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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讨饭，见和思，都有可以说说的。是我和黄秀芬等在八间房（？）抹墙时期，一天下午下雨，有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带两个小孩子到房里来避雨。我们表示欢迎，让他们坐，他们不坐。大孩子敞快，能说，兴高采烈，说他到南京、苏杭等地的经历。我问他何以能到这样多的地方，他说：“讨饭啊。”语气中含有“这很自然，没什么希奇”的意思。这使我想得很多，突出的感慨是，自己虽然出身不高，可是究竟还是偏于养尊处优，以致谋生能力很差，碌碌一生，不靠人就不能活。即以讨饭为例，前面说过，1926年春天避兵乱，与同学郭士敬结伴，由通县步行回家乡，路上饿得不能忍，曾有到附近村庄讨饭的念头，可是终于鼓不起勇气，只是想想作罢。书生，梦中也会吟诵“惟有读书高”吧，其实真正有大用的技能，如讨饭就是其一，却多半不会，对照凤阳这位大孩子，能不惭愧吗？
《流年碎影》 识小录（2）
惭愧是反观于己时的心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说两件有关自己的琐事。一件是吸烟。我不吸烟，一贯把吸烟看做费力不讨好的应无之事，为什么到干校竟吸起烟来？不只可以举出原因，还可以发些高论。举原因，记叙实况即可，那是蚌埠什么烟厂生产的一种廉价纸烟，有没有牌号不记得了，十支一包，价八分。许多人买，我也买，本来是想在极端的枯燥中加一点点水滴，及至尝试，才知道其作用远远不只此也。用小说教程的形象写法，是在红人物的监督之下干重活，用十二分力，累得喘不过气来，还怕怒目而视继以斥责，恰在此时，传来口哨一声并一句话：“休息十分钟。”立即坐下，掏出烟，一支插在两唇间，吸几口，其感觉简直胜过不慎摔伤，疼痛难忍，意中人走近身，抚摩几下。进一步说所得，是痛楚化为迷离，绝望中出现一线生机。这样说，我从此就成为瘾君子了吗？曰不然，实况是：休息十分钟之时，也只是吸几口，一支的大部分扔掉；离开干校，不再有改造的“光荣”任务，就不再想吸，从而未费吹灰之力就戒了。戒了，但曾吸，就有资格发高论，至少是传授经验，这是一，烟的最大用是陪伴改造；二，八分一包的同样可用，不必高消费。
最后说说到凤阳其地，食息将近两年，离开，也曾带回一点点纪念之物，以证明在这今眼看小小的行星之上，地，凡有所经，我都是一视同仁，怀有三宿桑下之恋的。纪念之物，最好是出于三合输或黄泥铺的，可惜用好古敏求的眼看，没有。不得已而放长线，由较远处拉。前面说，曾多次到凤阳县城去拆城墙，拉城砖，那里曾是明朝始建国时设想的都城，并曾动手建，遗迹还有一些。有大的，如城门洞内雕花的石础，只能看看。有中的，如上面有文字表明是江西进贡的城砖，一块五十斤，如果能带一块，放在院里，作夏夜乘凉垫屁股之用，颇不坏，可惜太重，携带不便，又怕被发现，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也就只能想想作罢。幸而还有小的，是琉璃瓦的残片，我选了两片，一深蓝，一浅绿，带回北京。瓦厚实，颜色鲜丽，而且可以担保，必是明朝初年之物。这两片，我并且带着还乡，它就成为镇斗室之宝。也出过力，是写《顺生论》的第一分，拼凑打油的诗词，压住稿纸，使不移动，总当算是未辜负我这“救风尘”的善行吧。万想不到，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我侥幸住在北京，这两片随着房倒屋塌，到我回去收拾遗存，就不知下落了。这样，到朱洪武的龙兴之地近两年，算唯心论之账，我仍是不信权力就是正义，所谓依然故我，算唯物论之账，来于其地的琉璃瓦残片化为空无，所得也只是，往时六十岁整变为返时六十岁有零而已。
《流年碎影》 解职还乡
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也想顺应一次抟扶摇而上的时风，话拣大的说，自吹为智者，接着吹，是许多听起来值得山呼万岁的言和行，我总觉得背后必藏着什么，而事后证明，我的怀疑主义经常是对的。可是对于干校的生存、发展、变化，我的推断就错了。入学之前的想法是，既名为校，就要有课程、考试、升级、毕业诸事。而说起考试，如吾师俞平伯先生，我就以为必不能及格，也就不能升级，更谈不到毕业。如何过下去呢？幸而有许莹环师母陪伴，霜晨月夕，如果还有闲情，可以闭门对坐，小声哼“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之类。我呢，也必是不能升级、毕业，可是如乐羊子，孤身上学，住八间房，门昼夜大敞，怎么办？早有精神准备，是生于此，老于此，就是说，估计也许不能回来，至少是短时期必不能回来。直到1970年后期回家探亲还是这样想，所以各处跑，置备御寒的衣物。没想到，大概是进入1971年吧，形势突变，是多方面显示，将，或说已经，走向结束，考试、升降级等事都没有了，只剩下为每个学员安排一个去处。
就我所知的范围说，结束之最明显的迹象是，传达一个文件，内容的重要一点是，结业之后，不分配工作的，一般不得回城市。所谓一般，是容许例外，只说与我有关系的例外，比如伴侣在城市有工作，而且离不开，为了不劳燕分飞，可以回城市。我的老伴是家庭妇女，虽然参加过“我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学习，正如其他家庭妇女，都是嘴里学好了，心里没学好，而且未拿到毕业证书就逃了学，为了躲避下乡，扔了城里的住所，投身于北京大学的人海之中。仍然没有职业（不是无事可做），于是就堵死我回北京的去路。心里当然有想法，是没有职业，为什么就不能在城市住？还有，如果不上干校，告退，也逐出都门吗？显然，是只能心里想想，新的传统，今日的所说都对，只许服从，不许有想法。这也有好处，是心可以长期休息，不为将来费时费力。大概是2月晚期，听说名为连、实为社的组织已经在为我的去处奔走。这里插说几句，我在教育部所属的出版社工作几十年，切身感受，社，上承部，对于职工，一向是宽厚的，有时参以整治，都是压力由上方来，不得不等因奉此。我不得回北京，是因为有自天而降的明文。哪里去呢？花甲以上，最好能有人照顾，于是考虑几个女儿。二女儿在北京，四女儿尚未成家立业，可考虑的只有大的和三的。大的在张家口，三的在新疆，当然以住张家口为上，于是派两个人去联系。都办好了，最后呈军管会，说其地乃反修前线，当地老的还准备疏散，况外来者乎，总之是不收。听说还考虑过香河县城，那里没有我的亲属，自然困难更大。但这样想，是求我的生活变动不过大，我感激。最后无路可走才想到生地的家乡，联系，因为已是背水一战，也就成了。家里的人，老一辈，父母，早已归西，中一辈，兄一支，在唐山，妹一支，在天津，总之都在外。房子空了，成为生产队的队部。交涉，让出一间西房，略修整，算作我的安身之地。
去处定，已是3月下旬，接着就送来申请退休的表格，也就是办理退休手续。社门里的事，好办，也就成为快办，只是三四天，就来人通知收拾东西，该装箱的装箱，该打包的打包，准备有便车就回北京（因为户口还在北京，要办完移户口手续才能下乡）。我听命，收拾，等车。万没想到，等了两天，来的不是便车，而是另一个通知，是暂不能走，因为军管不同意退休，要改为退职。都感到意外，但一想也就明白，是社，部，仍通情达理，可是已归军管，自己不再有权。有权者愿意左，于是就不管解放初期审查历史无罪的结论，更不看其后的规规矩矩工作二十年，账重新算，认为在旧时代，未能与旧的肉食者一刀两断的都算有罪。所以我，吴道存，可能还有其他人，就欲行又止了。止，还要劳动，仍是烧锅炉，于是再作长久计，开箱，解包，照旧规生活，听候处理。等了约半个月，又让办手续，主要是问同意不同意退职，同意就签字，准备离校。不同意？积二十年之经验，是连梦中也不敢说，因为这不是在法治的法院，可以辩护，上诉。我仍是用新时代的处世奇术，表示感激宽大处理，然后等待回北京。记得是4月22日下午，有了便车，社里派一男一女，送我到蚌埠，直到晚间，上了北上的火车。
车很挤，记得到济南才找到个座位。没有坐睡的本领，又因为如此还乡，还要还另一个乡，思绪万千，一路未曾合眼。23日晨九时左右车到北京站，大概是干校曾用电报通知家里，二女儿来车站接。到家，家里人还是表示安慰，因为究竟是回来了。我也有些安慰，但更多的是想近和远的将来。由下一个月起，工资没有了，得了总数的退职金五千多块钱，应该存起来，备不时之需，而上有岳母，中有妻，以及自己，年，月，日，怎么过呢？我挣扎多半生，虽然自知无能，却愿意自食其力，难道此后变为吃孩子吗？还有，古人多说富贵回故乡，我现在是落魄回故乡，纵使已经多有不要脸面的训练，想起《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终于不能不感到凄然。总之是干校的一段苦难表面像是度过去，实际是换为另一种形式，这是心方面、物方面都成为“来日大难”。马秀琴录入
《流年碎影》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于1971年4月22日离开干校，次日上午回到北京暂住的家，记得又过一天，为我联系去处的两位校友（社里的党员同事）就来我家，告诉我联系的情况，像是还曾有不愿收的意思。但既已收了，就要照政策办事，从速移户口还乡。估计他们来，还有督促的意思，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我安置在京城外的一个地方。家乡不愿意收，我不愿意去（因为要由无大困难变为有大困难），可是这两位还要各处奔走（曾往张家口、香河），因为其时的局势是只信权，不讲理，更不顾小民的苦难。我户口在北京，要自己去把户口移到个既无亲属又无生活条件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我嘴里不敢说，心里明白，是我们的一切，决定之权不是“法”，或退一步，“情理”，而是至上的灵机一动。但既已多年如此，为了平安地活下去，处世奇术也就只剩一条，是绝对服从，并装作心里没有任何其他想法。事实是有想法，比如曾设想，可以装病，到张家口去疗养，拖延，不去迁户口，北京市不知道，不会来催，干校越来越冷清，还有精神管这鸡毛蒜皮的事吗？但立刻就转念，如果追问，扣一顶抗命的帽子，抗命者，反革命也，这还了得！所以三十六计，仍以遵命为上计，让回去就回去，保命为上。事后，有人说风凉话，认为我如此顺从，多受好多苦，不合算。我说，就说是不合算吧，所失究竟不多（也许还有所得，详下）；而有些人呢，如吴祖光先生所说，某戏剧名家只是因为过于听话，三十年，竟是一片空白，小巫大巫，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言归正传，说还乡。由迁户口说起。北京大学的住户属海淀派出所管，迁户口，要带着户口本以及其他粮本、副食本等，到南大街附近的派出所去办。去之前，家里曾开个小会，因为头脑里还有学习“我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影像，怕派出所顺水推舟，让没有职业的老伴也随着下乡，都知道乡下生活苦，所以也定个对策，是能够少下去一个就少下去一个。如果派出所坚持必须一齐迁出怎么办？二女儿的意见：那就暂不迁，回来，先办离婚手续，再去迁户口。大家同意这坚决少下乡的策略，我带着离婚的决心，于26日去派出所。接待的是个四十上下岁的民警，我说明原委，他看看户口本，果然说：“你老伴呢？”我说是经过领导研究，决定我一个人下去。那位没说什么，拿起笔，该抹的抹，该填的填，只几分钟，我这整整四十年的住户就“押出国门”了。
趁热打铁，隔一天就往广渠门外马圈开往东南方向的长途汽车站买次日车票。其实距北京不过八九十公里，高速车一小时可到，却整整用了一天。29日晨六时起床，到马圈，车坏了，修理，拖延到近午才开车。到大孟庄下车，还离家二十里，天已热，慢慢向东走，到家已经是下午六时。村里人还都熟，见面，外表都过得去，当然，心里会说：想不到你也倒了霉，被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