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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秀萍来说，在那一刻，所有的禁忌规范都是脆弱的，只有肉体强大无比。事毕，她讨厌自己，憎恶自己。假如她坚决拒绝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可她当时没有这样想。
这个冬天好冷啊！田广荣浑身冰凉，东南风像刀子一样刮他。他踩着薄薄的雪向县城里走，脚下一走一打滑，冻得发硬的乡村土路似乎存心要把他撂倒，他走得十分小心，十分吃力。
到了县城，来到凤山县中学门口，他徘徊了几趟，没有进去，有几个礼拜天，他都是这样。走在路上，他还不断吩咐自己，一定要见见她，哪怕她哭也好，骂也好，闹也好，见她一面，就放心了。可是，到了学校门口，一看见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年轻娃们，他的底气就不足了，腿连一步也迈不动了，他觉得，他在马秀萍面前已经彻底垮台了。当基层干部几十年，他使唤的是一张嘴，是语言。他曾用语言征服过打垮过他的对手；他曾用语言说服过欺骗过对他存有疑心的人；他曾用语言煽动过利用过他的同路人；他曾用语言温暖过抚慰过他所喜欢的人。他的语言不灵了，对于马秀萍来说，他用什么样的话哄她，也哄不了。田广荣在街道上走了一圈，第二次来到凤山中学门口，他守在那里，一厢情愿地希望马秀萍能从校门里出来，他在砭人肌骨的冷风中站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马秀萍的踪影。他只好回去了，只好再一次哄薛翠芳：“女儿功课忙，回不来。”
在这个冬天里，他怕的不是马秀萍，而是他自己，他觉得自己心里总是在发冷，似乎冷彻骨髓了，血肉、神经、骨头都成了一块冰。他的威严和威风似乎已离开了他的身体，不翼而飞。他无法施展自己了，这最可怕，也最苦恼。其实，事情发生后，马秀萍没有责备他没有辱骂他，更没有不顾死活地和他闹。这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先征服了她的灵魂，然后才占有了她的肉体。他知道，她不会反抗，也不会闹事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秀儿，我爱你，真的爱你呀！”他觉得，他对这个漂亮的女孩儿的喜欢简直是火烧火燎，他一个礼拜不看见她就坐卧不宁，只要一看见马秀萍的身影，只要一听见马秀萍的说话，或者，呼吸着含有她的气息的空气，他的那颗骚动不安的心就平静了。爱情使他的心理变得年轻了，他不安，他焦灼，他失去了平时稳重的派头，无法扎出干部的式子来，显露着处于爱中的男人的本来面目：由兴奋到抑郁，由抑郁再到狂躁，以致伤心落泪。这种爱像海洛因一样一天天地毁灭着他。他一定要占有她！这是他喜欢她的最终目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什么伦理道德他全不顾。在秋天里，在初冬，他整天谋划着，怎么样才能得到她。机会终于来了，机会是薛翠芳给他的——她离开了这个家整整一个月。他占有了她，得到了她，他的心再也不能安宁了。不是他所想的那样，马秀萍从此以后就可以由他摆布，恰恰相反，马秀萍住在学校里不回来就是对他的回答：那不是爱，那是罪恶。他倒不怕罪恶，但他不能不怕自己。
虽然忐忑不安心事重重，田广荣极力板着面孔，极力做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出现在松陵村。
十五
田广荣依然和马秀萍僵硬地相处着，依然没有摆脱担心和不安。这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这一年春天里的三级干部会比往年召开得早。参加了三天会议，田广荣铁青着脸，没说几句话。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次三级干部会议的内容和往年截然不一样，不是春耕生产的动员和安排，不是他听惯了的老调子。这次三级干部会议是一次大的变革的动员：凤山县去年冬天已在三个公社搞了生产责任制的试点，今春要全面铺开，夏收前全部结束。对于田广荣来说，生产责任制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它像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刺激，这个名词从公社党委书记江涛的口中一讲出来，就把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震住了，他们听了半天才听明白了，生产责任制的实质是：解散生产队，分田到户。这不比当年的分享胜利果实，不比吃大食堂，不比斗走资派，以往的这些“运动”都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都是搞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容，而眼下即将开展的这个“运动”算什么呢？也算是一场革命？当了几年或者几十年生产队干部的庄稼人觉得诧异、吃惊、丝丝兴奋，兴奋中掺杂着担心。田广荣可不是那么迟钝，当田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运动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很震惊。头脑里飞快地闪上来两个字：灾难。
田广荣叮咛自己，要跟上变革了的时代步伐，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只能暂且埋在心里；他要以一个崭新的形象出现在松陵村的政治舞台上。“三干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就召开了社员大会进行动员，对上面的文件，他照本宣科，调子平缓，没有一句赞成的言词，也没有表示反对的话。谁也看不出，他对这次“运动”抱的是什么态度。他像宣传当年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样地卖力：他吩咐祝万良买了几百张红帖子，叫来了五个能写毛笔字的农村秀才在大队办公室里写标语，他吩咐祝永达把扩音器的音量开到最大，从天明到天黑，不停歇地在广播上播放文件录音。两天之后，大红帖子将松陵村裹住了，口号标语满天乱飞，高音喇叭震得土墙上斑驳的泥皮哗啦啦地向下掉；那气势无异于又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地，松陵村的老老少少都知道，要解散生产队了，要分田到户了。年气末尾那兴致勃勃的气氛仿佛被拦腰截断了，走亲戚送灯笼的庄稼人把话题转移到了即将开展的这场“运动”上了，他们彼此传递着，相互议论着分田到户的事情。
坐在大队办公室的田广荣只有一门心思：收集信息，掌握两千多名庄稼人的情绪，他首先要把握准他们的脉搏，再对症下药。不断给他传递信息的是会计祝万良、三队的队长田水祥、七队的队长田得安，还有大队长马志敬，以及妇女主任何宁娟。田广荣只是听这些人给他汇报，却不表态。他问得很详尽：哪些人表示反对？哪些人表示赞成？哪些人依旧是模棱两可？他最关注的是贫下中农和过去的那些地主富农态度如何。他吩咐各党小组长，把每一个党员的想法都得弄清楚。
当田广荣问及祝义和的时候，田水祥高喉咙大嗓子地说：“地主到啥时候都是地主，改变了成分还是地主。老奸巨猾的祝义和嘴里胡支吾，我能看得出来，他心里赞成单干，嘴上不说，他可能想把他家那一百亩地要回去自己种哩。”田广荣特别叮咛田水祥：“不管谁怎么说，你都不要说人家错或对，你只听，一字一句地听，把听到的全记下。”
听说要解散生产队，祝义和也是震动不小，像田水祥所说的那样，他内心确实赞成那样做，担心的是做不下去，他劝祝永达不要跟着起哄，看看动向再表态。祝永达说：“看啥动向？生产队早该解散了。那时候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了贫下中农，是想叫贫下中农富起来。搞了那么些年，富人变成了穷人，穷人也没富起来，大家都没粮吃，大家都饿肚子，生产队有啥好处？”吕桂香将饭端来了，父子俩都没有动筷子，他们说不到一搭儿去。祝永达是读过历史的，谭嗣同以血示众，就是为了实施变革，近代史记录得清清楚楚。解放后，庄稼人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叫大家走正道儿，一些人却不走。不是走正道儿费力气，而是大家把歪道儿当做正道儿走。这些道理，祝永达没法给父亲说，父亲按他做人的规范要求儿子。祝义和将面碗端在手里，用筷子搅了搅，又放下了：“你就没想想，人家把咱的地分了，搞合作化，搞人民公社，搞了十几年为的是啥？还不是为了把大家拢住？现在，人家咋能把门打开，叫大家放了羊？”祝永达说：“我想过，人家怕把羊在圈里闷死了。”祝义和说：“大家都放了羊，要田广荣干啥呀？田广荣不把大家攥在手心里，晚上睡不着觉。”祝永达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了父亲的对面，带着恳求的口气说：“爹，你想不通，装在心里就行了，不要到会上去说，你一说，就给人家的灶火眼里添上了柴，有些人就等你的话哩。”祝义和说：“不是我想不通。我也知道共产党这么做对着哩。过去了的事，我不能不给你说说，一九六二年，搞‘三自一包’，田广荣看得清，不同意。当时的大队长是田兴国，他站出来要搞，结果就把地包了一些到了农户，结果呢，上面说是走资本主义，田兴国丢了大队长不说，还被批判了几场。”祝永达说：“这一次和一九六二年不一样，不是搞‘三自一包’。”祝义和说：“有啥不一样的？共产党搞了那么多运动，我都经见过。啥事喊得越凶，越没好结果。”其实，祝永达也说不出来不一样的道理，他只是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吕桂香走进来一看，这父子俩还没吃饭，就说：“饭都凉了，你爷俩还争啥？这是大家的事，不是咱一家的事。”祝永达端着饭碗出了房间。他蹲在他栽的那棵泡桐树下去吃饭。那棵泡桐树有碗口那么粗了，祝永达的身子靠住它，觉得稳稳当当的。
刚吃毕饭，生产队里的钟响了。田水祥在街道上吆喝：“到饲养室开会！”他的嗓音像他一样干瘦干瘦的。
三队的社员们陆陆续续到了会场（饲养室脚地）。十几头牛卧在圈里，一边回草，一边盯着这些庄稼人。它们毫无顾忌，或者站起来尿尿，或者卧着屙屎。牲口味儿屎尿味儿以及草料味儿将饲养室的空气调和得很复杂。庄稼人嗅惯了这些味儿，觉得很亲切很亲近。婆娘们来得早，坐在脚地中央，她们手里都拿着针线活儿，一边说话一边做，利用开会做针线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男人们靠着两边的牲口槽而蹲，有的干脆就坐在木槽边，一条腿支在脚地，一条腿曲上去，准备打瞌睡。人还没到齐，自然就先用闲话开了场。尤其是婆娘们，她们手不闲，嘴也不休，似乎嘴闲了，手里的针线活儿就做不细。话题是从六队一个叫女女的媳妇生娃引起的。这个女女，成数不够，傻乎乎的。女女的男人也是差一窍的二锤子货。可是，就这两口，却生了一个男孩儿，这是一些生了一胎又一胎女孩儿的女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赵烈梅先开了口：“那瓜，×还能得很，一生就生了个儿子。”坐在赵烈梅旁边的年轻女人，嘴唇特厚，眼睛特小，她是祝拴奎的媳妇，叫香香。香香用胳膊推了推赵烈梅，未开言，厚嘴唇里先送出了薄薄的笑：“二嫂呀，你说，她瓜不兮兮的，咋会知道干那事呢？”赵烈梅说：“看你问那话？连猪狗都知道一个向一个身上趴，她好坏是人，还用得着谁给去教？”田根根的媳妇二花也凑上来说：“男人和那瓜干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