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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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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德裕反击的及时,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败。德裕的这次成功,也说明他对付宦官有一套办法,既让他们无懈可击,同时又严阵以待,不给他们有出击的机会。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间,宦官的势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有交情,观点也很接近,都主张抑制地方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当然,以杨钦义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中央强大,他们的地位自然随着天子威望上升而稳固,假如天子为方镇所胁,宦官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响便随之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时,竟然没有事先告知枢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决定后就直接颁布。这也就是说,皇上把枢密使参与政事决定的“老规矩”破除了,宫中的老人都骂杨钦义懦弱,不敢出面力争。其实,杨钦义在这种新形势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拥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与德裕两方面的压制下,最后在这一年也不得不请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党徒们送他时,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语重心长地说:    
    “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语气道:    
    “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亲近儒生。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心生忧惧,便会疏远吾辈。”    
    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是几十年来宦官行事的原则。士良此时要给后来者谆谆传授这条秘诀,既出于临别伤感,也属于一种训诫,他是不希望眼下的这种情形长此以往的。    
    当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里,但宦官的根基却没有就此动摇,“北衙”与神策军也还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过,他们的势力毕竟还是削弱了,尽管程度很小,但也确实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这以后使帝国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会昌年间朝廷最大的收获是收复了昭义镇。    
    昭义镇在德宗时号昭义军,元和时在讨伐河北三镇的战事变得强大起来,辖泽、潞等数州,地处河中、河东和魏博、成德四镇之间,也是个有影响的大镇。“甘露之变”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是惟一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的藩镇首领,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更为恼怒,反意遂生。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其侄刘稹自为留后。从谏死后,刘稹果然不听朝廷号令,欲图继位。在德裕的强烈坚持下,武宗决意讨伐。    
    德裕对这场战事的基本方针是稳住刘稹的后方,依托成德、魏博两镇,并晓谕利害,使之夹攻昭义。为此,他亲自草拟了给二镇的诏书,明确表示朝廷对河北政策不变,允许它们子孙世袭,并重赏有功将士。    
    结果,战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筹划进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从刘稹的后方助攻邢、沼、磁三州,而朝廷组织各镇兵力从正面压迫泽、潞两州。昭义一镇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告失败,昭义镇从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这是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干了一件大事,他在热衷于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对长期盛行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此事后来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们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废佛”共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多人,收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规模可谓是空前绝后。    
    到了这个时候,德裕进官衔“太尉”,封“卫国公”,威望达到了顶峰。    
    六    
    在会昌时期执政的五年中,德裕没有让宗闵、僧孺等人得到一点机会。    
    杨嗣复、李珏当政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宗闵已升迁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担任了一种闲职;而牛僧孺先是被召入朝中拜为左仆射,因为仇士良等宦官的关系,他内心仍不情愿卷入是非之中,于是托疾不出,到了这一年以“兼平章事”的身份出为襄州刺史并兼山南东道节度使。就在此后不久文宗死,武宗即位,李德裕第二次入相,获得执政的地位。    
    德裕无法和他们言归于好。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李宗闵与牛僧孺形成顽固的朋党派系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一切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如果允许他们回到朝廷中枢,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政治方略。德裕当然不想这样做。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德裕的亲密好友李绅回到了长安,出任宰相。    
    李绅是当年因强烈反对李逢吉与王守澄而被贬斥的,由于韦处厚、李德裕的先后援救,慢慢得到量移,武宗即位后代替德裕出镇淮南。    
    李绅与德裕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早在穆宗时期,他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绅这个人刚直不阿是有名的,李逢吉当初要用僧孺入相来排挤德裕,自然为李绅所反对,所以逢吉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把他打倒。屡经谋划后,终于在敬宗初年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外。此次李绅被征召入朝表明了德裕毫不退让的立场。    
    合理的人事安排是保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的基本前提,德裕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不可能做好好先生而让宗闵、僧孺有隙可钻的,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在瞬间化为乌有。两派相争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哪一方都不能心慈手软。    
    国事方殷。回鹘、黠戛斯、吐蕃的边患,方镇的蠢蠢欲动,无不预示着帝国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强治理,德裕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就有决心把“朋党”问题彻底扫除,尽管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何的艰难复杂。    
    这年的七月,陈夷行罢为左仆射。为郑覃所知重,而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的谏议大夫李让夷拜相,这同样也是德裕经过审慎选择后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德裕都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出任要职,这为他在会昌后期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方面,德裕并没有顾忌别人的议论,行事也很谨慎,但就是这样,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这起因于本年九月份的一件事。    
    武宗忽然想启用时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为相,但德裕却不赞成。    
    白居易这人的道德文章是没话说的,元和时在帝国诗坛上与元稹齐名,时人称为“元白”,又和刘禹锡相伯仲,称“刘白”,是其时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他少年家贫多故,漂泊各地,二十七岁始中进士,又登制举中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开始迈入仕途:元和初期先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朝野。在武元衡被刺案中因得罪权贵被贬,直到穆宗即位,才渐得起复。    
    白居易是李宗闵的亲戚,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好,但他与另外一个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别是和元稹的友谊极深,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着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在穆、敬、文三朝两种派系斗争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居易便十分为难。    
    平生抱负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独善其身。于是他不愿继续留在京城,上表乞病,还居东都洛阳,于香山之麓疏沼凿滩,构楼种树,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香山居士”,与弟行简、祖弟敏中游览登胜,流连诗酒,和牛僧孺亦时相唱和,倒也颇得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过,德裕和他却几乎没有来往,对其才名似乎也有点不以为然。德裕反对武宗起用居易为相,是否考虑了他与宗闵、僧孺有的这层关系,一时也难以断定。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谒”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时居易不仅得了风疾一直未愈,而且年纪也实在太大了。    
    


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8)

    德裕为了妥善起见,郑重建议皇上启用居易的祖弟白敏中,为此还对敏中作了一番很高的评价,说他“辞学不让居易”,可以胜任要职。不久,敏中便被授予翰林学士,进入帝国的高层。    
    德裕内心对这一切似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公正的立场。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政治斗争不仅严酷,同时也非常微妙,有时,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反对派强烈的敌意。比如这次,德裕认为白居易年老,说不定居易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德裕的反对者却断不会抱同样的想法。白敏中不仅没有对德裕的推荐心生感激,反而把德裕的“恃权忌才”牢牢地恨在了心里,在他看来,德裕启用自己,完全是出于不让白居易担当大任的考虑。    
    任用非人,是政治家之大忌,德裕的这个失误给自己后来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德裕在对李宗闵、牛僧孺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他既然不能允许他们有机会回到朝廷中枢来干扰既定方针,那么无论怎么处置得当,都必然会像白居易事件一样引起争端。时势使然,德裕既不能退让,便注定无法取得预料的效果。对宗闵、僧孺来说,无论你李德裕如何想,都不能消弥彼此之间的过节和积怨。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无所谓什么错误不错误了。    
    昭义战事之起,既是德裕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在因素,也是德裕执政期间影响两派斗争的最大事件。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五月,刘从谏于上月初七死后,其侄刘稹自称留后,秘不发丧。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诏刘稹护从谏灵柩归东都,刘稹不从,五月初二,德裕在朝会上坚持讨伐刘稹,为天子首肯,战事已一触即发。    
    昭义一镇的核心是泽、潞二州,也是中央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东都洛阳处于敌阵的正面,是朝廷各军的攻守堡垒,在这场战事中的战略地位显然十分重要。在如此情形下,以前与昭义刘从谏关系不错的东都留守李宗闵,便似乎有点让人不放心了。是皇上首先想到,不能把他放在东都洛阳。武宗对宗闵在文宗时期时的所作所为一向抱有成见,他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    
    德裕想了一想表示,此事可进一步商议。    
    皇上以为宰相考虑的是具体安排,忙补充道:“方镇不行。调他到远一点的州去!”    
    德裕倒有点难办了,宗闵与刘从谏的交往毕竟是十年前的旧事,单凭这点理由就贬斥他,确实说不过去。就是调他走,起码也要给个州刺史的职位,德裕不愿在这上面再授人以柄。    
    最后,宗闵被调到了江南的湖州,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也算得上是个美缺。不过,宗闵当然还是不可能领德裕的情,满心委屈地离开了洛阳。    
    在这几年中的其他人事安排,与前面两事相同,在反对派来看,似乎处处都体现了德裕“以憎恶用人”的党派习性。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否如此,却很难用简单的标准去判断。德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证明他的政策是相对正确的,如果为了保证正确的政治方针能够得到贯彻,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并不能算错。    
    但对于有所牺牲的人来说,德裕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他做的一切就有道理。不管怎么说,任人惟亲、排斥异己都是不符合传统伦理的。有意思的是,李宗闵等人先前当政时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当德裕主掌大权后,他们才感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这一年崔珙罢相,李让夷荐崔铉入相,此也就是武宗不通过宰相和枢密使自行任命的那个人。崔铉与崔珙在许多事上不协,结果崔珙遭到贬斥。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户部尚书杜入相,他与李珏关系非浅,自算不上是德裕的同志。就在同时,李绅出任朝外,代替杜悰镇守淮南。    
    当昭义平定,德裕的权力达到顶峰后,更大的事情来了。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八月间,李德裕一手提拔的猛将、泽潞西南面招讨使石雄率先击破昭义军,又在泽潞初平后受旨领七千人进入昭义镇治所潞州受降,尽擒刘稹党羽。九月,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卢钧进驻潞州,昭义正式收复。十月,石雄向朝廷奏报了一件非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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