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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同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对死者假装同情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一个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的悲痛会使父母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的悲痛和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多次得到验证。为不使结论显得有如空穴来风，应该举些例证作基础。下面就是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有这样一段：“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高标准的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实际上，没有谁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但为了表明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诸位，过去二十五年内，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做了很大一笔生意，总额达数亿两白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遇到过不守信用的中国人”。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评价可能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在蒙受损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能每年赚取一百万元的利润。
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零售与整卖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使我们的思考显得更全面，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上述结果是否完全没有中国人令人赞叹的责任感的作用——这是一个西方人应该好好学习的优点，中国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我们获得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最大限度的信任，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如此，长期广泛的观察仍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像中国说的，是铁刷遇铜盆。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无意于表明中国无诚实，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可以找到。和一个不重视事实的民族交往，还会出现别的情况吗？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大言不惭地告诉外国人，他不识字。可如果递给他一本小书，他会毫不迟疑地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钱都不付，虽然那本小书至多只值三个铜板。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反倒沾沾自喜，把愚蠢的外国人骗了，那家伙竟然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向外国人买东西，经常少付一个铜钱。他宣称，身上没钱了。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会极不情愿地取下来交给你，那情形就跟受了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磨蹭“老半天”，想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理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最后却会取出一大串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叮嘱你只取他应付的钱。假如你相信了他，让他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他会心花怒放，就像杀死了一条蛇。
中国人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这大概也是社会团结的一种表现吧。“借”来的东西大部分被立即送进了当铺，主人想要时，必须自己拿钱去取。教会学校的一个中国男孩，在偷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时，被发现了。在不容置辩的证据面前，他抽抽搭搭地解释说，在家时，他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而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于是，他不由地想偷一偷。
中国社会明显存在许多邪恶，西方无疑也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义，其事虽不常见，但经常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我们讨论其他论题时，已经列举了，还有一些应作详细的论述。
要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可以就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写一套非常有趣的书——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干。中国人具有注重实际的智慧，他们惜以使敲诈勒索形成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每个人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脱离不了这一天罗地网的笼罩。它是如此恶毒，堕落，除非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整顿，才能将其铲除。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现状，必然导致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同时还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誉——假如他有幸获得这一名誉。人们经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买卖中间人，不论犯什么罪，按常规，一律杀头。他们，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间的关系很特殊。因为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风波。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然而中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
一个人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时，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轻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体现。如果我们对似乎必需的不诚实表示不满，敏于判断人的性格的中国人，就会把我们归入“性情人物”那一类。佛的涅盘境界，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想时刻保持，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宁静的品性，也会被当成被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对象。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受雇为外国人做事。有一天，看见一个小贩沿街叫卖泥捏的外国小人，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饰得体。他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啊，你玩的不过是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家伙。”
勿需赘言，就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重要例证。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国官僚与民众的关系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从不会发生误解。“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勿容置疑，中国也有公正无私的官员，不过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如愿以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你知道多少值得信任的中国人？”这里仅指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因此回答也千差万别。大多数外国人会回答：“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有时，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可是，我们深信，在有见识和辨别能力的人当中，做出这种回答的肯定极少。
观察被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在探讨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儿。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受到商人阶层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知道，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极平常的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处的资源，只要有信心，羞怯的资本就会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假如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笔者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一般是井内从上至下都用砖头砌上。可在当地，井打好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井壁也随之坍塌，只剩一个小洞，井也渐渐地干枯了。治疗中国长期忍受的病痛，与对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相同，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整个帝国最终只能像满载珠宝的大车陷进绝望的泥潭。
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
儒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而儒家经典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又十分枯燥乏味。不过，仅仅仔细地阅读，只能得到皮毛的印象，不思考其影响，简直永远不可能了解它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其有记载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远古，她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异化或崩溃的古老民族，也从未被任何民族，从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一切都仍是那样古老。对这一空前绝后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呢？中国人口之众多，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他们自从开大辟地以来就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灭亡的宇宙命运面前，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了一个例外，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所有对此作过彻底调查的学者一致认为，其他民族依靠物质力量生存，而中华民族依靠的是道德力量。一位学习历史的人或善于观察的旅行家，只要了解人的本性，无不对中华民族奇迹般的道德约束力肃然起敬，这种约束力从古至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廉姆斯博士说：“儒教对中华民族在追求理想人格，善良人性方面的影响，无论作何评价，都不过分，它所描绘的极高的道德标准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整个民族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评判。”莱格博士说：“儒教在作为人的责任方面的精彩教诲，实在令人赞叹，它所推崇的四个方面的教诲——文质彬彬、谨守道德律令、关注精神、诚实，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和摩西律法及福音书教诲是一致的，以此为标准建立的世界，必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中国经典中，完全没有使人堕落的描写，这一点经常有人指出，它是中国经典最伟大的特征之一，也是与印度、希腊、罗马经典最主要的区别之一。梅杜斯先生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如此圣洁庄严的作品，里面完全没有放荡的描写和粗鲁的语言。整部书没有一句话或注释不能在英国任何一个家庭中大声朗诵。在其他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偶像崇拜都是与人的牺牲及堕落的神圣化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狂欢放荡的仪式。可在中国，所有的这一切，都找不到半点踪影。”
皇帝就自己的统治直接向上大负责；民心振奋要比统治者的精神更为重要；统治者应该德才兼备，其统治也应该以美德为基础；人与人之间五种关系的复杂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像山峰一样，从普通的中国思想中脱颖而出，也吸引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