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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水平来讲，知识产权的全球化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1980年，在双边贸易的框架下，美国首先提出了在商品贸易的过程中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这项提议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又被进一步推广。这项协议首先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进行谈判，这一过程充分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之后，又转移到了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谈判桌上。谈判期间，知识产权委员会和国际知识产权同盟影响并介入了“游戏”规则的制定。值得一提的是，知识产权委员会和国际知识产权同盟是世界制药集团和文化产业的利益代言人，这些机构能量巨大。Pour lhistorique détaillé de cette évolution depuis les années 1980； Peter Drahos with John Braithwaite； Information Feudalism： Who owns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e New Press； New York； 2002； chapitre 6。
伯纳德·雷米奇（Bernard Remiche）认为，知识产权新的保护标准的立法实则剥夺了大多数国家的主权。这些国家对知识产权商品化，对知识产权直接威胁文化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健康、环保等公共领域毫不知情。他还强调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统一，“不符合关贸总协定的精神，关贸总协定是自由贸易协定，这种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一种社会合同，而不只是为几个国家的利益服务。”Bernard Remiche； in Protéger les inventions de demain； sous la direction de Michel Vivant； opcit。； p211。由于北部发达国家拥有95％的专利和绝大部分的版权，显然，不断扩展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与商贸之间的联系，造成了技术和科学的不平衡，完全忽略了知识产权在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建立和发展绝非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与该地区的发展水平、主权利益及在世界市场上的开放程度分不开的。艾滋病的扩散、人们无法获得基本药物等严重问题充分暴露了贸易与知识产权之间明显的不和谐。同时，贸易与知识产权的联系也对千年发展计划提出了疑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农业、纺织品业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北部发达国家的补贴及价格限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北部发达国家援助南部发展中国家资金总额的两倍。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 World Bank； 2002。
介于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宗旨是建立在南北双方商业互补的逻辑基础上，那么，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坎昆会议上，它暂时地让位于美国与一些国家（约旦、澳大利亚、新加坡、智利、摩洛哥）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协定，而这些协定则进一步加深了普遍意义上的不平等。Sungpoon Cho； “A bridge too far： the fall of the 5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Cancun and the future of the trad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7； n°2； june 2004； p219。
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双重观点说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法律部门以公共利益为借口，实则是被能量越来越大的私营企业的说客们所操纵，支持垄断和市场集权，抑制竞争，为达到不切实际的市场利润减少就业，将消费者看成是潜在的违法者，阻碍国际社会应有的发展宗旨。
在这种背景下，假冒产品的出现绝非是由于国际犯罪组织的增加，绝大多数情况下，假冒产品只不过是滥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产物。扬·穆利耶·布唐认为，“数码技术和互联网有将无形产品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趋势”，但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扩展，已经造成了“知识产权与数码时代难以共存的局面”。Pouvoir Savoir； opcit。 les idées de Yann MoulierBoutang sont largement reprises ici； tout en les adaptant à notre démarche。 无形产品的商业特点是在研发、品牌化及市场方面的高额费用，而产品复制的费用近乎为零。P2P网络的新型共享模式开创了布局分散的革新、创作、生产的新型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与建立在知识产权基础上的“重磅炸弹”式的、集中型的商业模式相反，是对生物技术、信息、文化工、纳米技术和化学农业等行业垄断的一种挑战。大集团公司为将数码产品占为己有，意欲实施数码权管理体系，它们不惜牺牲公共自由，不惜牺牲生物和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从自身利益出发，控制研究和创新。
综上所述，垄断和反竞争只能损害经济、就业、创新、研究和发展，而新的分散布局的商业模式，以开放科学、创新、竞争、消费者和南部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为中心，重建利益平衡机制。知识产权应当从阻拦人类社会的发展，抑制生产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应当随着新技术、新经济角色和新产品应用的发展而发展。那些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产品的借口越来越站不住脚。正如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 Brecht）的讽刺箴言所形容的那样，“人民由于自身的缺点丧失了对政府的信赖，这需要其自身双倍的努力再来赢得这份信任，”对政府而言，“抛弃这部分民众，再去选择另外的民众岂不更简单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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