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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房东自己虽是那么一个无趣味的人，却有一个壮丽年青的女人，高个子身材，白白的脸，奶子高高肿起，手脚皆发育得异常齐全。男子虽然说已在某野鸡大学教书，女人似乎并不受过多少教育。女人处处还有乡下人爽直单纯的脾气，高兴时大声的笑，不高兴时就独自跑到楼下厨房去枯坐。丁玲女士看见这房东太太生活得那么寂寞，穿得衣服材料十分好却十分旧，问她是什么时候缝的，她就说这还是半年前结婚的东西。
女人并不算得怎样美，但完全的发育把四肢长得整整齐齐，同时也把肌肉充腴，皮肤膨紧，性情变得天真朴厚可爱了。
先是似乎因为客人房中有糖可吃，房东夫妇来海军学生房中攀谈时间便多了些，等到糖果完事后，房东太太业已成为两个房客的熟人，房东一出外，这女人便跑来同丁玲女士谈话了。
人熟了点，就可觉得出这女人总有些什么地方像匹壮实的兽物，又有些方面近于一个好人。结婚了五个月，五月里穿的单衣，到十月里还只是这惟一当家衣服，天气渐渐的冷下来，各地皆应当烧壁炉或预备其他御寒工具了，这女人则只能把大条毛巾裹在身上肩部与胸部，作成一背心模样，外面仍然罩上那件结婚丝质袍子。也正似乎因为双方皆熟了点，从前成为忌讳的皆忘去了，那留学生对于女人的苛刻也越发多了。海军学生与我皆在一种愤愤不平中故意不甚理会那留学生，却给了那个壮丽女房东一些殷勤与关切。当时两人——把丁玲算进去也可以称为三人，还曾经作出一种可笑的计划，以为当按照这种计划，如何使这女人同丈夫分离，信托我们，让我们改造她，培养她，使她成就一个非常的女人。
但因此一来，那壮丽女人却对于海军学生感到了好处，海军学生原来的计划，虽并不想把他自己穿插在里面，弄出各方面多少口舌和眼泪来，然到了他发现这女孩子的感情如何在每个日子中有所不同时，一点点好奇心或也曾经把他牵引到别一处去做了些小小糊涂的梦。并且过不久，在房东那方面，似乎就有了眼泪同口舌，事情成为趣剧的场面，各方面把事情的原来的真实意思皆弄歪曲了。两个人搬到这住处来，花了那么多钱，赁一间窄小的房子，主要的是能写作。如今既不能做正经事，反而生出些讨厌事情，两人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为了一种方便的原因，我们住处，仍然选定了萨坡赛路，门牌为二百零四号。在那名为“新房子”的住处，三人中作为海军学生负责的，出了《红与黑》及《红黑》月刊，作丁玲女士同我负责的，出了《人间》月刊，我们在各书店出版取名为第二百○四号丛书的，计有单行本小说七种，海军学生此后成为问题的禁书——《光明在我们前面》，就在那房子里起首，丁玲女士的长篇《韦护》，也从这屋中二楼产生。丁玲女士一面尽全力写作，一面还把各处《红黑》订户名单，抄到封套上去，一面又忙着办种种杂务小事。第一期刊物在海军学生奔走下出版后，本埠各书店露眼处皆陈列了这本新出的刊物，刘既漂先生所设计的《红黑》封面，虽只那么两个大字，却非常厚重大方。我们三个人坐了车过四马路与北四川路各书店去看我们刊物，只见书店窗橱内皆陈列了这份杂志，且见到一些人拿了这杂志在手中翻阅，几个人便互相会心微笑着，从这一家书店溜出，又撞进另一家书店，快乐得真无言语可以形容。
回家后，大家谈着计算这刊物寄到各处后的情形，且想起书店中买书人情形，我们皆觉得应更谦卑一点来努力了。
过数日，我们轮流各处去打听刊物在本埠的销数，所得的消息使我们更觉得前途充满了希望。
我们自己知道各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几年来在十分卑微里努力，也只是希望各能尽点力于自己这份事业的信仰上。我们境遇那么糟，力量那么少，所知道的世界那么窄，我们把刊物办下去，文章作下去，同时也就是在学习创作学习生活。现在好像各方面皆有了光明，慢慢的，我们的态度得到了读者的同意，创作且成为一个新的趣味同一种新的方向了。但我们自己的打量呢？总觉得我们还是在学习。我们只是向一个辽远的理想迈步，同时这迈步认为是应当沉默的，无声无息的，故刊物在我们手中时，即或当时对于种种无味的批评，也从不加以辩诘与反击。这沉默又可以说是由于几人的稳重，或是由于几人的骄傲。是的，“骄傲”在几人中的确可以成为沉默的理由，几年来一般作者皆各在时会中推迁浮沉，若我们既不屑于攀援这种时代而随之浮沉，由于年青人的骄傲，设能极诚实的依凭自己点点微弱的信念，好好的写出些作品来，这骄傲除了妨碍到假文人的成名以外，还损害到谁的什么？
日子过去了。
半年余的忙碌，迫逼我们写了不少文章，告给了我们一分经验，使我们明白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徒然的努力。另外则共同增加了一点儿债。这其间，在上海方面，则有某一时“普罗文学”的兴起，以及几乎是反手间的“民族文学”的成立，两方面的作者与作品呢，作者名字那么多，且仿佛有许多人的名字还极其为年青人所熟习，至于作品却没有一个人能从记忆里屈指数得出他的数目。因为依上海风气，这些作家们照例是先成作家后写作品的，还常常使远地读者刚来得及知道他们的派别时，他们自己又早已新起炉灶成为另一种人了。
这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原不是中华民族本来的性格，然而一个文学发展史的叙述者，却可以把这种性格的形成，解释为“海派才情”与“商业竞卖”结合后当然的结果。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暴风，有什么不成？文学原许可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向，但认清楚了这方向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我们希望每个作者当他既认为必须在某种态度下制作作品时，先不缺少认识他那所取方向价值的能力，他还不能决定那方向的得失时，就莫太勇于然否，他既决定他的信仰时，就莫因为稍受打击便即刻“投降”。然而十年来的政治现象，正奖励到所谓“自首”这种人，上海商人所支配的书业，则大半只在把一切作者，随时改成各样入时面目以引诱读者，作为赚钱牟利的张本，因此十年来的中国新文学，除掉一些不足道的新海派文人与永远皆在那里转变的投机分子外，也就正只是用着一批身在上海为商人帮闲而活着的闲人、一批置身大学顽固迂腐的教授，各自扮着种种小丑姿势，以个人生活上的恩怨与个人情感上的爱憎为基础，展开了理论的场面，在也算是争斗寻觅中打发了十年日子。十年来成名的教授迂腐如昔，一说话时总仍然只埋怨中国还无莎氏比亚或托尔斯泰。成名的闲人，则带着本身在各刊物上丑诋造谣的故事，走入老境里去，沉默了。其中凡稍稍乖巧的，则又另寻出路作其他事业去了。也有身不服老而又鲠直倔强的，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在为弱小的事业与孤单的理想力主正义，则依然仿佛本身站在最前线上，作为人类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厌于执笔，不能写点自以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么有秩序的理论，说明所谓中国的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什么形式，需什么内容，在某种方法上某种希望里可以产生。只时时刻刻作着负隅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边受了威胁的小小一点，加以猛毒的一搏，却忘了大处远处自己所能作所应作的事情。
第三部分 记丁玲第19节 并不十分寂寞
明白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的生成，必需“把自己生活加入广泛劳苦群众的生活，自己的感情成为普遍群众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恰是群众的欲望”，这样年纪青勇于生活勇于写作者，并不是没有人。然而这种人，幸而不被上海商人刻薄所饿死，便是被政府捕去所杀死。教授与战士，则惟各自以偏持的诚实，致慨于中国文学之无望。若把这种种情景，排列在吾人印象中，同时且记着两人活着时作品之被同志所忽视，又如像丁玲女士一本销行最好的书《××××》，当海军学生被捕急于要钱时，某书店用一百六十元购取了她这本将近十万字的创作，以及被捕以前的年前十月里，穿了单衫过英美烟公司工人处作××谈话，想向某书店弄二十块钱还办不到，刚一被捕则书店中人便借她发了财，且誉之或承认其为革命作家的也就只是这种商人，真使人愀然无话可说。寂寞的生与悲惨的死并不稀奇，商人又有什么可稀奇呢？这一切原皆十分自然，不过说出来时，在读者间或稍稍以为古怪罢了。
中国知道敬重英国作家的有人，爱好俄国作家的也有人，但这些人却并不需要认识本国自己的作家。读者间照例缺少作品抉择的能力，必需要批评者来作主。大多数的批评，既然只是书业中人所作的广告，结果则销行最好的书同时也就成为内容最好的书。教授的文学观念、战士的文学观念、政府的法律、读者的趣味，莫不各在摧残中国文学的健康萌芽，使凡是有希望的作家，不为此一观念所拘束，就为另一观念所缠缚。政府对于作家除了愚蠢的杀戮以外，则从不作过一次聪明事情，读者则常常被一二负荷了三数盾牌迎风挂旗的流行作家，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养成皆为毫无见识极其可怜的分子。使人更觉得寂寞处，便是数及对于作家还有些微善意种种方面时，我们还不能不把上海经营新书业的商人安置于第一席。因为现在有人能从丁玲女士作品认识她爱敬她，且觉得她的作品美丽精深与伟大的，最应感谢就还是上海的书店大老板们！书店中人使她生活下来，当时社会的统治者正当想方设法毁去了这种难得的作家时，包括教授与战士在内，一切人皆仍然沉默着，如对于当时政府所作的其他各种蠢事一样，不发一言的。中国将来若果真有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照我想来，则这作品照例是应当不要忘却写到这样一件事情的。
我们所经营的事业，既在极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败，三种刊物皆停顿了，自然也就轮到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设法来还债了。按照情形说来，则单是上海方面各书店积欠《红黑》的账款，若可结算清楚，已经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但这种账目自然是无从清结的。外埠的账则按照习气，更毫无收回的希望。故我们皆想作点别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么事情，只除了做官，我们皆预备去试它一试。
文章自然还得继续作下去。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民族文学遭受奚落，经营新书业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归，整个情况渐趋衰颓时节，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外不闻作任何营救。为海军学生各处去电设法营救的，便也就正是成为所谓有“前进思想作家谣言与轻视之准的”的两人。）
我过吴淞中公教书约一个月后，适之先生听说海军学生夫妇，皆因为写文章已不能解决生活，便找他问是不是想作点事情，海军学生回家时，便从吴淞邀我过上海去商量，还是“死守残垒，在上海支持下去”较好？还是“暂变计划，向外省过些日子”较好？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原来就想作事，既有了作事机会，当然还是作事！”
商量结果结论也就只这样。但假若一个去外省做事，另一个又怎么办？便成为新的应当好好处置的问题。当时海军学生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