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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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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成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性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日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日语流利、并且熟悉日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1935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在当时,老何不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且还被全国舆论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够义气,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的骂名都自己扛了,没有象张少帅那样把蒋委员长给牵扯进来。所以,老蒋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也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恢复名誉的机会。   
    既然是由“陆军总司令”出面受降,当然就不能让第三战区的部队跑龙套,可“陆总”的精锐兵马此时都在大西南后方,怎么送到南京去呢?只有空运。       
    蔡智诚他们是9月7号接到开赴南京的命令的。当时,18军11师正在举行入城式,姜键队长在办理移交手续的同时,又命令管理人员必须在一天之内把手头的“剩余物资”处理掉,这可把蔡智诚愁坏了。   
    所谓“剩余物资”其实是日伪仓库里的库存品。别人手头的物品还好办,可蔡智诚管理的那单物资中有五十吨锰矿沙,这原本是日军从湘潭矿区搜刮来、准备运往日本的军工原料,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愿意花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难处讲给长官们听,可队长和分队长都不肯罢休:“再难办也要办,赶紧想办法,能卖几个钱算几个,不然留给别人也是浪费……”   
    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只有去找几个冤大头。   
    这时候,监狱的事务还没有移交完毕,蔡智诚连忙把伪商会(万昌商社)的四个汉奸买办从号子里提出来,对他们说:“只要把这些锰矿沙买过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现,可以放你们回家”。   
    那四个家伙有点儿不放心:“锰矿是军需物资,被别人知道了难免还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们先把矿砂拿过去,回头再交给18军,岂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谁还会再抓你们?”   
    汉奸买办想了想,觉得这个破财免灾的办法还是比较划算的,于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诚从金远询专员那里弄来放人的批条,汉奸家属也已经把款项筹集到手了,整整一万块现大洋。   
    按当时的长沙市价,一块大洋相当于四百元法币。姜键少校看见一大堆没用的矿沙变成了四百万现钞,顿时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夸奖“老弟聪明!真能办事!”。        
    1945年9月8日凌晨,伞兵二队从长沙北部的新河机场登机,分乘六架C46、直飞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点,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这时候,已经有一位陌生的中校军官在跑道旁边等候大家,他就是突击总队的新任参谋处长刘农畯。刘处长是伞兵二队空降湖南以后才调来的,所以连姜键队长也不曾见过他,不过,这位中校处长待人挺和气,伞兵们对他的印象都很不错。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有的资料介绍他毕业于中央军校某某期,其实并不准确。当年他就读的是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后来被并入了中央军校,刘农畯也因此拥有了“相当于黄埔”的资格。       
    在机场旁边的库房里,伞兵一边整理军容,一边听候刘农畯布置任务。   
    刘处长说:这一次,伞兵部队的使命是担任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的仪仗护卫。原先计划调集的是两个队,前些天,伞兵三队已经由芷江飞抵南京、四队也从昆明来到这里——这两个队都是第一批通过考核的队伍,集中训练的时间最长、专业技术水平也最高——但“陆总”却觉得他们在组建之后没有打过仗,比起新六军派来的“百战雄师”略有不足,所以又临时要求增加一个具备战绩的队伍。而这时,伞兵一队已确定要参加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受降仪式,因此,到南京看岗村宁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队的头上。   
    刘处长说:“你们有战功、有杀气,由你们出马,一定能镇住日本人!”   
    伞兵三队的李海平队长也说:“何总司令的飞机等一会就要到了。本来我们三队已经做好了迎接专机的准备,但现在你们来了,露脸的机会就交给你们二队”   
    一席话说得大家好高兴。        
    收拾完毕,伞兵二队在刘农畯处长和姜键队长的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停机坪。   
    这时候,明故宫机场已经聚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上万名群众,他们手持鲜花和锣鼓、挥舞着国旗和欢迎条幅,个个兴高采烈。   
    停机坪上排列着新六军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伞兵二队就和他们站在一起。   
    新六军是从湖南芷江机场空运南京的。他们这次派来了两个师,第14师(龙师)担任南京市区的守备任务,新22师(虎师)接管镇江和扬州,另外,74军的57师(虎贲师)也临时抽调给新6军指挥,负责常州和无锡的防务。       
    贴一张老照片,当年的“明故宫机场”就是这个破烂模样。   
    这是南京市最早的民用机场,有两条跑道,位置在现在的南京航空学院附近,1956年被拆除了。        
    临近中午的时候,从候机楼里走出一大帮高级官员。走在前面的海军司令陈绍宽穿着白色的上将礼服,看上去特别显眼,在他身后的还有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江苏省主席)、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司令、京沪卫戍区司令)、郑洞国(三方面军副司令、京沪卫戍区副司令)、廖耀湘(新6军军长)、牟廷芳(94军军长)……   
    过了一会,何应钦的专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机场。   
    飞机并没有立刻降落,而是在南京市上空盘旋了好几圈。机群每低空盘旋一次、地面上的民众就欢呼一阵,真是热闹非凡——何总司令的受降专机很有讲究,前一回他从重庆到芷江洽降,乘坐的是“中正号”,这一回到南京签字,座机又换成了“美龄号”,的确是面面俱到。        
   一点钟左右,专机终于落地,何应钦走下舷梯,与他同机抵达的有谷正纲(社会部长、接收委员会主任)、贺衷寒(社会部次长,甄审委员会主任)、丁惟汾(社会部次长,抚恤委员会主任)、李惟果(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另外还有伞兵部队的老熟人、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中将等人。   
    这时候,机场上锣鼓喧天、军乐悠扬、彩旗飞舞、花束摇动,伴随着万千民众的呼喊雀跃,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南京市的女学生向何总司令献上了一束鲜花和两面锦旗,一面旗子上写着“日月重光”、另一面写着“党国干城”,一大帮记者涌上前去拍照,把舷梯口堵得水泄不通。   
    折腾了好久,何应钦才“突出重围”,在陈绍宽和顾祝同的陪同下检阅了新六军和伞兵仪仗队。   
    检阅之后,原本以为何总司令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什么的,可没想到他在队伍前面站了两分钟,一句话也没说、就匆匆忙忙地朝候机楼方向走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原来岗村宁次也到机场来迎接何应钦了,因为不方便出头露面,正在候机室里等候大驾呢。        
   从机场出来,伞兵二队乘车前往预先安排好的驻地。刚到中山北路的招待所,蔡智诚就被队长喊去开会,原来,他已经被选中担任受降签字仪式现场的“场内警卫”工作。   
    能够成为受降会场内部的仪仗护卫是十分难得的际遇。分配给伞兵的名额总共只有十二个,其中四名军官、八名士兵,蔡智诚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有战功(那枚云麾勋章又起作用了),二是因为他懂英语、可以和外国人打交道。   
    担任“内卫”的人员必须在“陆军总司令部”集中住宿,姜键队长开着他的吉普车,一定要亲自把大家送过去。蔡智诚疑惑地问:“你刚到南京,能找到地方么?”,姜队长哈哈大笑:“放心吧!闭着眼睛也能开到那里”   
    原来,举行受降仪式的“南京陆总司令部”其实就是原先的中央军校。抗战之前,中央军校在南京先后办了八届班(从6期到13期,其中6、7两期仍称为黄埔),伞兵部队的绝大多数军官都是这期间的学员,姜键本人就是第11期的毕业生,所以他当然知道母校的位置。          
    汽车开到中山东路和黄浦路的交叉处,看见路口上立起了一座大牌坊。   
    牌坊分为三层,顶端悬挂着中英美苏“四大强国”的国旗,中间镶嵌着国民党党徽,底下是一个横匾,写着“和平永奠”四个大字,整座牌坊被彩条花束、苍松翠柏装饰得十分漂亮,牌坊底下还站着威风凛凛的卫兵。   
    从这个路口进去,经过中央军校大门、军校广场,直到军校大礼堂,沿途的牌坊一座连着一座,而且每隔不远就立着一根旗杆,上面依次悬挂着联合国51个国家的国旗。第二天,也就是45年9月9日,这些旗杆和牌坊下面都守卫着头戴钢盔的哨兵,一侧是新6军14师的战士,肩负背包、手持步枪;另一侧则站着伞兵,戴白手套、端冲锋枪或者卡宾枪——只不过有很多人(包括记者)都不知道那是伞兵,把他们误当成宪兵了。       
    吉普车开到军校门口就不让进了,姜键少校只好掉转头回去,蔡智诚他们则被领到礼堂东侧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接受面试审核。担任考官的是“典礼总指挥”、新6军的副军长舒适存,他捧着报名材料反复查看、问来问去的十分仔细,好象生怕混进了什么不良分子。蔡智诚当然经得起审查,十分顺利地过了关。   
    顺便介绍一下——这个舒适存,30年的时候曾经担任过红八军(军长黄克诚)的参谋长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参谋处长,是个从红军队伍里叛逃出去的人物。        
    面试之后,发给大家一张特别通行证,并进行了任务分工。分派给蔡智诚的差事是担任“记者区”的警戒服务,在这个岗位上可以走来走去,比死站在一个地方的仪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电影,影片内容是欧洲战场上的受降仪式。先放映英美部队受降,场面比较轻松,美国人很随和,与德国兵有说有笑就象朋友一样。指导官解释说:“这代表了军人的绅士风度”。接着又演苏联部队,那场面就严肃多了,俄国大鼻子板着面孔发表演讲,“叽里咕噜”地把德国兵整得象灰孙子一样。指导官评价说:“这反映了欧洲人民对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总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么我们照谁的样子学呢?蔡智诚提议:“我们对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们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导官却不同意,他讲解了实行“以德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战争过后还要长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间的和睦亲近是实现长久和平的前提……最后,长官还提醒大家务必遵守纪律、爱护名誉、洁身自好、尊重对方,如出现玩忽职守的现象,定当严惩不贷。   
    会后,指导官又把蔡智诚叫到一边,叮嘱说:“蔡四娃,别人都不吭声、你站起来乱冒什么皮皮?以后注意一点……”        
    这位指导官名叫夏禄敏,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禄敏是遵义三中(今遵义师专)的学生,他们这个班出了两个外交人才,一个是共产党的韩念龙,当过新中国的驻瑞典大使,另一个就是夏禄敏,二十多岁就出任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馆的武官。抗战期间,夏武官先是在贵州防空指挥部工作,与蔡智诚的父亲是同事,现在又调到“陆总”办公室,负责受降仪式的总务管理和业务指导。   
    幸亏指导官是熟人,蔡智诚被教训几句之后就没事了。否则,就凭他刚才的那番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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