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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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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告诉蔡智诚: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象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陈永思是遵义绥阳人(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很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回答:“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寻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的这个“湘江”不是湖南的那条江,而是遵义城里的一条小河。(马甲我也弄不清贵州的河为什么要取个湖南的江的名字——传说,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到河边散步,问当地百姓:“这是什么河呀?”,百姓回答:“是湘江”,主席顿时一愣:“怎么又是湘江?”,于是就很不开心的回屋睡觉去了……)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他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无关,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要给他点面子。 
    蔡何两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八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强,直到抗战中期才勉强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八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所以把第八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黄埔一期生),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黄埔四期生)派到第八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八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的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一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汪波,黄埔三期)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 
    82师是贵州部队,前任师长欧百川(就是参加过南昌起义、跟着贺龙打到海陆丰的那个“前敌司令”)、现任师长王伯勋(何应钦的亲信弟子,1949年12月起义)都是贵州人,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八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这熊绶春(黄埔三期生)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的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八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卖军长的帐、一个不卖师长的帐,还有一个实力太弱。作战效能可想而知。        
    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同学,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遵义人,48年在营口被俘)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 
    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然后表示:“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或者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他与这个新兵握了握手,叮嘱说:“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 
    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就象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象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的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象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里还藏着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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