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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信是这样开始的：“多年来家中搬动太大，把你们家的地址遗失了，问别人忌讳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家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们住处。大致家中变化还不太多。”
五页信纸写了不少朋友的近况，最后说：“熟人统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
他还是像在30年代那样关心我。可是我没有寄去片纸只字的回答。萧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两个月便离开人世。我还是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萧珊病逝。
我为什么如此缺乏勇气？回想起来今天还感到惭愧。尽管我不敢表示自己并未忘记故友，从文却一直惦记着我。他委托一位亲戚来看望，了解我的情况。1974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等到这个“结论”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渐恢复，我又忙起来了。多次去北京开会，却只到过他家两次。头一次他不在家，我见着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里连写字桌也没有，只放得下一张小茶桌，夫妻二人轮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经搬家，可是房间还是很小，四壁图书，两三帧大幅近照，我们坐在当中，两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1965年那个晚上，可是压在我们背上的包袱已经给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动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们不容易交谈，只好请兆和作翻译，谈了些彼此的近况。
我大约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吧，告别时我高高兴兴，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我以后就不曾再去北京。当时我感到内疚，暗暗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来看望他。后来在上海听说他搬了家，换了宽敞的住处，不用下楼，可以让人搀扶着在屋子里散步，也曾替他高兴过一阵子。
最近，因为怀念老友，想记下一点什么，找出了从文的几封旧信，1980年2月的信中有一段话，我一直不能忘记：“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尽管他说：“那能支持多久？”，可是他在信中谈起他的工作，劲头还是很大。他是能够支持下去的。近几个月我常常想：这个问题要是能早解决，那有多好！可惜来得太迟了。不过有人说，迟来总比不来好。
那么他的讣告是不是也来迟了呢？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应当用什么规格？有人说：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排定，找不到适当的头衔和职称吧。又有人说：“现在需要搞活经济，谁关心一个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笔就能把生产搞上去？”
我无法回答。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动笔更困难，思想更迟钝，讲话声音很低，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逐渐在老死。我和老友见面的时候不远了。……
倘使真的和从文见面，我将对他讲些什么呢？
我还记得兆和说过：“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他的确是这样。
我多么羡慕他！可是我却不能走得像他那样平静，那样从容，因为我并未尽了自己的责任，还欠下一身债。我不可能不惊动任何人静悄悄离开人世。那么就让我的心长久燃烧，一直到还清我的欠债。
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1988年9月30日
第二部分 从文家书选第4节 元宵夜致云六大哥
——1958年于北京
大哥：今天元宵，只我一人在家中，让我温习到许多过去元宵，有多少年生活，都真正是在无望无助可怕中把元宵送过！现在一切都好，只是觉得为国家作事不够多，人到中年，大致都会这样。久不写信，因月前又病了两礼拜，病时才明白真正有些衰老了，勉强开会，会中谁也不知道我病中好累！这些日子一好，又整天在陪苏州来的丝绸工人看绣花了。我居然来搞绣花和绸缎，我的存在真可说是离奇！也许过些日子，还要搞些我自己料不到的工作的。得你信，我可以告的如下，分别说说：
一、彭武一已为把钱托文化馆购了十多件土家族被面来，那边再不存钱了。现在手边已无钱可用。买的东西很好，将来或捐工艺美术学校。
二、你体力不好，不要勉强好胜作事。如公家要你退休，也就退休，有一定待遇，不会使你生活为难的。不要疑心别人又怎么样而不安。你已为地方作了好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身体不好，又到了年龄，决不要逞强反把身子弄得更糟。要学会真正谦退虚和，容物容人，才是保身之方。国家事事需要人，人在做事，要鼓励帮助他们。党即那么对人，值得我们学习。炳炳、罗妹也各有好处，先看好处，许多事就对了。我一生吃亏，是只知拼命工作，对人疏忽，不会“处变”，社会一变，因之几十年努力成为白费，对国家说也多可惜！如今快六十了，每日办公虽不必签到，但剩余生命消耗方式，想想也够不经济！但一切事都要人作，这一行无人作，我就作了。在任何时候，想到国家，想到六亿人的共同努力的理想，个人就觉得十分渺小，什么事只要对公共有益，也就作得挺起劲了。我在家中只是一个人，也还是一天到晚工作。即寂寞十分，还是支持下来了。今年还正式向馆中请求，只拿一半薪水，好多一二天空，帮外面什么单位白尽义务，更多作事服务！一生也有最得力处，即学林宰平先生，专看人好处，对人总不怎么计较。且认为即有些不好，也是当然事情。其中甚至包含那些过去我对他极好，后来以为我真的坍了，再也不理我，近来又来客客气气的人，我还是觉得极自然平常，不生气，不在意。我们都快六十了，望能互勉，把短处战胜。你身体需要的，是要一切从容淡然，才可望逐渐复元。世界都变了，不宜说自己脾气还要仍旧。如间或还生气着急，不是国家让你休养本意！徐悲鸿过去，即因病年余，起床后，因生不必要之气而倒下。欧阳予倩同样一病，可是静静养息，三年来，却完全好了。眼见例子，实在值得学习！你应以欧阳为师，才有资格看国家进步！好后再为国家作点事！陈叔通八十多岁还到处跑，即不随便发气！
三、国家处理“右派”分子极严，丁玲等或已开除党，肖乾恐将到乡下管制劳动，许许多多场面上人物，如罗隆基章伯钧等，大致都从此要退出场外。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得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我盼望你把对地方事、对年青人热心处，扩大为对你不喜欢的人的宽和。一切从肯定人长处作起，脾气一柔和，看事就更客观了。我毛病实在更多，今年就下定决心更改。几年来，我记住丁玲告我两句话，很得益，她说：“凡对党有好处的，就做，对党不利的，不干。”我很得到这话的好处。盼望你也记住它，用来对人，也会不同一些。
四、赵其文来，还问候你，认为你才是个“怪人”，是个“艺术家”！
五、近曾为湖南群众艺术馆买了一大批外国玻璃器，作为将来改进省玻璃生产参考。三千多万人的一省，比欧洲许多国家还大，将来有一系列轻工业待改进，我也许明年还会要回来，看看湘绣改进工作。将来也许收音机的装璜，我也会参加末议，来个民族形式的样子。
孩子们都好，在学校过年。虎虎一天劳动建校搞土方，大致要二月，完毕将仍在厂教书。龙龙明夏毕业。三姐仍在人民文学。我一星期有两三天在故宫。
二弟五八年元宵夜
第二部分 从文家书选第5节 丁玲女士被捕
丁玲女士这个名字，应当是许多人所熟习的名字。近来得到几个朋友来信，方知道她在上海租界上，已被几个政府的便衣侦探，用绑票方法捕去了。捕去以后就下落不明，凶多吉少。上海地方绑票案件极多，想不到还有政治绑票！
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他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义去说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异。譬如在江西，我的一个朋友，就亲眼见到过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过二百余名逃兵的事。朋友说完他那点稀有的经验时，就告我：“这是战争！”因为他这一句话，我便遇事装成看得十分平常了。既要“战争”，写这一页历史，难道上好的血不用，还去用那由于哀怜而来的眼泪么？
但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年青作家，本身同战场距离得那么远，他的住处又正是司法机关极其完备的大都市，他的活动也只限于用一枝笔写一篇两篇小说，是不是还得政府使用处置土匪处置敌人的方法来教训他？
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未敢苟同。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年青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种子在一切人记忆中而已。执柄当权的人若贤明达识，就不会采用这种政策。纵或作了这种事情，也明白如何去补救。为政府计，既偷偷悄悄把人提到了，若这人实在有罪，就应当罗列罪款，该死的，置诸典刑，人无间言；罪不至于死的，斟酌轻重，坐牢罚款。政府既以法绳人，自己一切行为，就应当从法律入手，有罪无罪，事情应由法庭处置，且应给堂下人一个在法庭上辩白的机会。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无人明白，所犯何罪，也不明白。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后面，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他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阳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官办各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便聚处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青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