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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由客观条件方面考虑还是由主观条件方面考虑，找书，都是以就地取材为简便，即用中文写的（主要指重要的外文哲学著作的中文译本）。这要感谢商务印书馆，西方名著的中文译本单是收入“汉译世界名著”的，数量就很不少。但找来看，连类而及，就知道有不少重要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怎么办？上策是通外文，直接看原著。可惜我只学过一种，英语，还没有学好。远水不解近渴，只好就找出这把仅有的钝刀，磨磨，看能不能割鸡；当然，能解牛就更好。师范学校学的那一点点，加上大学学的那一点点（大一普修一年），以及听英文组教师讲课的一点点，总起来还远远不够半瓶醋，而且阔别了将近十年，啃英文原著，困难很大。但又没有别的路，只好下决心，补课。办法很简单，是每天早晨拿出一个多小时，怀抱商务印书馆新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读英文哲学原著，遇见不认识的字，或意思拿不准的词语，就查。哲学著作，正如其他专业的书一样，所用词语和句式都是某范围之内的，于是一遭生，两遭熟，大概不到两年吧，离开辞典也可以读下去了。这样，读英文书（包括英译的哲学著作）多了，才知道这仅有的钝刀磨磨，还真可以解牛。证据可以举两种。其一是英国人吸收外来的知识比我们早，而且勤，而且慎重，由希腊、罗马起，直到欧洲大陆（主要是德、法）的名家名著，几乎都有权威译本。有的还不只一种，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单说我买到的就有三种（1896年F．M。Müller译本，1897年J．M．D．Meiklejohn译本，1929年N．K．Smith译本）。这样，比如不能读希腊、拉丁、德、法等文字，就可以读英文译本，哲学著作非文学作品，所求是“辞达”，也就可以凑合了。其二，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我是借了英译本的光才勉强读懂的。这本书有胡仁源（1913年—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前，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推想曾留学德国）译本，语言未能汉化，记得买到，啃了整整三个月，印象是莫知所云。心里想，难怪许多人说康德难读，果然不能悟入。很巧，啃完这本不久（估计是1940年秋天），游东安市场就遇见Müller的英译本，1902年的修订版。买回来，试试这一本，原来意思并不晦涩。读罗素（我搜集他的著作，原本和译本都不少）的书，有时也有这种感觉，是读原文比较清爽、顺遂。总之，靠我这半通不通的英语程度，连续几年，没有汉译的西方哲学著作，我也读了不少。
《流年碎影》 知的探险（2）
读的是英文原著，要讲讲书的来源。其时母校迁往西南，北京图书馆如何，不知道，总之“借”这条路难通，只好买。幸而这是革文化的命之前，又时当乱世，旧书来源很多，而且价不高，节衣缩食，常到旧书店旧书摊转转，几乎想找的都有机会遇见。东安市场内还有个专卖外文旧书的，是中原书店（在丹桂商场近南口路西），书多，而且常有新货上架，我得到的英文哲学著作，绝大多数是由那里买的。中原书店之外，东安市场内的其他旧书店，以及西单商场内的一些旧书店，或再扩充，天津天祥市场三楼的一些旧书摊，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想看的书，价钱还比较便宜。这情况颇像钓鱼，看不起的一泓水，也许会钓出一条大的。仍说书，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由西单商场买的。还有一次，游东安市场，遇见洛克的《人之悟性论》，上下两册，只有上册，买了，不久之后游西单商场，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店里居然遇见下册，这也是破镜重圆，心里特别高兴。且说常买外文书也会成为一种癖，癖则必扩张，于是有时也就买一些上述范围之外的书。仅举三种为例。一种是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六册，补编一册），也想看看，未遇见六卷本或七卷本，只好买单本凑，而居然就凑齐了六卷本。都看了，并参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知识，我觉得对了解人生有不少帮助。另一种是小说，记得买过《维克菲牧师传》，英译本《堂吉诃德》等，所为呢，只是好玩。还有一种是名著的原本，如一次游旧书店，遇见《纯粹理性批判》德文袖珍本，价不高，也就买了。顺便说说，多年费精力和财力搜集的英文本，文化大革命中也毁了不少。但究竟是小家小户，与江陵陷落梁元帝烧的十四万卷相比，就不值一笑了。
“尽弃其所学而学”，时间不短，读的书不少。所得呢，可以总括为两项：一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许多大问题，知道许多先哲是怎么想的；二是这诸多想法，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取得的。我个人以为，这第二种尤其重要，因为想求得可靠的知识，就不能离开科学方法，或者说，不得不熟悉并遵守因果、求证、推理等等规律。我说句狂妄的话，费力念了些西方的，自信对于复杂现象和诸多思想，有了分析和评价的能力。我的兴趣主要还是研讨人生，所以念了西方的之后，甚至之中，间或还是念些本土的，举其大宗是儒、道、佛。这三家讲的都是人生之道，从消极方面说是看到世间有问题，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或从积极方面说，认为怎样生活就最好。戴上西方的眼镜再念这三家，印象与昔年就不尽同，主要是发现有不少缺漏。只举一两个微末的例。儒家大谈其性善性恶问题，由孟子到谭嗣同，两千多年也说不清楚，戴上西方的眼镜看才知道文不对题，因为善恶的评断只是对意志统辖的行为，性来于天命，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就无所谓善恶。又如佛家《心经》说“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戴上西方的眼镜就会看出都说不过去，因为前者违反排中律（两个矛盾的判断不能都错），后者违反矛盾律（皆空就不能有苦厄）。总之，专由思想方法方面看，我的经验，我们应该多念些西方的。
行文要照应题目，题目说在知的方面探险，那么，到最后，是否就真变无所知为有所知了呢？答这样的问题，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是说如意的，如果我们承认孔老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可以大胆地说，多年摸索，精力没有白费，结果是有所知。这所知是什么？说来可怜，是零零星星的，不迷惑；大问题，确信只能安于糊涂。这论断需要解释一下。先说零零星星的。比如孔、孟以及许多人，都相信尧舜时期曾有禅让（传贤不传子）之事，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之后，可以知道这必是幻想，因为纵观古今，没有一个统治权是“主动”让出来的。又如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相信钻研《易经》，就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未来的命运，这更是幻想，因为《易经》的卦辞、爻辞所讲，与某人的未来的生活情况没有因果关系。再如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在宣扬灵魂不灭，我们就可以问：一，不灭，能够像其他存在物一样，指给我们看看，或用仪器测知吗？二，如果如过去的迷信所说，有托生之事，那么，人口不断增加，这新灵魂是哪里来的？我们的知识所理解的世界是个调和系统，灵魂的设想不能与这个系统调和，所以是假的。再说大问题的不能不安于糊涂。安于，不是来于愿意，而是来于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我有时想，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根据我们的觉知所能及，主要用归纳法，组织起来的，这觉知的所及是有限的，而我们想了解的“实”很可能是无限，这是说，不是从有限总结出来的规律所能解说、所能拘束的。举例说，有不能变为无是我们承认的一个规律，可是想想我们的宇宙，它就不能忽而成为无吗？你说不能，怎么知道的？谁能保证？退一步，单说规律，它来于事物活动的归纳，而归纳法则不能反转来统辖事物活动，这是说，事物的活动也可能变为不规律。还是从有限方面说，康德早已感到这一点，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纯粹理性（认知的能力）的性质和能力，认为深入到某种地方，如四律背反所述说，理性就无能为力。记得其中有“存在”的“最初”问题（总该有个开始；可是还有开始之前，结果就成为没有开始），“存在”的“边界”问题（凡物总要有个边；可是边界之外仍有物，结果就成为没有边界），两个相反的判断，纯粹理性都承认是对的，就成为不合理，所以只好承认，纯粹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还有些大而根本的问题，我们不能明白。康德的这种态度，有人讥讽为不可知论。我自知浅陋，又多患杞人忧天之病，对于有些大问题，限于生也有涯的己身，总是认为难得明白，也就只能安于“不知为不知”。大问题也不少，说一点点一时想到的。一个，我们都承认是住在“有”的世界里，何以会“有”，不是“无”？有，依照我们的常识，总当有个来由，可是这来由，我们无法知道。另一个，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未来，是无尽地膨胀下去呢，还是到某限度，改为收缩，直到变为零？我们也无法知道。再一个，正如康德所认识，我们理解外物，都是把它放在时空的框架里，时间和空间是怎么回事？其本然是同于我们想象的吗？至少是颇为可疑。再一个，缩小到己身，我们有生命，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何以会出现生命？又，生命都有自我保存和向外展延的趋势，这是怎么回事？或更进一步问，有没有什么价值？显然也无法知道。再一个，还是就“人”说，自由意志的信念与因果规律不能协调，我们只能都接受，理论上如何能够取得圆通？不好办，也就只得装作没有那么回事。
幸而大问题离日常生活很远，我们可以不管它。不能不管的是接受“天命之谓性”之后不得不饮食男女，要如何处理？这，就我自己说，到不惑之年像是略有所知，也是改行学哲学，多读，继以思，慢慢悟出来的。所有这些，以后有机会还会谈到，这里就不说了。
《流年碎影》 尊师重道（1）
我前些年诌《古稀四首》，其中第三首开头说：“几度扶风侍绛纱，倦游杨墨不成家。”意思是回顾昔年，所从之师不少，而终于白首无成。这里且不管成不成，单说所从之师，可以分为两大类：亲炙之人和所读之书（书是人写的，也可以说是私淑之人）。由所受的教益方面说，不怕由启蒙老师刘阶明先生起，总不少于百八十位吧，听了不高兴（推想都早已作古，也就不能听见了），还是书本应该高踞上位。书本，有本土的（包括由印度传来变为本土的），数目多到数不清。但也无妨排排位次。哪一本宜于站在排头，不好说；用买水果法，挑几个大个儿的，《庄子》就必不会落选。比如说，它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我参之，就认清了自己，它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参之，就领悟了人生之道，换书本为亲炙之人，所得如此之多而且重就不容易。《庄子》之外，当然还有不少应该感激的，这里为了接续上一篇，专说改学西方，以书本为介遇见的一些明师。人不少，书更多，只好仍用买水果法，说几位我认为惠赐最重，没齿不忘的。这是罗素（B．Russell）、薛知微（H．Sidgwick）、穆勒（J．S．Mill）、弗洛伊德（S．Freud）。
罗素（1872—1970）是英国的杂家，著作，由凡人不懂的《数学原理》《物之分析》等一直写到《赞闲》《幼儿之教育》之类；行事，由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讲数理逻辑一直到走上长街高呼反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著作大几十种，内容充满开明和智慧；辞章也好，世人推为通俗的散文家。20年代初曾来中国讲学，写了《中国之问题》；看他的《心之分析》的自序，这本书也是在中国写的。总之，因为人高明，又与中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文化界就熟悉他，他的著作有不少译为中文。就是靠中文译本多，我读书由东土转向西方，接触最早而且最频繁的是他。经过多次动乱，他著作的中文译本，略点检，我的书架上还有二十余种。大致是由30年代晚期起，我逛书店书摊，遇见他的英文本原著，幸而价钱也不很贵，就买回来，翻看后插架。也是幸而，他的大名，以及所谈论，与“反”字关系不大，在大革命的大风暴中，就既未驱逐出境，又未付之丙丁。但绝大部分束之高阁，点检数目有困难，估计总不少于三十种吧。这多种，读了都会有所得，或说受些影响。而影响最大的，我自己认为，还是一本名为《怀疑论集》（1928年出版，有1932年严既澄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如书名所示，是提倡怀疑，或者说，主张没有证据就不要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