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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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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智诚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工学院,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智诚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智诚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智诚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后任邱清泉兵团参谋长,于淮海战役中被俘),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智诚上士也变成了蔡智诚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智诚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智诚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智诚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智诚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十六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智诚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名叫钟汉勋。   
    钟汉勋是湖南人,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生,他是刚从第五军调来的,与参谋处长刘农畯的关系很好(他俩是老乡),因此,他去美国留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总长骂到乡长、从上将骂到上士,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键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后任93军军长,在锦州被俘),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消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国军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有点象是现在的“人民武装部”)。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       
    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智诚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独裁!专制!”,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叉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   
    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邱清泉第五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还组织了纠察队。   
    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12月1日上午,“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   
    这还了得!“军官总”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骂别人还差不多、岂能让别人稀哩糊涂地骂几句。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刚开始,“军官总”砸石头、学生们丢砖头,双方势均力敌。可打来打去,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炸伤了十几个——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学生被杀,事情闹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无论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大家异口同声:“还我学生,还我孩子!”   
    蒋委员长没有办法,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   
    第五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就是在金门炮战中被炸死的那位)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军官总”又端枪又抬炸药包、堵住大门瞎起哄,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邱清泉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军官总”,还让他们招供说是共产党给了经费什么的……   
    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几个搞法律的、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于是,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着急,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想来个死无对证。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双方闹到最后,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个争论的话题。在马甲看来,这件事,如果往深里分析,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确实十分复杂;可如果往简单里说,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军官总”,更加说不清。        
    被“军官总”这么一折腾,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   
    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伞兵证章”的资格。当初,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型的胸牌,现在,钟汉勋、刘农畯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蔡智诚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   
    其实,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留美预备班”的器材换了新装备,由原先的T4伞换成了现在的T5伞。   
    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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