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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得不对妻子的感受有所考虑。这就是说,他不能将这种默默坐着,什么也不干的姿态保持得太久。虽然他有理由让她信服,他这样坐着并非就是无所作为。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始在电脑上写,会让妻子更加塌实,也更多一份欣慰。这想法多少有点功利,他内心里,是有一点将妻子当成自己的写作投资人的。他也清楚“投资人”这个称谓用在妻子头上不太妥当。妻子是出于爱,而非一种投资行为。她毫不犹豫地就从为数不多的积蓄中取出钱来,为他购置了一台电脑。原因是,她听他说过,写长篇一定要有电脑。她也不是没有闪过这样一个念头,电脑发明前那些长篇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呢?比如《红楼梦》。但是,这念头马上就被她打消了。他也告诉她:“放心吧,半年时间就会将电脑的成本收回。”他打算先写一些通俗、浅显的文章投给报纸和杂志,赚取稿费。但是,对他的这个想法,她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她说:“要那样就失去买电脑的意义了。”是的,也包括失去辞职的意义。而现在,如果他迟迟不结束打腹稿的状态,将电脑打开,真正开始那种能够让她看得见的电脑上的写作,也一样会失去当初花一大笔积蓄购置电脑的意义,乃至辞职的意义。
“1963年5月8日,世界上一定有许多事情发生。但是我不知道。”当有一天,这个句子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他的情绪异常激动。他打开了电脑。“我是在这一年的这一天出生的。”他开始写道:“发生那些大事情的时候,我被裹在一只襁褓里,躺在县医院的产房。这一天的中午,我妈妈半躺在床上,喝我爸爸送来的鸡汤。据说,我哇哇地哭个不停。也据说,就是在这一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高背着他的行囊来到了我们县城。他高高的个子,走在街上,马上成了县城的新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县城像他这么高的个子还是很少见的。我当时不可能看见他。我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六岁的男孩了。他站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双手被一根绳子反绑在背后,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随着卡车的晃动而晃动。他那么高,比他旁边那些同样被绑着的人足足高出半个身子。卡车不止一辆,被绑着的人像数十只乌鸦挂在卡车的护栏上。马高无疑是这群乌鸦中最大个的。不光我,很多人追着看的也都是他。他的头发已经剃光了。他的衬衫在肩膀的部位被撕开了几个洞。我那时候已经认得一百多个汉字了。我记得我看见马高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的是‘反革命流氓分子’几个字。而其他人的牌子上写的字都与他牌子上的不一样,要么是‘反革命分子’,要么是‘流氓分子’。只有他,是将‘反革命’与‘流氓’合起来写的。这又是他的与众不同。”
写成这个开头,是在那天的上午。本来,他可以在吃过午饭之后,一鼓作气,一直写下去的。但是,他不想在这种激动的情绪下写得太多。他睡了个午觉,几乎是带强迫性的,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出了很多汗。他去洗了个淋浴,坐在沙发上,吃了一个芒果。他觉得房间里很闷,就站到阳台上去。天气是多云间阴。他看着对面楼房的阳台,不下二十个阳台,一模一样的阳台。他抽了一支烟,然后折回书房。
他本以为,小说就可以这样写下去了。他似乎已经有了认识自己的把握。但没过两天,他看了看已经写下的文字,又觉得十分不满意。他决定将它们全部删除。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又是整夜的失眠。第二天,他重新为这部小说起了一个开头:“这段时间,我经常梦见马高。其实我跟马高并不认识,他的故事我都是听别人讲的。有一次,我就梦见马高背着一只硕大的行囊在县城的街道上行走……”
但是,这个开头很快又被他否定。他删掉了那些文字。在焦虑中,又将小说的开头做了修改。这次的改动之大,还不在于文字本身的面目全非,而是人称的变换。照这样的开头,这部小说的叙述便由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开始的那个“我”已经不复存在了。
妻子来叫他吃饭。他从电脑前站起来。吃饭的时候,妻子问他,写得还顺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妻子便笑了起来,顺不顺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举着筷子,脸色发灰。妻子忙说,算了算了,你不想说就不说,是我多嘴。吃饭吧。但是,他好像已经没有了胃口。他说,不知道就是说不清楚的意思。我说不清楚这叫顺还是不顺。他停了停,又说,可能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我感到厌倦,所以,这种顺的感觉实际上又是不顺的。妻子自然是听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妻子说,我们厂子要开始搞改革了。他问,怎么改?妻子说,听说是让一家私营公司兼并,搞股份制。他问,那会是什么结果?妻子反问他,你是指厂子的结果还是我的结果?他说,我当然关心的是你。妻子便说,很难讲,也可能会下岗。他听到“下岗”两字,没有吭声,情绪似乎更加烦躁。那我怎么办?隔了好半天,他才这样问道。妻子笑了笑,宽慰他说,你放心,写你的小说,饿不死你。然后,妻子又说,我好像记得你认识一个叫张文的公司老总?他想了想,是平安保险公司那个张文吧?妻子说,就是他,你们还有联系吗?他说,我辞职后就跟这些人没往来了。他又问,怎么想到他?妻子说,你哪天有空,请他吃顿饭吧。他说,为什么请他吃饭?妻子说,厂子改革,下岗是迟早的事,我想早做打算。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吧。
请客吃饭只花了几个小时。但是,为了这几个小时,他却不安了好多天。先是确定吃饭的地方就让他很伤脑筋。贵了吃不起,便宜了不像话。他跟张文并不是朋友,只是认识。以前他在政府部门,张文有求于他。现在他无职无业,求了人家,拿什么来回报?而且,对于张文是否愿意帮这个忙,他还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要是被当面拒绝了,这顿饭白吃了不说,面子上也很难看。但妻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后来他想,就吃火锅吧。随便在哪里选个火锅店,既不便宜也不贵。更重要的是,在火锅店吃饭,气氛不至于搞得十分拘谨。决定下来,他就给张文打电话。张文在电话里表现得很热情,大有马上就想和他见面的意思。放下电话,他稍感宽心了一些。但这顿饭事实上吃得并不轻松。那一晚上,张文一直在说个不停。他发现张文的假发还是那样,梳理得一丝不苟,如不仔细看,真还看不出是假发。他似乎意识到,过去没能与这个胖子成为朋友,倒不是因为自己有多么清高,可能主要原因就出在那个假发上。他坚持认为,男人的假发跟女人的假胸是一回事,都让人产生不舒服的联想。张文已经是满头大汗,但他并没有将假发从头上摘去的意思。假发不是帽子,它几乎就是个隐私,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会摘去。他还发现,戴假发的人一般比真头发还要充满自信。说起来,他认识的戴假发的男人也就张文一个。因此,他的这个结论可以说就是从张文一个人身上总结出来的。如果有失偏颇,当在情理之中。张文的滔滔不绝,一大半都是在表达这么一层意思,自己目前生活得不错。“男人嘛,没别的,就是挣钱。”张文是在看着他的时候,用十分强调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这句话经这么一强调,感觉就是一句格言。当时在座的还有三个人。有两个是他过去的同僚,现在也还在政府部门任职,与张文以前就认识。他请他们来作陪,是想免去与张文单独相处时可能会有的尴尬。再一个就是张文自己带来的,一个打扮得有几分妖娆的少妇。张文给他们介绍的时候,说是小刘。也没说她是干什么的,更没说自己与她是什么关系。小刘倒也不是十分讨厌的那种女人。她很少说话,除了以一种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张文说话以外,就是时不时地欠起身来,给这个酒杯里掺上酒,又给那个碗里夹一块鱼。还始终面带笑容。笑得稍微厉害一点,眼角便展现出蛮漂亮的鱼尾纹。那晚上,他,以及他请来的两个陪客,多次想打断张文,将话题引到小刘那里去。但是张文的话绵长得超出寻常,就是打不断。好不容易,张文想到该去厕所释放一下了。这个间歇,两个陪客才插上了话。但是,占据话语权之后,这两个人并没如开初想的那样照顾一下此间惟一的女性小刘。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家的事。一个说,最近跟老板去了趟北京,见了某某。老板即他们的上司,普通公务员以此称呼处长,处长以此称呼局长,局长又以此称呼市长。这个本来是商界的称呼,时下已成为政界的行话。后来学界的研究生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另一个说,最近市里的班子可能会有点变动,某某要走,某某会上。这些话题,他在辞职以前是熟悉的,现在听来却格外觉得无聊。张文从厕所回来,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大多是昨天和某某吃过饭,前天又和某某一起打过保龄球,以表明自己对此并不生疏,也是局中之人。好不容易,他们想到了基本没说过话的他,想到了今晚这顿饭的主题。
他已经筋疲力尽,自己都想忘掉这个主题了,所以,当两个陪客开始为这个主题敲起边鼓,在张文面前替他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并用极端夸张、近乎肉麻的语言赞扬他的妻子如何漂亮、贤惠和能干的时候,他自己仍然是一言不发,万分窘迫,恨不得马上跑掉。但是,张文是个明白而又爽快的人,一口应承下这件事。不就是解决一个工作吗?公司我说了就算。接着又问,是想坐办公室呢,还是做业务?他说,随便,有个工作就行。这时候,跟他一样说话很少的小刘终于也说起话来。她说,坐办公室呢,比较稳定,但收入少。做业务辛苦,比较奔波一些,但要做好了,收入就很可观。并说,自己就是做业务的。他这才知道,这个妖艳少妇原来就是张文公司的一名保险推销员。她递出了自己的名片,他一张,两个陪客也一人一张。请多多关照。她的眼角又荡漾起那个蛮漂亮的鱼尾纹。张文说,我这里没问题,你回去跟嫂夫人商量一下。
回到家,他把情况说给妻子听。妻子静静地听完他的讲述,没有发表看法。只说,这个事情慢慢再商量,厂子里的改革尚未开始,不急。过了好多天,妻子都不提这事。但是,他却把这个事一直搁在心里,以至于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带着这种烦躁的心情,干脆就守着电视看。妻子下班回来,做饭,吃饭,洗碗,然后陪他一起盯着电视看。他们的性生活多年来一直是按二、四、六这样的频率平稳地进行的。即礼拜二做了,必间隔一天,礼拜四再做。但是,自从与张文吃过饭之后,这段时间里,他们天天晚上都做。这已经破例了。有时候,还要做上两次。几乎全是他主动搭手过去的。有一晚,做过一次之后,他还睡不着,翻过身,又想做第二次。这时候,她对他说,她已经想好,决定不去保险公司了。她还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自己这样着急地打算,完全是自寻烦恼。虽然她没说,也给他带来了烦恼,但意思就是这样了。他们一直是有默契的,不用说得太明了。他听完她的话,没有说什么。同时,也没有将眼下已经开始的第二次停下来,而是按部就班地坚持着做下去,直到两人都大汗淋漓,妻子一如往常地由里向外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过后,妻子问,好了吧?他说,好了。第二天,他就恢复了被中断多日的写作。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张文自从上次与他重新接上关系后,三天两头给他打电话,约他出去玩。他每次都想要推辞,但又没有推辞。每次与张文聚会,他都能见到那个少妇小刘。有一次,小刘就问他:“听说你是一个作家?”他很难为情地说:“我还什么都没写出来。我只是在写,现在还称不上是作家。”她很好奇地问:“你写的是爱情小说吗?”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不能说自己写的就是爱情小说。但同样的,他也不能说自己写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