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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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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地方当老师,心理辅导的内容恐怕比军事教育更加重要。在蔡老师上课的那几天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学生在院子里聊天,顺便还抬头望一望飞机——第一训练处的旁边就是岔路口机场,前往淮海战场空投粮食和弹药的飞机每天起起落落、来来往往,引擎声整耳欲聋。运输机飞出去的时候都关着机门,回来的时候却是机门敞开,这让学员们觉得十分好奇,蔡老师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可做,于是就随口给大家讲了讲跳伞的故事。        
    可没想到,这一讲,讲出麻烦来了。        
 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那些天里,收音机里成天讲的都是“守江必守淮”,从早到晚都在阐述“淮河流域对于长江防线的重要意义”,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淮北战场上“国军大捷”的消息,并且对各路豪杰的“蓬勃进取精神”大加赞扬,就好象杜聿明放弃徐州的举措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反而是战略上的什么高招似的。   
    中央社的这些鬼话当然欺骗不了明白人。第一训练处的校舍紧邻着岔路口机场,运输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早就暴露了前方战局的窘迫,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传闻不绝于耳,今天说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宿县以南了,明天又说杜聿明集团被堵截在宿县以北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人们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战局难堪,士气低落,教官们只好另寻话题来鼓舞学员的情绪。于是,当过远征军的就猛讲缅甸和越南的趣闻,干过别动军的就乱吹打游击的事迹,在各种话题中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有两个,其一是听龙骧上校揭露武林秘闻,其二是听蔡智诚中校传授跳伞技法。   
    龙骧上校是贵州松桃人,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是训练处的副官长兼“高级进修班”的班主任,这老头出身于武术世家,既当过警察也搞过缉私,闯遍大江南北、会过白道黑道,对江湖上的名堂十分知晓。而蔡智诚则是在天上飘过的人物,既跳过挂钩伞也跳过手抛伞,对那种晃晃悠悠的体会十分深刻。因此这一老一少就你一段我一段的瞎吹牛,一个把自己在地面的本事说得空前绝后,一个把自己在天空的经验讲得神乎其神,逗得大家不亦乐乎。   
    可没想到,忽悠来忽悠去,忽悠出事情了。        
    48年12月9日,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决定突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装甲兵司令部的蒋纬国参谋长立刻将一部地空电台送到了岔路口,准备把这玩意空投给战车第二营。   
    当时,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了两个营,其中战车一营的25辆坦克配属给第96师(战车团长赵志华,师长邓军林),结果随杜聿明被困在了永城县的陈官庄;战车二营的22辆坦克配属于118师(营长龙海涛,师长尹钟岳),结果随黄维兵团被围在了濉溪县的双堆集。这四十多辆M3A3是小蒋最后的宝贝疙瘩,战役期间,他经常坐飞机去视察战况,而战车二营现在即将充当突围行动的开路先锋,蒋参谋长自然就更需要加强与部下的联系。   
    空投电台的差事非伞兵莫属,但问题是伞兵的战斗部队当时并不在南京,他们到安徽铜陵帮助第88军“协防”去了——第88军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增的队伍,这支部队的袍哥气息很浓,对四川籍以外的长官毫不买帐。解放战争期间,安徽人方先觉曾经当过该军的军长,指挥不灵,于是又换成了山东人高魁元,可高军长没过两天就被气病了,军长的职务只好再派给陕西人马师恭。马师恭同样也玩不转这群袍哥,但他曾经当过伞兵的司令,可以请老部下来帮忙,所以伞兵部队就奔赴铜陵,用武力威慑的办法去帮助马军长开展“整顿改革”……(49年初,伞兵移防上海,没有了保镖的老马说话顿时又不管用了,他只好辞职不干、把88军交给了四川籍的副军长杨宝毂)   
    伞兵总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组建的行动小组需要过好几天才能从安徽返回南京(该小组由李行少校带队,他们后来于12月16日伞降陈官庄,给战车第一营送去了地空电台),而这时双堆集的第十二兵团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眼见铜陵那边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陆军训练处里的从伞兵部队调来的一帮教官。        
    从名义上看,“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的主任是关麟征(副主任王敬久),但具体的事务其实都由参谋长方先觉一人操办。12月9日下午,方先觉将军召集办公会议,现场询问:“可知我处教官之中,谁的跳伞技术比较好?”   
    副官长龙骧上校立刻起身禀报:“鄙人同乡蔡智诚。该小伙身高体壮、面阔额颐、口齿伶俐、武艺精通、历经百战、业绩不凡……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众幕僚亦皆连连点头赞同。   
    方将军闻讯大悦,随即吩咐:“开中门!传蔡壮士进帐!”   
    于是乎,陆军教官蔡牛皮就临危受命,被打发去跳伞了。        
    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机场的塔台亮起了绿色的导航灯,十二架C46运输机在跑道上鱼贯滑行,迎着凛冽的寒风飞上了天空。   
    这十二架飞机隶属于“陈纳德空运队”,也就是简称“CAT”的“民用航空公司”。当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部队大都用于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战场的空中补给工作就只好请陈纳德来帮忙(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指的就是这件事)。“CAT”公司号称拥有中国天空技术最优秀的飞行员,但他们的设备却非常破烂,这些运输机都是由冲绳、关岛或者马尼拉的废旧部件拼凑而成的,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简直就是奇迹。   
    蔡智诚乘坐着的是“杜蒂”号,这大概是机长的某位女性亲友的名字。   
    机长是个美国佬,红头发绿眼睛,精力十分旺盛,这家伙一边嘁哩咔啦地搬弄着操纵杆、一边还咿哩哇啦地唱着歌:“我们去看大法师,了不起的大法师……”,但别人却没有他那么好的兴致。   
    运输机的引擎有毛病,左边的一台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尖啸,右边的一台却不停地咳嗽,好象随时都会熄火似的,机械士十分紧张地趴在舷窗前看来看去,生怕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断了气。   
    机舱里冷得要命,伞降小组的三个人被冻得缩成一团。本来,跳伞的时候应该穿防风夹克才对,可方先觉参谋长却非要让部下穿上陆军的常礼服。方将军在抗战期间曾经有过被包围而且当俘虏的经验,根据他的理论,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伞降小组代表的是陆军总司令部,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拿出上级机关的派头来,以严整的军容给战场上的官兵们提提精神。   
    蔡智诚头戴钢盔、身穿毛呢制服,肩章领章腰带皮鞋擦得铮光瓦亮,另外两位跳伞员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仅仅在胸前挂了个副伞包,而其他两个人却背着体积很大的主伞。   
    伞降小组的成员之中,只有蔡智诚跳过备份伞。相对而言,主伞(挂钩伞)比较容易操作、承载的负荷也比较大,但挂钩伞的问题是离机一秒钟之后就强制开伞,降落距离很长,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慢,这在被围困的战场上空就极容易被当成活靶子,因此,蔡智诚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采用操纵难度较大的副伞(手抛伞),他宁愿摔死也不乐意被人打死。   
    空降小组奉命携带的电台是用电子真空管制作的,外表有点象是七个灯八个灯的收音机,这种100~156兆赫的“甚高频地空通信机”是美国军队的最新装备,据说只售给中国十多台,每台价值上万美金。现在,这机器被分成了三摊,蔡智诚负责携带发信机,其他的收信机、共用器、收缩天线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交给了另外两个人,每个人的背囊上都挂着几颗手雷,有命令说如果在降落时发生意外,必须引爆炸弹破坏设备——这是美军顾问的要求。        
    机舱里还堆放着准备投放到战区的军粮。空投的时候,这些粮食不用系挂降落伞、直接从飞机上扔下去就行。为了不至于摔坏,大米和面粉被分装成了一个个小口袋,可这些袋子全都是湿漉漉的,再经过飞行过程中的颠簸和积压,甚至能够淌出水来。   
    蔡智诚听说过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机场,负责管理空投物资的是“伞兵军械所”。这军械所原本就是伞兵的摺伞处,下辖百来号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给弹药箱子捆绑降落伞、二是把粮食装进军用空投袋。从美国进口的大米和白面是一百磅一包装的,每包九十来斤重,军械所在拆散分装的时候就往粮食里掺水,这样实际只装了八十斤不到,他们再把克扣下来的大米和白面拿到黑市上去卖,于是就发了大财。   
   (军械所的主任是新调进伞兵部队的陈家懋中校,蔡智诚没有和这人打过交道,只知道他是黄埔十五期的毕业生、张绪滋司令的湖北老乡,以前还曾经做过老张的副官什么的。在当时,蔡教官当然想不到陈家懋的身份其实是中共的地下党员,“贪污军粮”的做法是对敌斗争的一部分,“倒卖粮食”也是为了给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   
    空运队的机组人员显然也得到了克扣军粮的好处,所以他们对机舱地板上的积水熟视无睹,满脑子里只关心着战场上空的云量。听见无线电里通报“空投地区的云量为一”,陈纳德公司的雇员们立刻手忙脚乱地穿上了防弹衣。   
    云量为一,意思是云层只遮盖了天空的百分之十,这样的气象条件当然可以实施空投,但地面上的机枪同样也能够瞄准天上的飞机。“杜蒂”号的美国机长一边继续唱着:“我们去看大法师……”,一边把带有钢片的防弹背心垫在屁股底下,蔡智诚向他打听空降点的风力是多少,这家伙耸耸肩膀,表示不知道。        
    上午九时,运输机群抵达目的地,十二架C46从双堆集的东南方向进入战场上空。   
    舱门打开了,蔡智诚探头向下望去,只见茫茫的大地上连一棵树也没有,尽是一团团的灰色和白色。那白色的是积雪,灰色的是被炮火翻犁过的土地,在这灰与白的色块之间还有一道道暗褐色的细线,那是战壕,是攻方和守方的几乎连在一起的坑道。   
    空中的气象晴好,地面的标志物十分容易判断。双堆集周边的地形一马平川,只有两座三十来米高的土堆,一个叫尖谷堆、一个叫平谷堆(这一带当时叫做“谷堆集”,双堆集是解放后取的新地名),第十二兵团的空投点就设在土堆的东北面,这片空地上原本有一条简易跑道可以供“蚊式”飞机起降,可自从陈赓的中野4纵于12月9日攻克沈庄(沈家湖)之后,这个小机场就处于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无法继续使用了。   
    运输机群的飞行高度为1200(规程要求是800米,但民航飞机通常都飞得很高)、航向10点,十二架C46保持队形,以相同的速度沿着东南—西北轴线相继跟进。领航机投下第一袋物资后,其他飞机也开始把机舱里的货物往下扔。这“CAT”公司是只送粮食不送弹药的(淮海战场负责空运弹药的是空军第十大队),所以从飞机上丢下去的东西全都没有带降落伞,成百上千的物品从舱门里倾泻出来,密密麻麻、一串接着一串,就象投炸弹一样,蔡智诚他们当然不敢在这个时候实施跳伞,否则非被米袋子或者面袋子砸死不可。   
    扔完货物,机群开始爬高返航,只有“杜蒂”号单独向右转向、从双堆集的东北方再次进入战场——现在该轮到伞降小组行动了。   
   这时候,地面的火力不停地射向空中,机枪子弹时不时地击中飞机的外壳,发出“呯呯嘭嘭”的声音。机组乘员都用焦躁的眼光盯着跳伞小组,那表情就好象恨不得一脚把他们都踢下去似的。   
    终于又能够看见双堆集的小土堆了,蔡智诚一挥手,两个部下就接连跃出了飞机。这俩人使用的全是挂钩伞。那时候的T型降落伞没有引导伞装置,拉绳一端的弹簧钩挂在机舱钢缆上、另一端连着伞包锁。伞兵离舱后由拉绳直接把主伞拽出来,人在开伞时的身体姿态是倾斜的,甚至还会被拽得翻跟头,所以经常出现伞衣打结、人变“粽子”的情况。   
    四秒钟之后,两位组员的降落伞都张开了,蔡组长这才亲自跳进了空中。   
    蔡智诚的背上没有系拉绳,跃出舱门之后,水平惯性和飞机气流的力量使得他接连翻了好几个筋斗,但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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