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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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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伞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里的战俘,是因为他们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六月,正是夏麦成熟的季节,国军对鲁南的清剿虽然全面告捷,但由于没有建立起组织机构,一时半会的还无法进行征粮。而这时候,全国各地的“反饥饿”运动正整得政府焦头烂额,因此,南京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苏北和苏中,指望着用“恢复区”的麦子给城市救急。   
    苏北和苏中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这时虽然被国军占领了,但共产党的政权仍然在坚持活动,从解放区失陷之日起,淮海区党委就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纳税、反交粮”斗争,进入麦收季节后,又组织民兵武装开展“保麦运动”,使得国民党的征粮计划无法落实。因此,当鲁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总部就立即调遣快速纵队赶赴苏北各地“武装护粮”,为地方保安团撑腰打气。   
    特务队和二大队被分派到了苏北的东海县。   
    东海县毗邻连云港,在陇海铁路的边上,这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两股势力,一部分属于“还乡团”,他们缺乏训练,只会打人不会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军独立旅三团的旧部,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军心涣散、与国军部队貌合神离。   
    “独三团”的团长刘庆余(刘福龙)原先是青帮出身的土匪,历史上有血债,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刘部到潼山根据地休整期间,潼山的几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状、揭发刘庆余曾经杀害过无辜百姓,县委一调查,情况属实,当即就召开公审大会、把刘团长和几个部下都枪毙了。这个举措当然是为受害群众报仇雪恨、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同时也让许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于是他们就拖枪叛变、投奔了保安团。这批当过新四军的国民党保丁与其他国军有隔阂、与“还乡团”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来总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   
    六月初,东海县保安团组织了十一支征粮队、还设置了七个“麦场”,但他们一下乡就被民兵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结果损失了一百多号人马只收来四斗麦子,把第八行政区的夏鼎文专员气得不行。夏专员是东海县人,还是位国大代表,家乡的征麦情况关系到他的政绩声誉,看到保安团不顶用,他就请整编第28师(李良荣部)的国军帮忙“护粮”。整28师派来一个团(52旅155团),到东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个营长,立刻就吓得缩在县城不敢出门了,夏专员没有办法,只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这才把伞兵部队调到了东海县。        
    快速纵队是国军精锐,蔡智诚他们刚刚在鲁南打了大胜仗,趾高气扬,根本没把“土八路”游击队放在眼里。一到驻地,军官们就催着问“什么地方需要护粮?”,保安团说,东北方向的游击队比较活跃,如果先把那边的麦子收回来,更能够打击共产党的士气——那好吧,部队就往东海县的东部开去。   
    几十辆卡车载着六个伞兵队,车队后面还跟着保安团、复仇团以及国民党的区长乡长们,马车、骡子车排了一长串,踏得马路上尘飞土起,真是浩浩荡荡、威风十足。   
    行进途中,蔡智诚发现路边的麦子已经被收割了一半,就问那是什么人干的,保安团回答说: “还有谁?土八路呗,他们出来转一圈,大片的麦子就不见了”。   
    第二天,队伍来到苏鲁交界处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庄稼地里空荡荡的,一颗麦穗也见不到。复仇团的一帮乡绅地主绝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麦子吔,我的果园吔,我的房子吔……”   
    于是,保安团就冲进各个村庄,翻箱倒柜、掘地刨坑,抓人、搜粮食。        
    实际上,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颁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非法分配的农地,一律由县政府征收,然后再放领给佃农”,并要求“地主不得对土地使用者采取报复行为,不得籍口收回土地”,这个《办法》的目的是维持解放区的土改结果、不影响农民在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并以此与共产党争夺民心——但事实上,这个政策根本就行不通。   
    共产党是通过“直接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而国民党则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通过中间层、也就是通过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实施土地改革,这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依靠“既得利益群体”对权利集团自身实施改革,无论规划多么完善、口号多么动听,都不会有本质性的效果。   
    一旦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对绥靖区的统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还乡团”和“复仇团”的凶残暴行。地主武装肆意追讨财产、疯狂杀戮民众,官员则听之任之、军队则助纣为虐,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办法》最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除了加深民众的仇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护粮”队在沙河住了两天,这两天,保安团在当地追得鸡飞狗跳,所到之处尽是哭喊声和叫骂声。   
    特务队并没有殴打民众。伞兵毕竟是受过西洋训练的队伍,素质比较高一点,有“不体罚士兵,不克扣军饷,不打老百姓”的传统,蔡智诚他们虽然不去制止还乡团的暴行,却也不至于破坏了自己的规矩。   
    不过,蔡智诚也被共产党的民兵折磨得够戗。国军白天要到各村去“护粮”,到了晚上,游击队却不让他们休息。夜里刚躺下,外面忽然响起了“咣咣当当”的机枪声,大家急忙全副武装地跑出去搜索,才发现是个破铁桶子里面放炮仗。反复折腾了几次,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正准备在鞭炮声中睡大觉,“咣当”一下,真的来了,哨兵被打翻在门口,床上的人只好又爬起来继续搜索……蔡智诚接连两个晚上都没能合眼,整到最后,脑袋瓜子晕晕乎乎的,走路都有点打漂了。   
    忙碌了两天,总算翻出了两万斤麦子,“护粮队”大功告成、准备凯旋回营。国军撤退了,沙河区的区长也要跟着跑,临走的时候,这位区长老爷还四处交代:“我先把征粮款埋在区公所的院子里,过几天再来发给大家”。   
    蔡智诚觉得挺纳闷:“嚷得那么大声,别人不都知道藏钱的地方了么?”   
    二分队的队长石家勇笑着说:“别信他的,那院子里要是真的有钱,我把脑袋输给你”。   
    石家勇是从军官总队调来的老兵油子,区长的猫腻当然瞒不过他的眼睛。据他介绍,绥靖区的各个县区都有一笔钱,名义上是“征粮款”,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发到农民的手里。区长之所以高声透露藏钱的位置,无非是想找个“公证”,等国军开拔、共产党回来,这区公所自然就成了游击队的地盘,逃回县城的区长可以推脱是“共军抢走了粮款”,那笔钱也就合情合理地被他独吞了。        
    不管怎么样,只要弄到了粮食、这一趟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可虽然是“凯旋”,回城的路途却并不顺当,老百姓在马路中间栽了木头桩子,卡车过不去,只好不断地下车清除障碍,一路上磨磨蹭蹭,走的时间还没有停的时间长。遇到停车的时候,游击队就躲在路边打冷枪,一会儿打中了马、一会儿又打死了骡子,整得卡车上的伞兵也不敢露头,趴在车箱里十分紧张。   
    车队经过一个隘口,坡坎上站着一个傻小子,鼻涕邋遢、裤子破得露了腚,伞兵们指着他直乐:“嘿嘿,瞧傻子嘿”,没想到那傻小子突然从破裤裆里掏出一颗手榴弹,“嗖”的一家伙就扔了下来,等当兵的反应过来再追上坡坎,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   
    手榴弹落在二分队的卡车上,当场炸死了两个人,石家勇上尉气得直骂:“这是什么邪门地方,连傻子都会甩手雷!”        
    在路上,蔡智诚发现先前那些被收割了一半的麦子地,现在居然连一颗麦穗也不见了,保安团的人直叹气:“坏了坏了,土八路肯定又出来转了一圈”。   
    这情况让“护粮队”觉得十分沮丧,早知如此,何必跑到沙河区去穷折腾,把这里的麦子割了、怎么也不止几万斤呀。游乐智队长连忙催促大家:“快走快走,快回县城去,别东边的粮食没收到,西边的麦子又被割光了”。        
    幸亏,东海县西部的麦子还是好好的。   
    可是,麦子虽然在地里,老百姓却全跑不见了,找不到人收割。   
    伞兵不会干农活,保安团也不干,还乡团的一帮地主又割麦又打场、成天累得跟狗一样也整不回来几袋粮食。   
    人手不够怎么办?去抓。一天早晨,有个地主喜滋滋地跑来报告,说他发现了劳动力,蔡智诚立刻带领部队围追堵截、把那些老百姓全抓了回来。原来,这三十多个农民都是本村人,因为逃出去的时间长了、有点不放心家里,所以想溜回来看看情况,结果就被伞兵给逮住了——这下好办了,有了壮劳力,那一天的成果大为增加。   
    到了晚上,“部队上士”(相当于军士长)陈保国向蔡智诚请示:“这些农民怎么办?要不要关起来?”   
    蔡智诚说:“关老百姓干什么?那不成了绑票的土匪了么?”   
    于是就让农民们回家睡觉。到了半夜,哨兵跑进屋报告说“村民跑了”,蔡智诚连忙追到村口,看见陈保国正在那里鸣枪警告,他不朝天开枪还好,越打枪、老百姓跑得越快,蔡智诚急了:“你这个狙击手,倒是认真瞄准一个呀”   
    “唐僧”把枪一收,板着脸回答:“杀老百姓?那不是比土匪还坏了么?”   
    蔡智诚也就没再说什么,回屋睡觉去了。        
    抓来的农民跑了,只好去招募临时工。   
    位于东海县和沭阳县之间的潼阳镇是苏北的旱码头,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很多,蔡智诚他们就开着大卡车、跑到镇上去招人。一帮伞兵把住路口,先是喊“一天十斤麦子,管吃管喝”,看看没人理睬,又改口嚷嚷:“二十斤麦子一天,包吃管饱!”,咋呼两个小时,总能忽悠来一卡车打短工的。   
    七月上旬的一天,伞兵又去潼阳镇“招工”,吆喝一通之后,就到馆子里吃午饭。那天也不知是个什么鬼日子,“唐僧”非要吃斋不可,饭馆子做的素菜他也不吃,嫌人家是用油锅炒的、荤腥味太重,宁愿就这么饿着。   
    到了下午,军车往回返,经过一个小村庄、看见炊烟袅袅,好象是有人正在做饭,蔡智诚就让车子停下来、钻进屋里问“主人家,有没有素食?”,那屋里只有一个老头,他回答说:“我家里从来就只有素菜,不见荤腥”,蔡中尉顿时很高兴,赶紧让唐僧到这户人家来化缘。   
    但是,老头的饭菜还没做好,让整车的人等着唐僧吃饭又不太合适,陈保国就说:“你们先走吧,我搭二分队的车回兵营”。那天,石家勇他们也在潼阳镇招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能经过这里,蔡智诚于是就跳上车走了。   
    车子一路开得飞快,可蔡智诚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陈保国是他的老战友,抗战期间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他对这个罗哩罗嗦的部下始终带有一种特别的关心。卡车已经快到军营了,蔡智诚还是命令立刻掉头,回去接唐僧。   
    可是,已经晚了。那个小村子空空荡荡的,只有陈保国一个人躺在院子里,脖子被砍断了,步枪也不见了。   
    蔡智诚说,战争期间,他见过无数的死人,但他只为陈保国一个人哭过;在战争期间,他做过许多坏事,而最坏的一件,就是在那天,他亲手点火、把整座村子都烧掉了。        
    烧房子的滋味并不好过。   
    那天夜里,蔡智诚想起自己弃笔从戎的初衷,想起自己曾经痛恨过那些殴打平民的军官和士兵,想起自己曾经盼望着投身一支利国利民的高素质军队,而如今,自己却成了一个纵火报复的匪徒、比以前那些兵痞有过之而无不及。内战的疯狂,正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一条邪恶的不归路。   
    蔡智诚烧房子的时候,他的部下看见了,二分队的石家勇他们也看见了,大家都知道蔡智诚与陈保国关系比较亲密,所以并没有谁出来阻拦他或者责备他。晚上,姜键大队长还特意跑来安慰小蔡,好象对他的野蛮行径十分理解。   
    不过,蔡智诚的心里依然很不痛快,他对姜队长说:“咱们成天不是抢粮食就是抓老百姓,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去山东找共军主力干一仗,总比在这里和民兵伤脑筋要强得多”。        
    结果,两天以后,他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1947年6、7月间,国共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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