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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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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留上海的这段时间,蔡智诚和邱秉敏同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宝康里”,因为人少,所以就合在一起搭伙。虽说是搭伙过日子,其实就跟住旅馆差不多,两家合租三间屋室,每月一百五十块大洋,一间共用、两间当作各自的卧房。邱秉敏是个好吃美食的广东人,却娶了个不懂家务的德国老婆,而蔡智诚的“蛋蛋”同样也是啥都不会,所以两家的一日三餐全要依靠饭馆,清洁卫生工作也统统交给了女佣。   
    在那些天里,蔡智诚享受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家庭生活。他每天跟着邱家夫妇下饭馆,不是在大来饭店啃德国猪蹄、就是在杏花楼上吃广东烧鸡,然后就陪着老婆去逛“世界花园”。上海的高楼实在是多,里面设有这个“世界”那个“花园”,蔡家的“蛋蛋”爬过了七层的先施大厦又去爬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站在了望台上大呼小叫:“哎呀哎呀哎呀呀,街上的行人象蚂蚁!”   
    那时候,上海的居民确实就象是蚂蚁一样。三大战役期间,大批的人流从北方各地涌进上海,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暴增了好几倍。流亡者的身份各异,有官有兵、有富有穷、有商人也有农民;各自境况也不同,有的阍阍噩噩随遇而安,有的咬牙切齿等待复仇,有的上下钻营谋求东山再起,有的心灰意冷准备借道跑路……然而,更多的则是被战争的浪潮席卷而来的难民,他们倾家荡产、囊中空空、妻离子散、无所适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走投无路的北方人,手里举着过去的嘉奖令、胸前挂着求助的哀告牌;车站码头贴满了“寻父”、“寻夫”、“寻子”的纸条,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某人,某年某月在某部队从军,某时某刻在某地方失踪,有知悉者请告知下落”……   
    在这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惶恐无助的人群,他们有的在求一份果腹的饭食、有的在找一片栖身的场所。那时候,上海市的“违规建筑”已经密集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可住房依然是供不应求。“宝康里”原本是一处中西合璧、两层楼高的石库门,现在却已经不知道变成了什么结构——房顶加了又加、楼面扩了又扩,天井和客堂全都改成了卧室,甚至连楼梯上也架起了床铺,蔡智诚进出房门的时候都要在别人的被褥或者马桶之间穿行,就象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演的一样。   
    但无论如何,能在房檐底下拥有一块栖身的床板都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许多的“Empty cents”(瘪三)不得不露宿街头。虽然地处南方,但一月的上海依然十分寒冷,身无分文的人们被冻得受不了,只好在夜里故意打架,用违犯“戒严法”的方式让警察把自己关起来。男人可以在牢房里躲避凛冽的寒风,女人和儿童就无计可施。霞飞路上有座法国人办的育婴堂,接受弃儿的大抽屉(那抽屉是装在墙上的,在外面一拉抽斗就露出来、再一推抽斗就进屋里了)每天都放满了婴儿,到最后连墙脚下都摆着孩子。   
    弃儿太多了,育婴堂应付不过来,修女们只好出告示招募奶妈,并且呼吁有善心的教徒们主动帮忙。蔡智诚的妻子也跑去当志愿者,忙活了一天还十分兴奋,回来说是有几十个人做了义务保姆、另有一百多人应聘奶妈。   
   “怎么会有那么多奶妈?”蔡智诚觉得很纳闷。   
   “傻瓜,那些人其实就是弃婴的母亲,把孩子丢掉了又舍不得,所以再来育婴堂当奶妈。这样虽然孩子不属于自己了,但至少不至于死在街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给你说,育婴堂里有好几百个婴儿,每天换四次尿片,那布条子挂得铺天盖地,啊呀,比万国旗还要复杂!”   
   “你又不会做家务,能在那里能洗尿片么?”蔡智诚十分怀疑妻子当保姆的本领。   
   “我才不做那种事,我请了一个苏州娘姨,一天给她一块钱”   
   “哈!这种事要自己动手才有诚心,请人帮忙,功德减半”   
   “……”,陈丽君顿时若有所悟。第二天一早,她就带上两位娘姨出发了。        
    一月份的最后一天,解放军接管了北平。   
   共产党并没有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把“头等战犯”傅作义抓起来法办,而是态度客气的礼遇有加,这就给了其他战犯们极大的希望。南京上海纷纷传言:“美国人和苏联人出面说话了,共产党收敛多了!”,“老蒋帮杜威搞竞选,得罪了杜鲁门,现在换了李宗仁当总统,美国人还是要照看国民政府的……”,一时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立刻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个手势和每一个微笑似乎都成了时局前景的风向标。   
    然而,这个梦呓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2月5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撤退到上海,他们放弃了青岛,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会为了国民党的利益和共产党进行抗争。于是,南京政坛的最后一点底气终于彻底丧尽,同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将“行政院”迁往广州。消息传来,上海的市面顿时崩溃,物价在当天暴涨十倍,混乱的人群如潮水一般的涌向机场和码头,人们哀告着、哭嚎着、疯狂地抛撒着钞票,千方百计地寻找任何一个远洋的座位,绝望地乞求尽快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即将成为战场的“东方巴黎”。        
    那一天,蔡智诚的情绪也十分低落,他没有去公司上班,也没有出门闲逛,而是躲在屋里和邱秉敏一起喝闷酒。   
   “餐厅”是两家共用的,所谓客厅、书房或者小孩的活动室也都是这一间。邱秉敏的女儿当时还在上小学,大人喝酒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念书——   
    刀兵动,战事起,   
    报道齐国打鲁国,鲁国人人都着急,   
    派遣乡兵去抵御,孩子汪踦也出力,   
    打退敌人回来时,点名不见小汪踦,   
    原来已经阵亡了,真是可敬又可惜……   
    这是根据《礼记  檀公篇》改编的课文,说的是孔子赞誉童子汪踦“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故事,放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原本还是很不错的,但蔡智诚这时却实在听不下去,他对小女孩说:“爱伦,别念这个了,换一本吧”。   
    换一本就换一本,邱爱伦又捧起了另一本书——   
    可爱的中华,我同胞的家,   
    人口众多,土地广大,   
    气候最适宜,物产冠东亚,   
    有世界最长久的历史,有世界最发达的文化   
     ……   
   “别念了!”醉意朦胧的蔡智诚一把夺过课本,发现这《小学常识》其实就是儿童地理手册,每一页都有一个省的地图,旁边再用诗歌介绍相应的情况。他歇斯底里地扯掉了东北各省的地图、扯掉了北平、扯掉了河北、山东、河南、江苏……   
   “这个已经没有啦!不用念啦……这个也没有啦!不用念啦……”,他一面痛哭着,一面举着被他撕得支离破碎的课本,指着残留的几页问邱秉敏:“请你告诉我,剩下的这些还要念吗?南京还要念吗?上海还要念吗?你们广东要念吗?我们贵州还要念吗……告诉我,谁能告诉我啊?!”   
    邱秉敏哭了起来,两家的女人哭了起来,就连被吓得手足无措的邱爱伦也惊恐地大哭起来。   
    陈丽君搂着这梨花带雨般的小姑娘,一边替她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怜惜地安慰着她——在那时,在场的人们哪里能够想到,这位漂亮伶俐的混血女孩会在八年之后嫁给了蒋纬国,成为名动一时的“台湾王妃”。        
    在那个时候,蔡智诚完全不清楚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党国”的命运又终将如何,他只知道自己即将要告别故土、去往海峡另一端的陌生的高雄,至于今后是能留在台湾当“岛民”,还是要流落海外做“白华”,一切都只有听天由命。   
    在那些日子里,蔡智诚整天借酒浇愁。他坐等着台湾方面给他来电报,可一直等到2月中旬,俞季虞的电报没有来、却传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蒋经国太子的得力干将俞季虞先生在轮船事故中被淹死了,尸骨无存!   
    ——这下子,蔡智诚去高雄做官的计划只好就此泡汤。      
1949年1月27日夜间,中联公司的两千吨级“太平号”客轮与建新公司的两千吨级“建元号”货轮在浙江舟山水域相撞后沉没,除41人获救外,其余近千人遇难。蔡智诚虽然在事发的第二天就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但直到2月中旬才知道俞季虞也在那条太平轮上。   
    俞季虞死了,“高雄计划”就此泡汤,而谷正纲也恰好在这个时候跑到奉化陪蒋介石去了。当联络员的与“上线”失去了联系,前途顿时一片迷茫。   
    蔡智诚当时的职务类似于上海市社会局的“特派专员”,但社会局的名册上并没有这个官衔。他在中纺公司既没有部下也没有办公室,公司里每个月发给他四百块大洋的“车马费”,说穿了就是私底下的贿赂,拜托他不要无事生非、少给大家添麻烦——这样的差事临时干一干还算不错,但长期做下去就不行了。且不论人家中纺公司愿不愿意,就是这上海的局面还能够维持多久都很难说,所以蔡智诚只好另寻出路,又开始琢磨着是不是溜回贵州去算了。        
    不过,陈丽君的日子倒安排得十分充实,她每天去育婴堂转两圈,表示过爱心之后就拎着个布袋子满世界的采购大米。当时上海市场的稻米分为好多类,有常熟的糙米、太仓的白米和泰国的暹罗米,其中泰国米是用机器烘焙过的,比较干燥耐储存,所以陈丽君就专门搜集这种进口物资,今天一袋明天一包,堆得床铺底下尽是粮食,再过几年也吃不完。   
    当时,市面上物价飞涨,金圆券贬值得很厉害。一百斤上等白米在48年“8、19”(金圆券发行日)时的价格是十五块钱,49年1月一百五,2月涨到一千五、3月涨到一万二(到上海解放时的5月底涨成一亿七千万);40码一匹的“龙头细布”(纺织企业用它发工资,是比较重要的流通物),“8、19”的价格为三十块钱,49年1月三百二,2月涨到两千、3月份一万五(到解放时涨成一亿二千万)……上海的市民原本是比较爱逛交易所的,但这时候的黄金只涨不跌,无从下手;股票只跌不涨,毫无指望;期货市场空空如也,只好关张,于是所有的人都跑到商店里疯狂采购,拼命囤积物资。   
    市面上的任何东西都抢手,人人都在搞收藏,有囤粮食的、囤药品的、囤棉纱的、也有囤白报纸的,“宝康里”的二房东专门收购钢材,铁丝也要、铁钉也要,到后来连床板都拆了,全家都睡在铁皮上。更多的人则是见东西就收,火柴要收、纽扣要收,油盐酱醋更要收,甚至连冥器店里的花圈也被收光了,老板卖棺材的时候都要先去顾客的家里瞧一瞧,看看到底真的有死人没有。   
    金圆券崩溃的根源当然是货币发行过滥、经济体制垮台,但按照蔡智诚的观点,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有着很大的关系。一方面,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丢失了大片的领土,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工业基地和农村税源全部落入了共产党的手中,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与此同时,北方的难民大量涌进南方城市,原本在“全国范围”发行的金圆券也全部聚往日益萎缩的国统区,此消彼长,政府调节金融收支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战场上的失利造成了老百姓的心理恐慌,政客间的内讧和争权夺利更使得民众丧失了信心,国民对政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货币也就失去了储蓄的功能,于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让钞票“砸”在自己手里,所有的金圆券全部上市流通,这就给原本就濒临破产的经济环境造成了致命打击。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49年的这场金融灾难是从2月份开始进入高潮的,那时候正值平津解放、李宗仁上台,国民党财团不支持桂系、共产党方面也不给李宗仁面子,新一届政府又没有表现出政治和军事上的过人之处,经济崩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但49年的这场灾难和44年、45年的有所不同,抗战后期的市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资匮乏,那时候用法币买不到的东西、用银圆同样也买不到,而49年初的社会物资总量却并不算很少,只是都被囤积了起来,老百姓宁愿以货易货也不相信钞票,市场上的价格暴涨也仅仅是针对金圆券而言,如果用银圆购买大米或者布匹,比起48年不但没有涨价反而还降价了。   
    那时候,商铺和饭馆既想囤积货物又不能不做生意,所以对顾客十分挑剔,倘若抱着金圆券进馆子,老板只肯卖一碗饭,如果把袁大头拍在桌面上,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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