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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应当去请求日本政府将他拘获！”
“找出孙逸仙来，或者给我证据，他确实是在日本，并且知道躲在什么地方，那我自会采取必要步骤。可是对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我不愿意表示什么态度。”
“但这是一道逮捕孙逸仙的命令！”
“这不是朝廷发出来的，除了朝廷的命令，任何关于孙逸仙的命令我都可以不服从。”
一等秘书非常固执，但父亲也坚持自己的主张。父亲很奇怪，为什么这电报独独发给他？究竟是谁发的？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
不久父亲又收到恭王的信，还附来一封父亲的一等秘书给他的信，这封信的大意我记得是这样：
“裕庚应该受到弹劾。这里是日本，可是他把所有的中国老规矩都废了，而采取日本规矩。他是个叛徒。他不保持一个中国大官的尊严，也不保持中国在外国的尊严。他是个叛徒，因为他以平等地位对待日本人，而不认为他们比中国人低微。我听说孙逸仙现在在日本，裕庚知道他，并且和他有关系，同情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帮助他在日本隐匿！”
不论哪个读过历史的学生都知道，假使这一番话被证实了，那我父亲是毫无疑问地要被革职的，因为太后恨孙逸仙比恨任何一个人都更甚。因为外国庇护孙逸仙，所以太后对外国更恨，她常想把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她曾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命令端王去烧毁在北京的外国使馆。
我们的一等秘书的信在北京的官场中曾一度引起风波，靠了恭王和父亲的友谊，情势才稍稍缓和下来，就是皇帝和太后读了这封信，也没有批评什么，只说放着以后再说，这也就是说不要管这件事了。
父亲并不对一等秘书说起这件事，只是要他为自己的话找出证据。他当然不能找出证据，因为据我们知道，那时候孙逸仙并不在日本。但是这封信给父亲一点启示，就是在他的下属中有他的仇敌，那仇敌拿了父亲所给的薪金，而暗中却在设计陷害他。每当有人对父亲说起这件事，叫他辞掉这个秘书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回答：
“我在这里尽我的责任，照我认为对的方法去做。假使皇帝和太后对我不满意，他们可以召我回去，另外派人来代替我。如果我辞掉这个秘书，那么别的仇敌一定要起来代他说话。”因为父亲办事公正，赏罚严明，竟和使馆内外的中国人结下了冤仇。
有一个日本人向父亲控告，神户的一个中国商人，从中国偷运一批很值钱的货物到日本，用船装到神户去了。虽然对这件逃税的案子日本政府也有权处理，可是为了表示两国友好，他们把这案子交给父亲办理。父亲立刻派他的一等秘书去调查，调查结果说，这完全是日本人诬告。
为了维护两国的友谊，父亲又派他的二等秘书，请日本的官吏陪着一同去审核了一遍，结果证明是那名中国商人犯了罪，于是父亲立刻命令把他的店封掉。
我们的一等秘书，虽然他自己也查明了中国商人的罪行，可是他却写信给北京的监察御史，叫他去朝廷上奏章弹劾我父亲，说他袒护日本人而欺侮中国人。不管是非曲直，奏章终于上了。在日本的中国人原该得到中国使者的保护，可是这一次的奏章，也像以前弹劾父亲的奏章一样，成了悬案，而且渐渐被遗忘了。
几年后，太后曾当着我的面对我母亲说起过这一连串的弹劾我父亲的奏章，并且解释说：
“我从来不相信他们。裕庚是荣禄推荐的，他像荣禄一样忠心。”
但是当父亲惩罚中国走私商人的消息传到中国侨民的耳朵里的时候，侨民们都咆哮起来。有些侨民竟到父亲这儿来质问。概括起来那些侨民的意思是这样的：
“不管中国侨民在日本干了怎样的事，中国大使总应该袒护他们。即使他们错了，也该替他们辩护，设法把这件事扯开去，抹杀他们的罪行，至少应当对中国人的罪行装做不知道。在外国人头上占些便宜有什么关系呢！中国侨民不是一向为所欲为的吗！”
父亲自然不愿意和这些人费口舌，就像他对付他的一等秘书一样。这位一等秘书口袋里正藏着一张孙逸仙的照片，希望能捉到他而得到一笔赏金。
这些只是父亲所遇到的困难中的一小部分。弹劾父亲的奏章潮水似的涌到朝廷里去。
不久，传来消息说有一个代表团已由中国派来考察财政，这个团里包括李模楷、三个秘书、两个翻译、两个李的仆人、一个理发匠、一个厨子和每个秘书的一个仆人。
礼仪之邦中国“外交”（2）
我记得很清楚，李的一等秘书的名字叫王大琪，以后我还要讲到他。父亲知道这代表团到了，就派他的一等秘书到横滨去迎接。他自己太忙了，不能去，也没有去的必要。我们的一等秘书把代表团带到东京的使馆里。李模楷一进门就责备我父亲不到横滨去迎接他。末了李模楷说：
“立刻陪我们到我们的房间去！”
“我没有为你预备房子，”我父亲说，“我自己的家属需要这里全部的房子。”
“你不知道我来吗？”
“那有什么关系！你考察，自有公费给你，像我一样。你自己可以去住旅馆，我不能为你预备房子。”
“叫你的秘书让出房子来！”
“对不起，我没有房子给你！”
李模楷的一等秘书有趣地听着这一番谈话。从此，父亲就和代表团结了怨，原因是他不愿意毫无理由地供养这十三个人的代表团，后来他知道这代表团来，朝廷提供了大笔款子。很明显，李模楷是想吞没这笔款子，而要我父亲来代他付出一切费用。
李模楷的一等秘书和我父亲的一等秘书开了一个两人会议，批评我父亲。于是这个财政考察团也改变了他们的任务，不是考察财政，而是来监视我父亲了；这里我得声明，李模楷本人经父亲解释后立刻就明白了，不再来找麻烦了。
“他很容易让出几间房子来的，”王大琪对我们的一等秘书说，“可是他怕没有房子招待他的日本朋友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为了日本人，不惜拒绝招待我们！”
王大琪这人就是许多弹劾奏章的根源，加上我们的一等秘书的帮助，他当然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王设法打听父亲薪俸多少，交际费用去多少，还有我们在日本的生活中的一切细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王大琪所赞成的！
受了王大琪的怂恿，李模楷想不经父亲的介绍而直接去见日本的大官员，幸亏父亲事先得到这消息，才劝阻了他。父亲和李模楷又互相拜访了一次。李模楷想拜见天皇，父亲请奥间伯爵帮助，得到天皇允许。为了这事，王大琪又上奏章到朝廷，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我父亲和日本人的关系多么密切，否则奥间伯爵决不会依着我父亲的意思去请求天皇的。
可以说，财政考察团在日本没有得到丝毫财政方面的报告，却把我父亲在日本所做的事调查得清清楚楚。这一时期，要不是有恭王和荣禄的支持，我父亲很可能在任期未满之时就被召回本国了，或许还要受“叛国”的处分。
事情不论大小，一律都被报告上去。
有一次，在父亲招待使馆人员和日本官员的跳舞会上，李模楷和他的秘书们也参加了。王大琪看到了一位法国外交官吻我母亲的手，他认为这又是一件值得上奏的事。对这样重的罪状，恭王也无法替父亲掩饰了，但是他设法看到了那封奏章，并且把大意摘录下来了。他写给我父亲的信上这样说：
“另外一封弹劾你叛逆的奏章又来了，并且还举出这些事实：你藏匿孙逸仙；你在准备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人；你废除了中国的礼教，让各式各样的男人在你家里和你妻子一同吃饭，你让别的男人握你妻子的手，并用嘴唇亲它；你一点也不尊重你自己的地位！这些都是奏章上的话，并不是我的话。我相信你，太后也相信你，我们知道，假使这些事果真是你做的，你也一定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到我父亲不尊重自己的地位这一点，还是起因于父亲去拜访奥间伯爵，要求天皇接见李模楷的时候发生的。父亲懂得日本的规矩，所以见了伯爵就摘下帽子，那上面有着红顶和花翎，是表示他的地位的。后来奥间伯爵给他看一些文件，他因为要同时用到两只手，不得不把帽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当时李模楷和王大琪僵直地坐着，帽子也不脱，看着父亲这种“叛逆”的举动，表示十二分的不满——一个中国的一品官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外国人的地板上！
这些事情由恭王用信件通报给父亲后，母亲就劝父亲写一封自白书，解释自己的一切行为，可是他回答道：
“我总要照我认为对的去做，太后若不满意我，可以召我回去的。”
几年后，在中国的朝廷里，当那位替太后画像的卡尔小姐要吻太后的手的时候，我们都和太后在一起。当时，她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如何不准别人触到她。
“这是表示一种敬意呢，太后！”我说。
于是太后笑了，对我母亲说：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人家弹劾裕庚的奏章说他让男子握你的手，并且用嘴亲你的手！”
“在欧洲，亲女子的手算是最尊敬的礼节。”我重复一遍。
“多么奇怪的礼节啊！”太后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在我看来这倒是最不尊重的表示。”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太后是多么的保守，并且可以知道，她虽然把那些弹劾父亲的事算作悬案，但她一样都不会忘记。
不管李模楷、王大琪和我们的恶意的秘书怎样诬陷他，父亲仍站稳脚跟，做他所要做的事。至于那位一等秘书之所以要对我父亲不忠，他无非是想获得捉拿孙逸仙的那笔赏金，想降低我父亲的地位，升高他自己的地位，他没有耐心等着用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自己的地位。
礼仪之邦外国礼节（1）
父亲在日本的任期将要满了，他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他都可以自慰，日本人也很佩服他的能力。他和大多数日本人的感情是融洽的，虽然在东京的别国的大使曾警告他控制日本永远是困难的。
日本的报纸普遍地对他有好评，这对他的成功有极大的帮助。日本的权威都尊敬他，所以报纸的态度也就一致了。
日本的大多数人都把报纸奉为《圣经》。那四个保卫我们的日本警察早就不需要了，我们出去的时候，那讨厌的“光头辫子”的议论也不再听到了。父亲在自己和日本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社会上、政界和商界对父亲的印象都极好。
“不要被日本人表面的友谊所欺骗！”别国的大使对父亲说，“现在你就要离开他们了，他们不会再看重你了，因为你走了以后，你对他们不会再有丝毫的用处。”
这是对日本人的诽谤，父亲永远为他们不平，因为一直到他离开日本，日本人对他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在父亲的朋友中，不少是日本的名人，像士方少校的父亲士方伯爵、锅岛侯、松方侯、迹侯、小山侯、西园寺侯、日本著名大商贾小仓先生、中日战争后日本第一个驻中国的大使林先生等人，都是父亲终身的朋友。
从这里我可以看出，在外国的时候，能够宽容人家是最有意义的。父亲当时想和日本人友好，不想以私人的权威来污辱他们，不违反他们的习惯，尽力和他们接近。这并不是虚伪，因为父亲的确喜欢日本人，极重视他的日本朋友。
这里我要仔细地描写一下小仓先生招待外交家的一席晚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哪些事情是外国的代表所不应该做的。他们最高尚的仪态在不了解东方文明的人看来简直傻得可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原是不同的。
我也参加了这个晚餐，这是日本式的，所以每个人脱了鞋子坐在小桌子前面。父亲坐在德国大使赫尔•；柯支密德的旁边，父亲后来把他们的谈话告诉了我们，这位德国大使有一种标准的西方风度，给我父亲的印象极深，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这次晚餐中，除了外国的外交家外，还有父亲的日本朋友。
小仓先生对他的客人非常客气，在这一席特别的晚餐中，他始终保持着日本的风格。其中有一种礼节西方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