援。舒芜就在当时还是良师益友的胡风的督促下一头走到黑。《论主观》及其捍卫的胡风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战线上惟一引人注目的一大挑战思潮，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众人合唱颂扬声中的不和谐音符。而当舒芜一旦发觉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整个民族社会和时代精神相对立）时，他之投向主流也是必然的了；一旦发觉自己过去的同道师友已为主流所震慑，那么投向主流也就惟恐其落后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经受各种考验，长期的国家出路问题和民族危亡问题困扰着他们，但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危机四伏的社会也给了他们混乱中的自由，听任他们创作、思考、批评。传媒与世界文明国家同步性的事实使他们获具世界性的知识、技术和思想，他们拥有了思维活动无限可能的空间，他们中间出现了有与同期世界范围并肩的一流的学者、作家、哲人、科学家。这些在民族忧患思维里成长并定型的知识分子，数代的才华集中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社会，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共产党人思维的洗礼或抚慰。
建国初期已脱离了文化战线参加实际工作的舒芜已迅速地走出了胡风的精神氛围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光环中。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作为，人民有目共睹。嫖、赌、毒等社会恶习和各种顽症在很短的时间里清除干净。不仅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知识分子都心向共产党。舒芜在广西参加了实际工作，感触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论主观》已经成了他的一大包袱。素爱写长信的胡风在建国后给舒芜写的第一封信，给舒芜印象最深的，就是胡风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论主观》一大历史公案问题。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大概没有想到是他本人把舒芜推向毛泽东一边。既然胡风都已表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了，那么舒芜将被置于何地，舒芜的出路何在？也许他真的错了，因为一个取得了史所未见成就的政权的理论怎么会是错的呢？何况他本来以为胡风和他自己在共产党开展文化战线工作中始终被批判是与周扬有关，他们的遭遇是与周扬的私人恩怨造成的，但是，当他知道在延安整风时周扬也受到重点批判，并作了深刻检讨才恢复工作，他对周扬的恶感消除了，他对周扬的怀疑打消了。他开始想到共产党人的整风、共产党人的思想改造真的是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决定认真反思自己；而且他的思想家的气度和境界与胡风组织的“小圈子”并不能长期相容，他并不赞成胡风们的“小动作”，因此共产党组织对路翎等人的批判，他是赞同共产党的。他参加了具体工作，在他负责领导的工作中遇到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散漫、脱离群众等现象，已被他等同于《论主观》中提倡的“个性解放”，他年轻时的思想已开始动摇。就这样，思想压抑了常识，环境取代了内心，舒芜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自己的思想，表示要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给从前的朋友们如路翎写公开信，反思自己并真诚希望朋友们和他一起过思想关。在整个文艺界对胡风同志（极权社会惯有现象，开始还是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不小心就由同志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舒芜应《人民日报》编辑部之邀写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为谈得具体并遵嘱“言之有据”，他在文章里引用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上的话。由此，胡风写给他的信件被借阅，被借阅的信最终被毛泽东升级成为打击胡风的可以说得过去的“把柄”。毛泽东以此罗织罪名，由“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最终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起为林贤治称说的二十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中，舒芜竟起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舒芜的结局如何呢？在随后对知识界更大规模的迫害凌辱的凯歌声里，他也被打翻在地。
舒芜为什么要交信？虽然他自己一再说是借阅出去的。也许事实确实是由这么一个借阅信件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因为他只是交了信而没有“交代”胡风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