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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现代化和现在正在开展的全球化，它们都有一种必须的标准化取向，WTO组织事实上就在建立一套世界性的标准，这种企图就是以单一标准来规范世界各个国家的市场、金融、生产，表面看来，这种标准化、规范化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但是实际结果却远非如此，国家的政策法规也在随着这个标准化过程而改变，这些政策法规的背后有一套基本价值构成了它的合法性的基础，随着政策法规的改变，这套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捍卫文化价值的独立性成为最富激情的论辩领域。现在，国际市场的单一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越来越强势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典范，在这个双重压力下，保卫传统文化资源，展现多样性的文化价值，打破资本主义的文化垄断和“价值观的霸权”变得越来越紧迫，也越来越悲壮了。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族群组织如果要存活下去，它的内部必须有一套基本的价值来规范和协调人们的行为、思想和利益，没有一个社会仅仅靠欲望就能成立，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仅仅是个动物的存在。所有大的文明传统所以有意义就因为它创造了可以让人以群体的方式而存在的一套价值精神体系，属于这个群体独特生活方式的那些精神方向、凝聚力、日常调节机制，等等，而且，这些精神因素能够经受历史和各种艰难困苦、突发事件的考验，保证这个文明群体的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所以，文明所体现的精神价值是有历史意味的。中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讲究礼仪、关心群体、敬爱家人、勤劳节俭、注重教育、尊敬学问、善待友邦、协和万方的伟大传统，它的后面就是仁、义、礼、智、恭、宽、信、敏、惠，等等，就是你提到的公义、同情、礼治、责任，等等。这套价值体系，因为“五四”突出西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最近百年来这套思想都被弃之一旁，完全不受重视，这个社会能够认可的价值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毫无疑问这些价值有深刻的含义，而且也的确带领西方社会创造了现代繁荣，而这些价值传到中国遭遇的命运其实也不比儒家的命运好到哪里去，它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虚伪的世界观和儒家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世界观一并遭到清算批判。……它让我们感到深深遗憾的是，它的传入方式其实未必一定要以对中国传统的无情否定作为必要条件。这种极端的传入方式，事实上使得它在中国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内在价值的可能性被断送了，因为你没有任何本土价值作为消化这套外来资源的基础。因此，现代中国的情况令人非常尴尬，中国本土的最好的资源被破旧立新的狂热解构了，而西方有深刻含义的价值又不能真正落实，自家好的留不住，别人好的又拿不来，这是一种双重的价值失序，最危险的莫过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是最容易被污染的，所谓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它的任何精神性含义，而变成一个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末日疯狂，你想，酒可以做假毒死人，学校的早点可以掺假，不管孩子们是否中毒丧命，现在甚至连奶粉这种婴儿食品也可以掺假，造出毒奶粉，这还有人性吗？！最大的污染就是对人心人性的污染，人作孽不可恕，而这种污染所以会发生就是价值底线的崩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苦恼的艰难时代，两个价值体系好的资源不能发挥，剩下的就是负面的因素起作用，儒家的价值优势还有待发掘，而启蒙的价值却已然暴露了必须警惕的问题，如果没有对这些价值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它自身的深刻意义同时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价值重建、人文精神的培养恐怕难有成就。你在这些方面已经有长时间的考虑，各方面资源的比较研究也相当深入，能否比较具体地谈谈你的建设性的看法？
杜：应该强调，启蒙在人类文明史上起了那么大的积极作用，除了它的制度创新，比如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中的各种民间组织，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后面突现的一些基本价值，就是对人的重新理解，把人的长期被压抑、被压制的潜力调动起来，让它充分发挥，你看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博爱是社群友情的意思，人与人之间通过友爱而建立的社群。马克思提出将每一个人的充分的自我实现作为全人类的解放的前提，所谓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生产力、劳动不会限制人的自我实现，这种枷锁的打破就是社会主义，人的各种面向，娱乐、兴趣、个人的人格完成都不再为劳动异化所限制。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后面都有基本的预设，就是人的解放，从各种各样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最近，彼特·伯格他们的研究认为，真正的启蒙，不管是西化，还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它的核心就是个性的解放，所谓自由就是人的选择越来越多，每个人自我作主的条件越来越丰厚。一个独立的人格、自主的能力和个人的尊严，这些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只有经过启蒙以后的今天人才有可能，在这以前，你无论拥有多少超拔的精神，你都没有现代人的那么大的活动空间。这些空间就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启蒙的政治制度的创造、启蒙世界观的创造，那些价值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正因为如此，“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通过他们的努力寻找并传播了这些西方启蒙所代表的价值。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确实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价值，绝对是普世价值，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把它们当作普世价值，事实上，用我们经常谈论的“心灵积习”来看，在他们的心灵积习中，所谓现代价值也许比重最大、最健康的也就是这些价值，这个积淀是最厚的。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5）
但是如果仔细了解，这之间有两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上面已经提到，但值得强调，我们的理想是希望最好的价值能够相互配套，比如自由和平等，可是事实上有些最好的价值，它们之间有冲突、有矛盾，即使不说矛盾，但要消解它们的冲突，也不得不做一些优先次序的选择。比如美国社会很明显是突出自由，有的时候为了在经济上突出自由市场，对平等的问题置之不理，至少不特别关注，对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能够忍受。中国改革开放后，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为了小康社会，有赢有输，也有些被边缘化了，这个现象显示的是自由和正义及平等之间的矛盾，至少把自由当作优先，其他的价值受到边缘化的危险。正因为如此，重要的价值必须要经过有意识的群体的自我批判来了解它们之间互补的可能。美国的方式是因为自由市场的杀伤力太大，所以从罗斯福新政后大家一致接受要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有些人说得比较彻底，要让市场的粗暴的破坏力减到最低。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自由与公义能够相互共存，从矛盾冲突的危险中寻求共存乃至互补的可能，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严格地说，西方现代性所突出的矛盾冲突，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而且能不能真正彻底消解都很难说。北欧的情况比西欧好，西欧至少在平等互惠方面比北美强，在有些方面日本的模式比欧洲要好，反正这中间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把最好的价值之间的矛盾减少，即使有优先次序，也使它的优先次序不导致无法消解的矛盾冲突，这是政治学家处心积虑在考虑的问题，而且这主要是实践的，而不仅是理念的问题，但是在理念上没有突破，实践的可能就非常困难。
西方的现代性内部多元多样、各种不同的张力、矛盾冲突同时并存，这是一个基本状况。比如，我们知道，正因为有最突出的自由的价值，在西方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价值体系，因此也就有在启蒙条件下出现的最有宰制性和压迫性的集体主义，这两个之间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但确属同时存在的现象。正因为突出理性之光，最黑暗、最反理性、也是最反人性的那种力量同样也可以大行其道。正因为法治，暴民政治所暴露的反法律、仇恨法律成为另一种社会现象。正因为人权，很多最不符合人权的行为同时并存，以美国为例，可能是对美国过分严厉的批评，但是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人物不能辞其咎，在国内的人权和在国外忍受对人权的蔑视，乃至在国外行使最不人道、最不符合人权的行为，是从美国建国以来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独立宣言》中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另一方面却是奴隶制度发挥到了极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所谓第二代人权社会权和经济权的问题才刚刚触及，到今天还没有办法解决；这是大矛盾。这些例子非常多。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关于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三个基本价值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在现代化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以美国为导引，很明显，从多元现代性的角度来看，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是另一种现代化，绝对不是西欧模式的延长，突出自由忽视平等，更严重的是美国的现代化在开展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层次的社会解体，社群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处理好，更不必说什么面面顾到了。社群主义的出现就是针对着这个问题而发。像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的《孤独的保龄球》就是揭示了群体行为解体成为孤独的个人行为，后面的问题就是社群解体。当然也有人提出普特南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像福山在《诚信》中认为美国自由组合的力量很大，罗伯特·贝拉也有这种看法。因此，一方面是家庭、街坊这些社群解体，另一方面是各种不同的新的自由组合的社群又出现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断重组，比如同性恋形成了一股独特的政治势力，但它内部也形成非常有凝聚力、虽有异化却并不妨碍团结的结构，可以为社会集聚很多的社会资本。我的同事中也有一些同性恋者，像黛安娜·艾克（Diana Eck），是美国讨论多元文化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的伴侣奥斯丁（Austin），现在是哈佛的助理牧师，常常要来传教，她纯粹是女性主义，但不是革命性的女性主义。革命性的女性主义在神学院有她们自己的社团。这些过程是很复杂的，也非常有动力。另外，从美国对外援助上也可以了解美国的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在20年前，要求发达国家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0。7％援助那些贫困国家，结果都在下降，除了几个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和挪威。美国目前是降到了0。02，它的实际数字远远落在法国、日本之后。但是从民间社会来看，全世界范围里，美国民间社会的外援还是世界第一。这种情况必须全面来看。在这个大背景下，我想我们应该重新考虑，非西方的例如儒家的一些核心价值与西方的自由理性、法治人权之间的关系乃至互动的可能。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26）
黄：的确，现实的情况非常不乐观。现代化的典范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相形之下，思想反思的力量至少目前来看还是相当微弱的。我们面对一些令人窘困的处境，一方面，从当前美国大选中政治家的鼓噪和大众倾向来看，接受儒家和其他文明体现的普世价值，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美国价值观的偏执仍然有很强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却普遍地热中于把美国当作现代化的当然典范。上次我们提到欧洲大陆的现代性中理性主义的力量比较强，而英国、美国的现代性中新教改革的因素比较重，这也导致了对功利主义哲学、政治学的不同态度，从卢梭到康德，对功利主义立场一直有很大的警觉和很强的排斥。罗尔斯对这一点有很大的敏感，他始终担心的就是美国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功利主义，卢梭和康德理性主义的背景基本上没有进入美国政治，这样，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片面的突出自由，而对平等重视不够，使得弱势群体在美国的生存空间比较狭窄，下层大众生存处境的改善十分不易，如同你所说的突出自由而削弱了平等。
你刚才谈到法国大革命中的资源——自由、平等、博爱，我曾经和一个法国社会学家谈过这个问题，自由平等博爱是个统一的价值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出现了你提到的价值优先和排序的问题，自由和平等被割裂了，而博爱在政治上根本无从体现，只在慈善事业和社群生活中才有所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