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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徐友渔先生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表明常识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的关系：“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是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以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博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太阳从东边出来这一常识，非得被说成从西边出来这种事情我们还见得少吗？而改革常识如权力市场化成为权贵私有化的起点这一事实，以及对权贵私有化过程到底应该怎样进行价值判断，不是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吗？《陷阱》一书的意义其实就在于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限制，道出了改革常识，体现了一种常识理性，而张先生这类经济学家非得要用他们制定的“规范”来衡量这本书，以“规范”来否定这本书。动机我不想探究，借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他确定的“交往理性与自由精神”来衡量他的行为，他就是一个绝对的违规者。
张先生的批评是学术批评吗？
张先生坚持他的批评是“学术批评”，在笔者看来，是按如下三段式推演的：
大前提——经济学家的任何批评都是学术批评；
小前提——张曙光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在光荣退休以后又荣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写（包括编）了不少书，职业表明他是经济学家；
结论——所以张曙光先生的任何批评都是学术批评，包括凭虚构事实所做的人身攻击。
这一推论能不能成立，张先生年龄长我将近二十岁，具有多种学术身份，想必也应该明白。张先生的这篇文章使我弄清了一点：他在批评别人将不良风气带进学术这块净土的时候，自己恰好将他批评的东西带了进来；他严厉指责别人不宽容的时候，恰好他自己最缺乏宽容精神。我这篇文章只是澄清事实，并不想对张先生做“投桃报李”的回答，因为模仿张先生只会是对自己的一种不尊重，也不符合后辈对长辈之礼。但我想声明一点，如果张先生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反复推敲、自称与多位学者讨论并获赞赏同意，再花半年时间做发表疏通工作的大作只是我看到的那三个版本，恕我再也不想回应。但如他再有虚设事实进行人格攻击之举，我也不会再以自辩这种客气方式解决。“三舍”已退，敬长的礼数已尽。人生有限，经济学还有“机会成本”这个名词。对张先生这种不断给被批评者制造“事实”与虚设批评前提再加以批驳的“学术讨论”，我实在无法产生尊重之情。
以前，我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而现在我却要说一句，我是经济学家，只不过绝对不是张先生这种用“以西入中”法来解释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张先生又代替我在“后记”中创作了一句“《陷阱》不是为圈内人写的”，其实我只是在“导论”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仁，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这话说了《陷阱》不是本学术著作吗？从解释工具的有效性来说，中国从来就是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的一个区域，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将中国问题解释透彻，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对中国经济学界大不敬的话：由于经济学只产生于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多幼稚，经济学也就有多幼稚。“文革”时期的经济学由于受到诸种限制，建树很少，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学也只不过与改革同龄而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科学解释系统也在发展之中。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比后来者多走了十多年路而已，我们还没有外国那种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自己优良学术传统的剑桥学派、瑞典学派、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等，可以说，经济学正是一个需要创新的领域。在此我要鼓励一切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只要睁大眼睛看现实，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有志者定会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越来越近，即使这几十年达不到，但等到中国经济学界成熟以后，总是有这个可能的，阿马蒂亚（森就是个榜样。更何况，富有社会良知的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目的本来就不应该是为了拿西方基金资助去迎合西方学术规范，指望自己得这个奖那个奖的，只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了无边无际的苦难，大家为了解决本国的“真问题”才从事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张先生一派有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撰文专门宣称过：人的一生就是在各种利益中进行选择。如果以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行为准则，那我确实完全不够“经济学家”的资格，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以纯粹的利益为向背进行过重大的人生选择。
一点并不多余的话
确实，《陷阱》一书有许多遗憾，有些是作者见地与学问功力所限，有些是语境所限。这一点我在该书还未发表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缺点——不过那些遗憾恰好绝大多数不是张先生剔出来的毛病。现在已知的共有三处技术错误，这些我都会在修订时加以改正，谨在此向读者致歉并对指出错误的批评者表示由衷感谢。我也一直真诚地认为，这本书给我带来的荣誉远远多于我应该得到的，最出名的学者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者。但是这一切又于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呢？毕竟一本书畅销只是读者的选择，与作者本人意愿没有关系。难道我希望自己的书畅销就能令那本书从中国走到大洋彼岸？张先生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做演讲的几处大学应该是关心中国问题的地方，众多美国教授与中国留学生要与他谈论这本书，并用拙著中的观点质证他的演讲，那不过是人家认为“君从中国来，应知中国事”，想听听他的看法而已。而张先生却从此积累了一腔怨气，立意开始搜集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投注大量精力，一连修改三个版本，进行那种“学术批评”。我的看法是，张先生有进行学术批评的自由，但没有以一些失真或虚构的“事实”为基础侮辱他人人格的权利。
末了还想给张先生提个醒，如果张先生有志再重新弄一个批评的新版本，还请好好想清楚：第一，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事情只是他“试想想”出来的但实际未曾发生的事情；第二，张先生如果想说明我犯了众怒，也不要紧，但请转述别人批评的时候，出示确切无误的文字依据。其他学者如果要对我进行学术批评，完全可以自己发言，用不着通过张先生的口来转述。因为大家都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各自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第三，如果要引证“《陷阱》及其拥护者”这个“山头”的罪证，也请指明是何人在何论著中说了什么，不要任意编造一些话加上引号就当作“《陷阱》及其拥护者”的“成果”全盘奉送，最后谨向公众声明：所有读过我文章与书并赞成文中观点的读者，我从来不敢斗胆将他们归于我的“拥护者”队列，并以这个“山头”的“山大王”自居。“《陷阱》及其拥护者”这个词的发明权、专利权及其荣誉全部永久性地属于张曙光先生。
（张先生在美国的经历见“原始版”与“经版”）
“人五人六”篇——答网上李某（附文两篇）
？ 邵燕祥
在这里向读者介绍两篇文字，都是原载《杂文报》的。一篇是《身后闲事谁管得》，作者李洪岩（载1999年3月30日）；一篇是《李洪岩文读后》，作者是我（载1999年5月21日）。李洪岩在他那篇里说了他想说的话，我在我这篇里说了我想说的话。读者朋友要看了两文才知话题的原委。
我当时说“作者李洪岩，不知何许人也”，后来人们告诉我，这是在中国社科院某所做研究工作的一个年轻人，写作或编辑过关于钱锺书的书，至少有一本曾因侵权受到法律追究。不过，那篇《身后……》算不得学术文章，我自然也不是在学术层面上与他讨论，我只是发表一点不许出语伤人的平常意见。
然而事情没有完。有人拿给我看一张网上文字，题曰《质邵燕祥同志》，署名也是李洪岩。洋洋五千言。通读之后，真是“胡同串子”骂街，大不类一位从事学术研究者之所为；考虑到网上既有真名实姓，也不乏匿名或冒名，在不能认定即是在《杂文报》上撰文的那一李洪岩之前，姑名之曰网上李某吧。
这个网上李某，劈头盖脸就谥我为蚊虫：“蚊子嗡嗡飞，是饥渴使然，叮上一口，那快慰劲就甭提了。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当个职业杂文家，开心是开心，但题目其实难觅；一天收不到百八十块稿费就饿得慌，咋办？挖空心思，钻头觅缝找话茬，一旦捕获，其施施然肯定和蚊子吮血一般无二。”这就是我这“职业杂文家”写作《李洪岩文读后》的动机了；结果如何呢？“一个人，土埋到大半截了，学术上思想上一无所成，与学术界隔膜如阴间之物，却靠小打小劫混个杂文家头脸，再专恃杂文家伎俩放泼，老物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还有“不过就是个舞文弄墨的文丐”云云。文丐不足道，却又说此人“与姚文元所玩的把戏同出一门”，与“张（春桥）、姚（文元）之帮如出一辙”。高抬了！小朋友不知道，那张姚贵至政治局委员以上，按照中国国情，邵燕祥安能与二人相提并论呢。
这些骂人的话，怎么解恨怎么说吧，不必理睬。顶多劝告他言语放干净些，犹如“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地大小便”而已。
略可一提的倒有两件事：
一，我文中引用了《文艺报》上乌尔沁夫的一段话：“一九六八年开始，钱锺书家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那个网上李某，自称“我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对“文革”中事如数家珍，他把上述一事定性为“钱氏夫妇与邻居动手撕打”，指出“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对方不是别人，正是研究邵燕祥祖师鲁迅的××研究员。××是‘造反派’吗？同居一单元房子吵嘴打架，你邵燕祥未经任何调查研究，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钱锺书杨绛一方？太势利眼了吧？”但这个网上李某何以就一屁股坐到了他所说的××研究员一方呢？鲁迅是一回事，“研究”鲁迅又是一回事，其中不排除莫名其妙的人；正如钱锺书是一回事，而所谓“研究”钱锺书的人里，不也有李洪岩这样的吗？当年动手打钱先生夫妇的人，是否即为网上李某点名的这一位，我“未经任何调查研究”，姑以××代之。
二，这个网上李某，在长文最后说：“其实，这个邵燕祥，我不但知其人知其心，还有幸知其面呢。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国林风书店举行《往事与沉思》丛书座谈会，我作为该丛书的编委与会，却发现邵燕祥端坐在显眼的位子上。当时我就感到诧异，彼邵大杂文家邵大诗人没有史学论著呀，这会又非杂文家或诗人的麇集，怎么也人五人六大模大样像那么一回事？脸何以不红？心何以不虚？”“本来嘛，以杂文成家的，没有没有胆量到任何地方去‘夹杂’混混的雅兴的。”对不住，我一直不知道阁下是那套丛书的编委，我参加那个会并作了题为《史家之传》的发言，固然是出于对几位传主和作者的尊重（四本书分别是顾颉刚、谭其骧和何兹全、傅振伦四位历史学家的传记或自传），也不是背着丛书编委会且非要出席不可；但我想，即使作为一个读者，不请自来，到一个书店的“开架”会上坐下，听听，谈谈，又有什么心虚脸红的必要？
不过，这里标举“人五人六”一词，倒是此文一大贡献。我生北京若许年，“人五人六”所见多矣，这个地道的北京方言词语，则久未见人正式笔之于书。放眼看去，在国林风书店以外的“显眼的位子”上“端坐”的，“人五人六”之徒，何可计数，可惜都没有进入网上李某的眼界罢了。
看看标题：《质……同志》，令人齿冷。算了吧，“同志”？谁又知道你“志”在什么！
质邵燕祥同志
？ 李洪岩
蚊子嗡嗡飞，是饥渴使然，叮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