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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被动，更显得理屈词穷。
对干温体仁的突然发难，朝臣们感到气愤不平，纷纷出班为钱谦益打抱不平，指责温体仁居心不良，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辨。温体仁见自己反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搬弄是非说：“臣此次会推不与，本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臣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才不得不说。”温体仁危言耸听，却字字落在崇祯的痛处，他最恨大臣结党营私、腐败受贿；他又最怕大臣们蒙蔽欺骗他，所以，崇祯认定温体位忠心耿耿，对钱谦益更恨一层。
崇祯自作圣明，不肯偏听偏信温体仁的一面之词，便问大臣们钱谦益可有结党受贿之事。周延儒抢前一步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辨，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温体仁冷笑着挑拨说：“皇上让臣与钱谦益当廷对质，却有这许多人替他狡辨，足见钱谦益一向交结私党。乞望皇上明察。”多疑的崇祯果然被激怒了，严词斥责了钱龙锡等人，并诏令将章允儒等人降职处治，钱谦益也被罢了官，遣送回籍听候发落。
通过这次阴谋事件，温体仁和周延儒获得了崇祯的好感，为他们进一步窃取权柄打下了基础。
钱谦益事件过去后，朝中大臣余愤未平，有几人交相上疏参劾温体仁。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居家时倚势压人，强买商人木材，此事败露后，又贿赂阉党崔呈秀为其解脱罪责，得以免究；杭州魏忠贤祠堂落成，温体仁大献媚诗，为过贼魏忠贤歌功颂德。御史任赞化也上疏告发温体仁娶娼为妾伤风败俗，收受贿赂腐化无德，夺人家产伤天害理。
这次轮到温体仁惊慌失措了，他见势不妙，便耍弄手段，想以退为攻，主动向皇上提出辞职，并申诉自己因为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百官，现在遭到奸人报复，处境孤危，竟无一人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再一次利用了崇祯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博得了皇上的同情。他又趋热打铁，诬告揭发他的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使钱谦益事件再起风波，温体仁混水摸鱼，大长个人威风，为他挤入内阁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果然，两年以后，温体仁进入内阁，参预机要。
古今奸海借刀杀人的温体仁
借刀杀人的温体仁
古往今来，所有的阴谋家与野心家都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夺得大权在握，呼风唤雨，显示个人的极度权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可以玩弄阴谋，可以寡廉鲜耻，可以损人利己，可以六亲不认，甚至可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这些人眼中，一切都是手段，只有权势是目的。他们在这种病态的心理支配下，干出了一桩桩罪恶的勾当，从而也留下了遗臭万年的恶名。
卑鄙龌龊的温体仁，虽然与历史上的大奸大恶如秦侩、魏忠贤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似一只蛀虫，蚕食着明崇祯朝庭，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他同样为了个人权力欲的满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无辜者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登天之路。
明末名将袁崇焕在熹宗朝时奉命监军辽东，他胆略过人、精通兵法；治军严谨、处事得当，到任后很快重振宁远、辽东等边地城防，使昔日风雨飘摇的城镇壁垒森严、固若金汤，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商贾可以安心买卖。在粉碎了后金的几次军事骚扰后，辽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稳定了，袁崇焕因此深得民心，被百姓看做庇护神。朝庭上下也都交口称赞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将他和他的将士们喻为“辽地长城。”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适逢努尔哈赤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组织兵力奋勇抗敌，大败金兵，取得了“宁远大捷”。就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被明军的流炮击中，身负重伤。金兵抬着负伤的太祖皇帝仓皇北逃，回到黄龙府后不久，努尔哈赤终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从此，后金对袁崇焕既闻风丧胆，又恨之入骨。皇太极即位后，在夺取天下的壮志中不忘杀父之仇，为报国恨家仇，他发誓一定要除掉袁崇焕。一年后，崇祯帝登基，这位明庭新皇帝猜忌、多疑，自以为是，朝野上下弥漫着一种不信任感。皇太极敏锐地发现这是个可利用的时机，打算使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军队再次出动，却避开与明军正面交锋，绕过明军防备严密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然后由喜峰口入关，直驱京畿地区。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部众日夜兼程赶回京都保驾。袁崇焕命令大军在左安门外安营扎寨，严阵以待，密切观察后金兵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拚死抗敌。
此时的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朝廷命官惊恐万状，相互埋怨；市井百姓唉声叹气，听天由命。崇祯三天两头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布置防卫以备不测。可是，崇祯朝庭如临大敌、惊慌失措，而后金只是按兵不动；崇祯君臣越是不知道皇太极的葫芦里到底装些什么药，就越是心神不定、疑神疑魁其实，皇太极表面上按兵不动，背后却正在大做文章。他派奸细混入城中，到处放风说袁崇焕暗通后金，图谋不充；此番后金起兵，已与袁崇焕密秘约定：里应外合，推翻大明。金人又收买了两个汉奸，跑到官府作假证，一个告发袁崇焕曾托他给皇太极捎过信，另一个谎称自己知道袁督师勾结后金叛国谋反的全部事实。官府竟然问也不问就信以为真，立即煞有介事地汇报给朝廷。
金兵入关时顺便捉住了两个太监，皇太极正好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反间计。他先是叫部下在关押太监的帐外窃窃议论袁崇焕之事，说袁崇焕与后金订约，不久大功即可告成。故意让两个太监“窃听”了去。然后又创造条件让他们“越营逃跑”。果然，两个“死里逃生”的宦官自以为刺探到了绝密情报，逃回京中后立即向崇祯皇帝密奏了袁崇焕通敌的假情报。崇祯这一向总是听说关于袁崇焕投敌谋反的风言风语，听了两个太监从敌营中刺探来的情报，心中的疑云更重了。就在崇祯将信将疑之际，心如毒蝎的温体仁乘机落井下石，两次密奏崇祯，劝他赶快逮捕袁崇焕。
温体仁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地想除掉袁崇焕呢？细说起来，袁崇焕与温体仁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个人恩怨。一个是领兵在外的武将，一个是弄权朝中的文官；袁崇焕也没有机会参与朝中的党争，自然没有得罪过温体仁。
但是，透过这些表面现象透视温体仁的内心，也就不难理解他的居心何在。
一年前，通过钱谦益事件，温体仁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为自己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础。但是，那次事件并没有给他带来实在的好处，由于握有朝中实权的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等人替钱谦益辩护，斥责他居心叵测，用意不良；随后又有一些朝臣上疏弹劾他的不法行为，温体仁没能实现共挤入内阁的野心。因此对钱龙锡等人怀恨在心，伺机陷害。袁崇焕投敌反叛的谣言一起，温体仁立即紧抓不放，他知道，钱龙锡、王洽十分器重袁崇焕，事事支持、维护袁崇焕，便想以袁崇焕事件为利箭，狠狠射向钱龙锡等人，从而铲除异己，为自己夺取大权扫平道路。温体位打着“尽忠”“报国”的旗号向崇祯大进谗言，怂恿皇上惩办袁崇焕，同时又提及钱龙锡、王冶等人包．庇、袒护袁崇焕，诬告他们实为一党。
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果然以通敌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袁崇焕，从而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使朝廷凭白损失了一员大将，毁坏了边防长城。而温体仁通过袁崇焕冤案一箭双雕，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崇祯的信任，而且铲除了异己势力：钱龙锡被罢斥戍边，王洽死于狱中。
如果说崇祯皇帝出于维护王朝利益的动机冤杀了袁崇焕，是失于明察；以封建君主的标准衡量，崇祯不是一个明主圣君。而温体仁为了争宠夺权的一己私利，置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于不顾，诬陷袁崇焕，为敌人的奸计推波助澜，成为误国误民的罪人。无论照何种礼教标准衡量，温体仁都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奸佞之臣。
古今奸海得志便猖狂的周延儒
得志便猖狂的周延儒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儒。按着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儒披红挂彩、身骑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还一帆风顺，一直官运亨通。天启年间，周延儒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辩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阔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阔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极后，坚决查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唯恐网疏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钠，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行动，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地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地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只是一言不发。崇祯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已从小在勾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他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庭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想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饷一事，现在他非常信任这位深谋远虑、见识出众的周延儒。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级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胁袁崇焕，迫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周延儒又一次受到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