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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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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只要大军能够随到随走,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而且是乐于做到。我想,我们可以先缴粮缴草,请大人拨出仓库,预为存储;军队一到,立刻就有供应,至于谁该出多少,不妨随后再算。”。 
    
      “那就更好了!一言为定。” 
      果然,这个办法的效果很好,过境的军队,一到潼关,应该要什么便有什么,异常痛快。人心都是肉做的,地方上如此漂亮,军队也就不好意思骚扰了,随到随走,军纪肃然;而潼关市面也就大非昔比,以前大军过境,家家惶恐,胆小的甚至闭门不出,如今都是安居乐业,浑如无事。 
    
      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潼关附近各州县,连妇人孺子都知道“汤青天”这个美称。土豪劣绅,不敢也不能为恶;流氓地痞纷纷敛迹。”民间争执,知道什么叫讲理,先请左邻右舍,乡党长老排解;真到讲不清理时,才告到官府,因此,潼关备道茂门,落得个讼简刑清。 
    
      但是,汤斌自己却依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勤求民隐,兴修农田水利,为地方造产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他自己还忙着做学问,每夜一灯荧然,非到三更,不肯罢手。 
    
      推己及人,他觉得振兴文教是件万不可忽的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着手整顿潼川书院。 
    
      书院起于唐朝,唐明皇置“丽正书院”,招集文学之士,讲学其中,即为书院制度的滥觞。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书院大兴,最有名的是四大书院,而以白鹿洞书院为首。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德宗时,李涉、李渤兄弟归隐于此;李渤后来做了“浔阳江头”的江州刺史,便在白鹿洞修建台榭,成为一时胜景。其后南唐李家父子,素好文学;认为白鹿洞是个士子读书的好地方,下诏建立学馆,并给官田,以供学子薪水;派了李善道主持。称为“洞主”,而整个学馆,则称为“白鹿国库”,是南唐最高官学。 
    
      到了宋初,“白鹿国矿改为白鹿洞书院;以后渐次荒废。一人南宋,朱熹当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徽文,派官学教授杨大法勘查白鹿洞,接着又亲自去作视察,认为可以修复,也应该修复,于是白鹿洞书院,复又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乐土。 
    
      在白鹿洞书院,朱熹亲自订定了一篇学规,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伦为本,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而学做人的程序是:广泛涉猎的“博学”;学而不解则“审问”;问清了还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虽明,犹须“明辨”它的对与不对?是对的道理,便当“笃行”。同时他又申明做学问的目的: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虽为后世书院奉为圭桌,但书院并不能保持纯为做人而读书的那种高超的风格。在明朝,书院往往成为读书人论世干政之地,因此触犯忌讳,前后经过四次的摧残,到了末叶,终于有东林书院的名闻天下。 
    
      东林书院在无锡,是有气节的读书人,砥砺切磋之地;但以东林出身的,入仕以后,多居高位,于是无形中,有了一个与问党对称的东林党,成为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集团。这一番争斗,明朝既亡,犹复不止。清军入关以后,阉党的冯铨防备东林报复,反对设置书院;当政的旗下贵族。亦怕汉人借书院掩护,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诏令,不许设置书院。汤斌要考虑的,就是这一层关系。 
    
      在顺治九年有道上谕,责成各省学政,督率官学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书请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不过潼川书院既非新创,又不是结党干政,游食空谈,汤斌认为并不违反功令。 
    
      当然,书院还无法动用公款来维持,汤斌只能找到地方绅士,劝募一笔基金,也仍旧交由地方绅士管理,订立条规,置产收息,只用利息不动本。预定招收名额是正课二十名,附课视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课每月发给膏火银二两,附课减半。聘请朝邑的一位理学家雷子显主讲。名为“掌教”。 
    
      这样筹备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书院来肄业;报考的资格是不限制的,无论举人、监生、秀才,或者不曾进学的童生,都可参加。由于汤斌的实事求是,以及雷子显的道德文章,报考的有三百人之多。到了考试那天,汤斌亲自到书院照料;二月里的天气,春寒犹劲,考生一到,由汤斌带领的执事夫役,引到饭厅,先送上一碗滚烫的羊肉汤,条案上整箩筐的馍、大壶热茶,随意取用,初入书院,便令人从心底浮起温暖,向学向善之心,油然而起,一个个都在自誓,定要好好应考,取得高第,成为“正课”,在这潼川书院打下一个进德修业的基础。 
    
      考试的题目是汤斌与雷子显共同拟定的,叫做“盍言尔志”,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养。一上午考完,汤斌与雷子显立即阅卷;到了深夜,把三百本卷子看完,定了正课二十名,附课三十五名,第二天一早便已发榜,录取的即时人院,不取的也觉得很痛快,因为不曾耽误他们的工夫。 
    
      于是五十五名生徒,平日埋首钻研;逢初二、十六参加月课。其中一课名为“官课”,由汤斌开始,出题考试,评定等第,优等每名奖银二两,次等奖银一两;文字拙劣的,汤斌必定把他们找来,一个个细问学业进度,加以指点。到下一个月便是同州知府马呈祥主持;他的家累重,而俸人无多,捐廉所发的奖金便少些。然后又是各县县官到院出题考试,而不论是谁主持官课,汤斌一定要到书院来帮着照顾;因此,不但是书院中的生徒,就是主持考课的州县官,亦无不觉得这位“汤大人”循循善诱,跟他论学谈艺,确有一种身心俱泰的乐趣。 
    
      这样到了顺治十四年了西,是乡试之年。有个河南副主考丁澎,是杭州人,文名极盛,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与汤斌在京里相识,订交不久而极佩服汤斌的为人,所以出闱以后,特地经函谷道专诚来访汤斌,一叙契阔。 
    
      不想一到就病倒了,汤斌为他延医治病,代为办公事请病假,每天亲自看护医药;到年底病愈,正待启程回京时,来了一道上谕,指河南正主考黄钅心、副主考丁澎,主持试务有弊,为言官参劾,奉旨:“黄钅心着革职严拿察究,丁澎亦着革职察议。” 
    
3、科场大狱 
    
    
    
      逮捕丁澎的上谕到了汤斌手里,他颇为疑惑,丁澎的操守是他相信得过,何至于闱中舞弊?他在想,河南的正主考,也是他的顺治九年壬辰科的同年黄钅心,在京里当吏部员外时,曾听说有索取红包的不谨之行;如果了澎不是为给事中朱绍凤所误参,受了冤枉,就必是受了黄钅心的连累。总之是非黑白还没有判明,自己对这位纤道来访,而遭遇了拂逆的朋友,唯有尽可能加以安慰和援助。 
    
      于是他带着公文到客馆中去看丁澎,“飞涛!”他叫着他的别号,平静地说:“有件事似乎是新闻。”他把公文递了过去。 
    
      丁澎一看,显得一惊,接着黯然地叹了口气:“唉!我晓得要受无妄之灾!” 
    
      这就见得汤斌的猜测不错了,是受了黄钅心的连累;黄钅心到底如何作弊,他不便去打听,只是为丁澎譬解,“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说“飞涛,你总记得《西铭》上的话:‘贫贱忧患,宁至汝于成!’” 
    
      “见教得极是!”丁澎深深一揖,“这于我是个磨练,读书养气,在这些地方就得力了!” 
    
      解到京里,丁澎才知道要兴科场大狱,考官被参的,不止河南一处,而且河南的情节还不算重。最严重的是顺天和江南两闱;弊端由顺天发现,及于江南,再蔓延到河南、山东、山西。 
    
      科场的积弊,由来已久;皇帝决心加以整饬,这年——顺治十四年了酋,各省普行乡试,特地严厉告诫:“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 
    
      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顺天闭是一百六十八,江南闱是一百六十三,居各省的首二位。这一北一南两地,前者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后者为人文荟萃之区,因此这北南两闱亦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关紧要的所在,所派的考官,特别慎重。北闱的正主考就是曹本荣,副主考名叫来之绳,亦是学问优长的翰林宫。 
    
      正副主考以外,另外又派十四名考官,称为“房官”;在京师,照例选派各衙门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充任,这一类“散官”,另成一类,称为“中、行、评、博”;即是中书科中书,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的合称。这年,大理寺的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都被派充任房官。 
    
      这两个人是少年新进,才名甚高,而行止有亏;因此听说他们膺选入闱,许多不肖仕子纷纷钻营,谋通关节,尤其是走李振邺的路子的更多——居间经手的是一个湖州的秀才张汉。 
    
      张汉跟李振邺是朋友,到京谋生,因为资斧不继,借住在李家。李振邺的太太在原籍,京里只有一个新娶的姨太太。一天得到消息,说李太太已从家乡动身,不日到京,李振邺大起恐慌。 
    
      因为李振邺惧内。他的这个小名秋葵的姨太太是瞒着太太而娶的,一旦东窗事发,这饥荒有得打。但是,他又舍不得遣走秋葵。左思右想,想出了一条移花接木之计。 
    
      跟秋葵说通了以后,他找到张汉,说明原因,要把秋葵送给张汉,但是有个条件,只有在晚上,秋葵才是张汉的新姬;在白天,她仍旧是李振邺的外室。 
    
      穷愁潦倒的张汉,得此飞来艳福,自然一诺无辞。于是“绿杨分作两家看”,秋葵跟着张汉,另外赁屋同居,但依旧向月而开。 
    
      不多几天,她向李振邺诉苦,“老爷就是可怜我,也得替我找个富家儿郎,让我终身有靠,如今嫁了个穷鬼,三餐不饱,苦得要死,”秋葵淌着眼泪说,“转眼秋风一起,棉衣服还不知道在哪里?这个年更不知道怎么过了?” 
    
      “你不要忙!”李振邺应声答道:“我早已筹画好了,包你一到冬天,稳坐暖炕,黑的是煤炭,白的是馍馍,舒舒服服过一个肥年。” 
    
      “我不信!”秋葵真的不信,“哪有这样的好事?” 
      “这就叫机会!今年是子午卯西的大比之年,我已经内定了要入闱。”李振邺把秋葵抱着坐在膝上,低声向她耳际嘱咐:“你悄悄跟老张去说,叫他去找‘主顾’,要有钱人家的子弟,肚子里‘火烛小心’而急于想中举的;每一个六千银子,另加两成小费。我得正项,老张得小费,二六一十二,每个就是一千两百银子,能找到三个,你算算看,是多少?” 
    
      这再好算没有了,“三千六百两银子!”秋葵喜出望外,反又不信了,“真有这样的好事?” 
    
      “你不信就拉倒。” 
      “信、信!”秋葵笑着说道。“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发三千六百两银子的大财!” 
    
      在她已觉此是巨数,而张汉意犹未足,心里在想,这件事,在李振邺不费吹灰之力,而自己要去觅主顾,却须大费气力。出的力多,得的钱少,这笔生意划不来。 
    
      “哼!”他冷笑着对秋葵说,“你的眼孔真小,三千六百两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想想,他安安稳稳坐得一万八——如果我找不来主顾,莫说一万八千银子,一两人钱他也没得。” 
    
      “那么,你说,你要多少呢?” 
      “什么‘你’要多少?你到底是谁的人!你呀、我呀的,拿我当什么人看了?” 
    
      秋葵知道自己错了,“我是说‘我们’要多少?一时说错了也是有的,你何必这样子光火。”她也反唇相讥:“真是穷人气大!” 
    
      “好了,好了!”张汉却又软了下来,“我是生老李的气,你不要误会。老李良心太黑了!秋葵,你要明白些,你跟我是一辈子,凡事替我打算,就是替你自己打算,懂不懂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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