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桑丘做了七天“总督”，审案件、下指示、立法令、出公告忙得不亦乐乎。一天晚上，他饭没吃饱，酒没喝足，正在床上躺着，忽听人声、钟声、鼓声、号角声闹成一片。二十多个人举着火把，拿着剑，冲他高喊：“拿起武器呀，总督大人！”说是公爵的敌人已入侵海岛，让桑丘穿戴盔甲，统率他们打退敌人。可怜的桑丘被两块盾牌夹着，既不能弯腿，也不能迈步。刚起步就砰的一声跌倒在地下。那群恶作剧的家伙看他跌倒在地，就在他身上踩来踩去，不断用剑在他盾牌上乱砍。桑丘气愤至极，等天一亮，就辞去了“总督”职务。他说：“把人这样捉弄，只能一次，我凭上帝发誓：不论这里或那里，即使总督的官儿扣在两只盘子里端给我，要我接受呀，就是要我没有翅膀飞上天。”骑上他的灰毛驴儿走了。快走到公爵府的时候，不幸连人带驴一同掉进了地洞里。
堂吉诃德这几天在公爵府里也没有得到一刻安宁。一天晚上，公爵夫人的一个侍女在堂吉诃德敞开的窗前对他唱歌求爱。因为他忠贞不二，永远是杜尔西内娅的人，就关上了窗子。第二天晚上，侍女又来了，正当他用歌声谢绝侍女的“痴情”时，忽然在过道里出现了一条系着一百多个铃铛的绳索，随即又倒进一大口袋猫儿，尾巴上都系着小铃铛，铃铛声和猫叫声闹成一片，堂吉诃德毛骨悚然。恰有三只猫儿从窗格上落进堂吉诃德的卧房，东蹿西跳，好象屋子里来了成群的魔鬼，他举剑乱刺。不幸一只猫儿跳到了他的脸上，抓住鼻子乱咬，痛得他大叫大喊。公爵夫妇急忙赶来，从他脸上把猫拉下来。堂吉诃德的脸已经被抓得鲜血淋淋，鼻子也不很完整了。
堂吉诃德在屋里养伤时，公爵夫人的傅姆真的来向堂吉诃德求救。她说，她的女儿被一个大富农的儿子骗上手以后就抛弃了，告到公爵那里他也不管。她只好来求堂吉诃德为她们作主了。傅姆在诉苦的过程中，说了公爵夫人的坏话，结果话音未落，便有两个蒙面凶手闯进来，关了灯，把她和堂吉诃德痛打一顿。堂吉诃德想不明白是哪个恶法师这么害他。堂吉诃德伤痕痊愈，便想离开公爵府继续行侠。起程前傅姆再次求堂吉诃德为她女儿主持公道，公爵夫妇也想用这件事捉弄堂吉诃德，就决定让堂吉诃德和富农的儿子来一场决斗。富农的儿子闻信逃跑了，公爵让一名经过训练的小厮代替他。堂吉诃德在准备去决斗场的途中，听到桑丘在地洞里叫喊，就喊人把他救了上来。在决斗之前，小厮一眼瞧见了傅姆漂亮的女儿，就顿时爱上了她，他不顾公爵的策划，表示不愿拚命，愿意和她结婚。当傅姆的女儿知道他是小厮的时候，也表示愿作小厮的正式妻子，不愿做绅士玩弄的女人。堂吉诃德不战而胜，大家为他欢呼！但那小厮却被公爵夫妇关押了起来。
第二天清早，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就向公爵夫妇辞行，踏上了通往萨拉果萨的大道。当他们在客店里看到伪书《堂吉诃德》第二部把他们主仆二人污蔑得不象样时，就一心要揭露伪作者的谎言，决定不去萨拉果萨，而直达巴塞罗那，因为巴塞罗那也有比武。
路上，遇到侠盗罗盖·吉那特，由罗盖介绍，巴塞罗那城的富绅堂安东尼欧成了他们主仆二人的东道主。堂安东尼欧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一天，堂安东尼欧带堂吉诃德上街闲逛的时候，偷偷在他衣背上钉了一方羊皮纸，上面大字写道：“这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街上无论大人还是小孩看见堂吉诃德背上的标签，都跟着他，念着他的名字，他高兴地说：“游侠骑士道最受人器重，谁当了骑士就名满天下，天涯地角的人都知道他。”堂安东尼欧带着堂吉诃德主仆二人到海船上参观，舰队司令按贵宾仪式的规格接待了他们。在海船上，他们听到了摩尔人李果德父女被西班牙当局驱逐之后悲欢离合的故事。大家同情他们的遭遇，愿意为他们留在西班牙而奔走。
一天清早，堂吉诃德披戴着全副盔甲到海边闲逛。忽见一位骑士迎面而来，也全身披挂，盾牌上画着一个亮晶晶的月亮，自称“白月骑士”。他对堂吉诃德说：“我为了自己的情人，特来和你比武！”他非让堂吉诃德承认杜尔西内娅不如他的情人美。堂吉诃德接受了挑战。决斗的条件是：“白月骑士”赢了，堂吉诃德放下武器，在家呆一年，剑把子也不许碰。若是“白月骑士”输了，他的脑袋由堂吉诃德处置。总督和堂安东尼欧闻信赶来，总督认为这不可能是认真决斗，也就同意了。“白月骑士”纵马猛冲，把堂吉诃德撞落马下，堂吉诃德被摔得浑身疼痛，昏头昏脑，只好放下武器。“白月骑士”得胜之后，跃马扬鞭，扬长而去。堂安东尼欧派人探听“白月骑士”的来历，原来他仍是参孙学士，参孙这次又是专程来哄堂吉诃德回家的。
尽管堂吉诃德又烦闷、又气恼，也不得不按照决斗条件捆上自己的武器解甲归田。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让桑丘继续打鞭子，以解救他的着魔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
堂吉诃德回家以后，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想当个牧羊人。但因忧郁成疾，终于卧床不起。临死前，觉得心里“豁然开朗，明白清楚”了，“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荒谬的骑士小说每一本都讨厌，也深知阅读这种书是无聊、最有害的事”，对毒害他的骑士小说“深恶痛绝”。并立下遗嘱，让他的唯一亲人、遗产的继承者——外甥女嫁一个从来没有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得不到他的遗产。奇情异想的拉·曼却骑士如此结束了一生。
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写了如下一首墓铭：
邈兮斯人，勇毅绝伦，不畏强暴，不恤丧身，谁谓痴愚，震世立勋，慷慨豪侠，超凡绝尘，一生惑幻，监殁见真。
荒诞与理性—— 《堂吉诃德》思想艺术分析
塞万提斯所创造的《堂吉诃德》究竟是一幅“逗人发笑”的光怪陆离的荒诞漫画，还是一曲“可悲可叹”的理想主义的祭歌？他究竟是为了象他自己反复申明的那样“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还是蕴藏着“揭露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教会”的更深一层动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审美倾向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法”。也许正是《堂吉诃德》的这种多重品味，导致四百年来众多评论家们喋喋不休地争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堂吉诃德》最早是作为“通俗小说”而风靡于西班牙的。当时的西班牙人喜爱读“骑士小说”，就象今日许多中国人迷恋“武侠小说”一样，于是堂·吉诃德这个“疯骑士”“行侠仗义”的滑稽故事使举国上下如痴如醉。人们喜爱的是它的“逗乐”和荒诞不经，所以他们呼唤“再来些堂吉诃德故事吧！只要写堂吉诃德冲杀，写桑丘·潘沙多嘴，随他怎么写，我们都喜欢。”当时的某些高雅文士们如维加等，之所以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不屑一顾，也是因为其“可笑”与“荒诞”。在英同，人们最早看到的堂·吉诃德也是一个“可笑的疯子”。英国文学评论家艾狄生就把《堂吉诃德》与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胡迪布拉斯》（Hudibras）并称为“夸张滑稽”的作品。
渐渐地，人们象嚼橄榄似的嚼出它辛辣的讽刺意味来。自从《堂吉诃德》出版后，西班牙就再也没有“骑士小说”出版了。后来，人们品味到的苦涩越来越浓烈，许多人因此而愤慨起来。拜伦认为塞万提斯在微笑之中将西班牙的骑士制度连同英雄精神一起“挥去”。英国批评家约翰·罗斯金进一步认为，塞万提斯的讽刺不仅给西班牙，而且给全人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他在消灭骑士尚武精神的同时，“使纵欲代替了忠心、抢劫代替了保护、背叛代替了忠诚、自私自利代替了骑士精神。”德国诗人海涅也持同样看法，他说塞万提斯的讽刺，在不知不觉之中，把武士的英风侠骨和“人类一切激昂奋发的热情举动”都当作笑柄。
当时还有许多人和批评家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考证过具体的讽刺对象。如《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就曾经肯定地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个形象，就是讽刺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著名统帅梅迪纳·西陀尼亚公爵的。这种烦琐考据显然背离了塞万提斯的创作初衷。
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堂·吉诃德成为“可笑又可爱”的人物。菲尔丁的一系列作品被誉为“《堂吉诃德》在英国文学中最强壮的分支。”菲尔丁发现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在剧本《咖啡店里的政治家》中，借剧中人之口说，世人多半是疯子，他们与堂·吉诃德不同之处只在疯的种类而已。剧本 《堂吉诃德在英国》，描写了这位西班牙的旅行者在英国的遭遇，剧中他对桑丘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这里的堂·吉诃德不是一个“可笑”的讽刺对象，而是一个讽刺社会的英雄。菲尔丁的小说《约瑟·安德鲁斯》则明确地标明“约瑟·安德鲁斯及其朋友亚伯拉罕·亚当斯先生的冒险故事，仿塞万提斯的风格而作”。小说描写的亚当斯牧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书呆子，他乐于助人却不了解社会，所以常常吃亏上当。在他遭受挫折的窘境中，他总可以通过重读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使自己得以安慰。在菲尔丁的影响下，英国文学中诞生了许多“可爱又可怜”的吉诃德式形象。如斯泰恩笔下的托贝叔叔，哥尔德斯密斯书中的普里姆罗斯牧师，狄更斯 《匹克威克外传》中滑稽幼稚的匹克威克先生，威廉·萨克雷创造的牛肯上校等。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出于破除宗教迷信、反对专制极权、建立资本主义文化的需要，人们更加注意到堂·吉诃德的理性与道德观念。他逐渐不再是人们的笑料了，而被评论家们置于与普罗米修斯或安提戈涅一样具有道德严肃性的高度上进行讨论，并加以重新评价。英国诗人蒲伯首先看到堂·吉诃德那副严肃的神情，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轻鄙之心。”寇尔列支认为，堂·吉诃德象征没有判断、没有鉴别力的理性和道德观念，他的感觉并没有错乱，只不过是想象力与纯粹理性太强了，当感觉所证明的东西不符合他的想象与理性，他便把感觉撇在一边。寇尔列支强调了堂吉诃德的道德观念、理性与想象力。这时，人们又看到了一个真诚专一的、具有“超越精神”的、严肃的道德楷模和理性象征。
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家眼中，堂·吉诃德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他情愿牺牲自己，一心追求一个现实世界所不容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可笑更可悲”。他们认为，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而不是笑。英国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威廉姆·海兹利特认为，《堂吉诃德》这个可笑的故事掩盖着动人的、伟大的思想感情，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德国批评家弗雷德利奇·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表现的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海涅认为，《堂吉诃德》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它“想教早已成为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教未来赶早在当今出现”，“就和现在的事物冲撞。”他反对说《堂吉诃德》具有反宗教、反专制的意味。他说，“在《堂吉诃德》里听不见反对旧教的声音，反对君主的极权的声音也一样听不见。那些听见这种声音的批评家显然错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俄罗斯文学家的眼中，这种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认识被升华到接近形而上的高度。别林斯基认为，正是由于对现实的毫无理解，才使得堂·吉诃德成为一个令人发笑的疯子，“假如这种勇敢、这种善心、这种虔诚，假如所有这一切美好而崇高的品质，使用的切合实际和合乎时宜，那么堂·吉诃德本可以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他认为，堂·吉诃德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天性本身是荒唐的，他总也看不到现实的真实情景，总也不能把自己伟大心灵的全部充沛的力量使用的合乎实际与合乎时宜。屠格涅夫在比较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形象时，把他们的区别归结为：一个是犹豫的、内省的怀疑论者；另一个是为实现某种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行动主义者。他认为，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可以承受种种艰难困苦，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