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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生的崇拜几乎是与医学史同步开始的。中国的文明始祖，诸如神农、伏羲、轩辕，都是兼职医生。还有商汤的宰相伊尹，因为研制出汤药而被推为亚圣。中国人不是把医生当成神，而是医生本身就是神。中国人从来不曾中止过对医生的迷信，即使身为万民之主的皇帝也不例外。尽管某些巫医不啻于职业杀手，但他们历来以正面形象出没于历史。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可以被视为这种巫医崇拜的典型案例。据患者薛宝钗介绍，这种“海上方”，“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上十二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9〕。而这一偏方的制造者，便是那个并无行医执照的神秘和尚。这一略带抒情色彩的药方无异于摆在现实面前的一道五级方程。难怪周瑞家的控诉道：“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10〕它实际上是对病者弱势地位的形象表达，作为被支配者，薛宝钗在现实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已被化解得无影无踪。
这提醒我们关注医疗中的权利关系。那就是，患者永远处于被支配、被规训的地位上。像薛宝钗那样，在医生的指点下亦步亦趋，在等待和煎熬中苦寻生命的解药。做出妥协的永远是病人而不是医生。
医院实际上就是医生对患者进行规训的场所——病人必须遵循医嘱打针和服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起床和休息，必须根据医生的指示而出现在各个检查科室，而且，必须服从若干医疗禁忌——不许吸烟，不许喝酒，不许打牌，不许说笑……他们像病理切片一样，被医生们从原有的生活秩序中截取出来，放置在一个统一管理的系统中，被分析、监视和控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进行重点研究，实际上，医院和监狱有着相似之处——它们有着类似的监控系统，这种监控是通过规章、建筑和看护者共同完成的；连它们的功能都颇为相似——它们都以“治病救人”为目标，只不过医院治疗的是身体上的病，而监狱治疗的是心灵和行为上的病而已。
尽管有些医院开始实行人性化管理，在环境布置上与家庭接近，病房内有电视、微波炉和浴室，但这无法更改它的性质。病床与我们的卧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休憩之所，而是疾病的陈列场。医生每天的查房不是对病人的访问而是对疾病的探寻。医学对身体的救援是通过摆布、奴役甚至惩罚实现的。它企图取代疾病，成为我们身体的新的控制者。在拯救身体的名义下，医学对身体形成了新的专制。
疾病是来自身体内部的叛乱，但它却引发了我们对于身体外部的兴趣。治病也不再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甚至政治意义的事件。在此我们不得不抛弃基础主义论点而趋同于反基础主义论点，后者“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或者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者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或者他们将身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或者将身体看作是社会话语的某个效应”〔11〕。身体不再是一套时而正常运转时而出毛病的物质系统，而是一套社会系统，它包含着以现代医学为代言人的工业社会对身体的孤立和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入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12〕
四
如果我们把“赤脚医生运动”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剥离出来（《春苗》一片以阶级斗争理论诠释医疗战线的矛盾显得十分牵强，钱济仁医生准备给水昌伯注射毒药的情节十分荒谬），理解为一场反对知识特权和医学专制的运动，或者一场轰轰烈烈的身体解放运动，那么，它就是一场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运动。如同中国历次革命一样，它由是底层农村发起的，主旨就是打破医生对于医学的垄断，从而建立一种将劳动者与治疗者合二为一的体制。它一方面表达了无产阶级对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的不信任（水昌伯曾经愤怒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同时表达了作为劳动主体的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春苗：“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针头！”）。
“赤脚医生运动”的起源地是上海郊区。是一支既参加生产劳动，又防病治病的基层医疗队伍。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对“赤脚医生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回顾：
1958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1960年6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两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严重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1年8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三百多人。
1963年、1964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两千三百多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两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13〕
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言人，田春苗始终如一地进行着争取治疗权的斗争，尽管钱济仁医生已经宣布：“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你看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杜文杰也再三告诫：“拿锄头和拿针头不是一码事。”但这部影片的意义，正在于让拿锄头的手掌握针头。在影片中，医药箱作为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呈现。对医药箱的争夺成为情节的一个焦点。它既代表着一种阶级权力，也代表着病人的权力——“赤脚医生”和病人都是农民。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水平。以去年（即1967年——引者注）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两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这实现了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合一。这或许是领袖为构建他心目中理想社会而有意进行的制度设计。杜文杰有一句话口头禅：“如果村村都有医疗室，还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呢？”这证明了医疗权力的下放对知识专制至少在理论上具有抑制作用，尽管它在实践中有一定难度。
“赤脚医生”运动在制度层面上有它的迷人之处。“赤脚医生”的农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医生的社会特权，使对身体的管理、修复和重建的主体，由他者变成自我。由于“赤脚医生”是由公社挑选的，所以，“赤脚医生”基本上是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由此可以实现病人的权利保障。
但问题至此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赤脚医生”毕竟还是医生，而不是病人本身，如福柯所说：“病人不过是一个外在事实。”〔14〕于是，把医生归入纯技术领域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医生如果要弥补他们与病人之间的鸿沟，必须承担起道德责任，把自己视为肉体的教士。这不仅仅归因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已经拥有了灵魂与肉体密不可分的概念，对肉体的治疗，等同于对精神的治疗（以后精神医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因为它化解了生命中最大的矛盾和困惑，减轻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惶惑和对死亡的恐惧；更重要的，这透露了人们对于医生谨慎的怀疑态度——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从事的工作是对我们的身体进行重塑乃至改造，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福柯指出：“由于医学变成一种公共的、无私利的、受到监督的活动，它就能够不断地改进；它在减轻肉体痛苦的过程中将会接续教会的古老精神使命，成为后者的一个世俗翻版。”〔15〕他甚至主张医生必须免费为病人服务，以便与他们的神圣使命相对称。而这一切，已经涵盖在毛泽东对“赤脚医生”的制度设计中。在毛的理念中，治病已经成为治国的象征，他试图通过治病来获取有关治国的政治灵感。
如果将“赤脚医生”运动纳入阶级斗争的主题显得有些小题大做，那么，它至少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变革，它旨在改变医生的身份，赋予他们更多人道和正义的功能，甚至使他们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疾病的对手，而且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作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作斗争。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通过把医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医学的一种积极意义。医学没有停留在原先的状态，即‘对无数疾病进行枯燥和伤感的分析’，或者说那种可疑的否定之否定，而是被赋予一种崇高的任务：在人们的生活中确立健康、美德和幸福的正面地位。”〔16〕
五
春苗一丝不苟地担当着时代赋予她的重任。在当时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不乏对于“赤脚医生”的圣徒式的描述。除了要归因于当时“三突出”的创作法则，它刚好与医生“治病救人”的正义身份相符，她们缺的，只是天使的一对翅膀。一本报告文学集《广阔的路》是我学习写作的早期范本之一。这本书中，对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家庄大队医疗站的北京知青孙立哲有如下描述：
他给妇女割子宫瘤。“你只听见血管咯吱咯吱的响声，钳剪和白瓷盘轻轻相碰的响声”。“不久，手术结束了。当洁白的苫布慢慢揭开时，四双眼睛一齐盯向患者的脸，啊，她的容颜仪态多么好啊！患者眨着眼睛，疑惑地问：‘怎么，完了么？’赤脚医生们说：‘还没躺够么？’患者笑了。‘啊，我怎么几乎都感觉不出来！’医生们也笑了，细高个儿的赤脚医生用手术钳夹住小碗大的肿瘤，指给患者看：‘这就是你的病啊！’”〔17〕
“从1971年4月算起，先后做过胃溃疡穿孔修补、肠梗阻、甲状腺瘤、骨结核病灶清除、子宫瘤、子宫外孕、阑尾炎等较大手术一百五十多次，无一例感染事故。一般动刀动剪的小手术，那就更多了”〔18〕。
而他的手术台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19〕。
他和他的助手练习开刀，先在动物身上“进行解剖”与“手术试验”。他还“毅然在自己害了嵌甲的脚趾上动刀动剪”，并“指着自己颈背的一个黑痣，对他的一个助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