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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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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1945年4月底,207师机炮训练大队的少尉见习教员蔡智诚,终于正式加入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成为了一名国军伞兵技术上士。   
    从207师参加鸿翔部队的士兵很多,主动降衔的人物也不止一个。但蔡智诚却是207师最后一个报到的,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来自学兵训练大队的学生兵。        
    蔡智诚参加“鸿翔部队”的时候,陆军突击总队已经组建一个多月了。   
    说来有趣,美国人原以为第五军的伞兵不会有多少人马,顶多不过是一支侦察部队,因此认为从第十四航空队随便弄点装备就足够打发了。谁知道杜聿明的胃口居然那么大,翻开花名册一看,林林总总将近四千人!这么大规模的队伍,陈纳德的航空队哪里应付得下来。   
    魏德迈总参谋长吃了个哑巴亏,答应过的事情又不好反悔,郁闷了半天,最后只得派飞机空运物资,把原本为印度军队预备的空降装备先送给中国伞兵——不过,从这以后,魏德迈将军再和中国军方打交道,凡事就都要签个备忘录、先把细节讲清楚,这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吧。   
    话又说回来,美国人的装备也不白给。他们派遣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团长是考克斯中校,美方顾问不仅要负责中国伞兵的训练和考核,就连部队的作战调遣也要参与指挥,所以,这支陆军突击总队实际上是由杜聿明和美军司令部共同领导的。        
    伞兵的训练方式果然和普通步兵大不相同。   
    蔡智诚属于突击总队的“第四期补充兵”,训练营设在昆明东南的宜良机场。报到当天,军需部就送来一大堆长枪短枪,有阻击步枪、冲锋枪、卡宾枪,还有四五式手枪和勃郎宁轻机枪。负责训练的美军顾问是个大胖子上尉,他并不组织新兵射击,而是一人发给一张雨布,铺在地上让大家练习拆卸,把这些枪支拆了装、装了拆,足足折腾了一整天。   
    第二天上射击场,刚加入伞兵的这些“新兵”其实都是老兵了,本以为实弹射击没有什么稀奇,可到了现场才知道,美军的训练要求和国军的《步兵操典》根本不一样。就拿射击姿势来说,美军顾问特别强调步枪背带的使用,卧姿、跪姿用“套背带”(lopp sling),站姿用“挽背带”(hasty sling),射击完毕之后还要清洗枪具。而国军部队里决不会允许把枪背带弄来弄去,更不允许用肥皂水擦洗枪支零件——在当时,《步兵操典》被奉为国军的金科玉律,也只有这些美国人敢于打破规矩、另搞一套。   
    令蔡智诚印象最深的,是美军顾问十分重视训练安全。实弹射击的时候,每个射手身后都有检查员,反复核查操作程序。在打靶场练了好些天,用各种枪支从50码、100码、打到200码,弹壳堆成了小山,接着又练投弹、练爆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这和103师的新兵营简直有天壤之别。        
    不过,美国佬也有出事的时候。   
    蔡智诚刚到宜良基地没几天,训练营里就发生一件大事——负责指导汽车驾驶的美军教官(一个中士)伙同翻译和油库看守,把十几桶汽油拉出去卖了。   
    在当时,后勤的口号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盗卖军需油料属于严重的犯罪。中国军方侦破此案后,决定枪毙翻译和油库看守,没有处罚美国兵。可美军司令部却认为那个翻译是美军顾问团聘请的人员(西南联大的教员,不是军人),应该由美方审判,又把翻译从刑场上救了下来。结果,根据美国人的调查,盗卖汽油的主谋应该是教官和看守,于是就把那个美军中士判了死刑,却把中国翻译给释放了。   
    那时候,美国军人的事情只有美军自己可以管,中国方面无权干涉。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醉薰薰的美国兵,摇摇晃晃、嘻嘻哈哈、疯疯癫癫,根本不把中国军警放在眼里。可他们也有害怕的人,那就是美国宪兵。   
    宪兵系着白腰带、手拿短军棍,钢盔上写着“MP”。他们发现酗酒的士兵,就在路边画个圆圈,让醉汉在圈子里罚站。宪兵写个小纸条,注明处罚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贴在违规士兵的军服上,然后就走了,那醉汉站在圆圈里东摇西晃、一个劲地看手表,却始终不敢离开,老百姓在周围喊“哈罗”、喊“OK”,他也懒得答应,一副沮丧的模样,真是又可怜又好玩。        
    美国的宪兵威风,中国的宪兵就差劲多了。蔡智诚所在的“第四期补充兵”就是从宪兵三团和十三团招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这些人都没有打过仗,突击总队也没打算让他们上火线,准备把他们训练成“摺伞兵”、补充到后勤单位。   
    5月10日,总队训练处主任李宜年(朝鲜人,黄埔生,47年回国后被刺杀)到宜良基地视察新兵。“第四期补充兵”列队接受长官的检阅。   
    李上校走过蔡智诚面前的时候,发现了小蔡胸口上的“云麾”勋标,就问:“你在哪里得的勋章?”   
    “报告长官,在松山”   
    “松山?你不是宪兵么?”   
    “报告长官,我不是宪兵。原先在103师,后来在207师”   
    “噢……”,李宜年点点头。   
    于是,检阅之后,蔡智诚就离开了宜良机场,转到巫家坝机场接受跳伞训练。        
    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就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仓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仓,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象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45年5月30号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   
    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着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让他们再坐着飞机回去——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但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就只能转到其他部队,没资格当伞兵了。   
    头一次跳伞,蔡智诚也害怕。最紧张的是从座位走向舱门的那段路,按条例规定,伞兵跳伞时手掌的四指应该放在舱门的外侧,可走到机舱门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双手顶住机舱的内壁。遇到这种情况,教官只好把这人拉回来重新排队,反正他一旦采取了这个姿势,你想推他出去也办不到。   
    事实上,只要把手伸出机舱,就不再感到害怕,反而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教官一拍头盔,伞兵的身子就往前扑,怎么蹦出去的都不知道。   
    刚离开飞机的时候,强烈的气流刺激着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不一会,“嘭”的一声,背后震动一下,伞衣打开了,降落伞随即漂浮在空中,伞兵们在天上哈哈大笑、冲着地面狂吼乱叫,真是兴奋极了。        
    抗战期间,国军伞兵只具备强制开伞(挂钩跳伞)的手段,没有装备备用伞(有也不会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飞机以后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主伞出毛病就死定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伞兵的空降高度几乎是固定的,从600公尺处跳出机舱,就等于有400公尺的距离要任凭地面火力“打活靶”。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可怕。跳伞成功的喜悦盖过了一切担忧,每个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将”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跳伞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式编入伞兵分队。蔡智诚当天就被分配到伞兵二队的第二分队。   
    陆军突击总队下设二十个队(以后又增设了一个特务队和两个补充大队),每个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火力却超过了普通的步兵营。   
    以蔡智诚所在的伞兵二队为例。该队编制208人,下设6个分队(排),1、2、3分队为伞兵分队,4、5、6分队为机降分队。每个伞兵分队36人,配备火箭筒3门、轻机枪3挺、狙击步枪3枝、冲锋枪9枝、卡宾枪18枝;4分队(炮兵分队)配备60迫击炮6门;5分队(机枪分队)配备0。50英寸气冷式重机枪4挺;6分队(工兵分队)配备扫雷器、爆破设备和建筑器材。   
    伞兵二队配备有美式吉普车(机降车辆),各分队配备了电台和对讲机,组长以上军官配发望远镜,此外,每个伞兵都备有指南针、伞兵刀和四五式手枪。        
    伞兵二队队长是姜键少校,第二分队队长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诚是二分队的技术上士,任务是负责设备维护。二分队的传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师战防炮营的通信兵潘崇德。   
    突击总队的各个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队“诸葛”、二队“伏波”、三队“世忠”、四队“武穆”,这四个队是“鸿翔部队”最早完成训练科目的连队——不过,说是“完成训练”,其实有点打马虎眼。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   
    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型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下来了,一群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   
    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   
    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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