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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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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提出,科学的任务是找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如果我们不是实在论者就难于理解这个提法。因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明不是特设性说明,并且没有发现的观念,没有进到说明的更深层的观念,即没有关于存在有待我们去发现的东西和有待我们去批判地讨论的东西的观念,那就难于理解独立的证据这个观念。
    然而在我看来,在方法论范围内我们并不预先假定形而上学的实在论,我认为,我们也不能从它得到多少帮助,除了一种直观的帮助以外。因为我们一旦得知科学的目的是说明,以及最令人满意的说明一定是最可严格检验的和最严格检验过的那种说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作为方法论家必需知道的一切。我们不能断定这个目的是可实现的,无论我们是不是借助于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因为它只能给我们一些直观的鼓励,一些希望,而没有任何一种把握。虽然可以说一种方法论的合理论述依赖于一种假定的或推测的科学目的,但它肯定不依赖于那种形而上学的和极可能虚假的假定即真正的世界结构理论(若有的话)是人能发现的或人类语言能表达的。
    如果现代科学描绘的世界图景是真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具有“科学知识”那样的东西,那么宇宙间几乎处处流行的条件使得发现类似我们正探索的结构定律——从而达到“科学知识”——成为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几乎整个宇宙都充满了无秩序的辐射,而一切其余地方几乎都充满着处于同样混乱状态的物质。尽管如此,科学朝着我认为应是其目的的那个方向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明,这个奇异的事实不能得到说明。但是,它能鼓励我们去追求那个目的,虽然我们既不能从形而上学实在论,也不能从任何其他源泉得到进一步鼓励,使我们相信我们实际上能达到那个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带星号的收入本书之中)
    波普尔:《研究的逻辑》,1934(1935)年版:1966年增订版,1969年版。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1945年版),1957年版,1960年版。
    ——《猜想与反驳》,1963年版,1965年版,1969年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关于云和钟》,1965年版。(参见后面第6章。)
    *——“自然规律与理论系统”,载《规律与事实》,西蒙编(1918年),1949年版:(英译文'《水桶和探照灯:两种知识理论》'作为本书的附录。)
    ——“实验科学的目标”,载《理论与现实》,汉斯编,1961年版,第73—86页。
    ——“没有‘观察者’的量子力学”,载《量子论和实在》,本格编,1967年版。
    *——“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载《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第3辑,1968年版,第333—373页,(参见前面第3章。)
    *——“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载《第14届国际哲学大会会议录》、1968年,第1册,第25—63页,(参见前面第4章)
文献注
    这里讨论了理论可以改正它们设想说明的“观察”定律或“现象”定律(例如,开普勒的第三定律),这个思想在我的讲演中再三申述过。这些讲演之一激发了对一个设想的现象定律作改正'参见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年版,1960年版)中援用的1941年的论文,第134页脚注'。这些讲演中的另一篇发表于西蒙的《规律与事实》(1948年),1949年版。我的这一思想也是费耶阿本德的论文《说明、还原和经验主义》(载费格尔和G·麦克斯韦编,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丛书,第3卷,1962年版)的“出发点”(如他在第92页上所说的),该文参考书目'66'是本论文(最初发表于《理性》I,1957年),费耶阿本德的致谢似乎被有关主题的许多论文作者忽略了。



    本文是最初发表在《理性》(第1卷,第1号,1957年12月,第24—35页)上的一篇文章的修订稿。关于牛顿理论对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结果进行修正的简短讨论,最初作为约稿发表在西蒙·莫泽(编)《规律与现实》,1949年版(特别参见第57页起),重印于汉斯·阿尔伯特的《理论与事实》,1964年版(特别参见第100页)。这篇文章的英译见本书的附录。
 

 

第六章 关于云和钟—对理性问题与人类自由的探讨
I
    一年前,我的前辈在这个大厅里作了纪念亚瑟。霍利。康普顿的第一次讲演,他比我幸运,因为他本人认识康普顿,而我却从未见过他。①
① 1962年2月初我来到伯克利时,就渴望见到康普顿,但是还没有见到,他就逝世了。
    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我的学生时代,特别是自从1925年以来,我就听说过康普顿。那一年康普顿和西蒙②的著名实验,驳倒了玻尔、克雷默和斯拉特③美妙而短命的量子理论。这次反驳是量子理论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因为从这次实验所引起的危机中出现了所谓“新的量子理论’——玻恩和海森堡的理论,薛定谔的理论和狄拉克的理论。
② 康普顿和西蒙,《物理学评论》,1925年,第25期,第309页以下,(亦见波特和盖革,《物理学杂志》,1924年,第26期,第44页以下和1925年,第32期,第639页以下:《自然科学》,)925~,第13期,第440页。)
③ 玻尔、克雷默和斯拉特,《哲学杂志》,1924年,第47期,第785页以下和《物理学杂志》,1924年,第24期,第69页以下。亦见康普顿和阿里森的《理论与实验中的X射线》,1935年版:例如,第211…227页。
    这是康普顿的实验检验第二次在量子理论历史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第一次当然是发现康普顿效应,即对爱因斯坦光量子或光子理论的第一次独立试验(如康普顿本人所指出的那样①)。
① 参见康普顿,阿里森(注⑨),第1章,第19节。
    若干年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惊奇而又喜悦地发现康普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真正的、勇敢的哲学家。此外,他的哲学兴趣和目的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自己的大致相同。当我偶然得到康普顿1935年发表在题为《人类自由》②一书中的引入入胜的特利讲演稿时,我发现了这一点。
② 康普顿:《人类自由》,1935年(1939年第3版)。这本书主要是根据康普顿1931年在耶鲁大学作的特利基金讲演以及在特利讲演之后不久作的其他两个专题讲演写的。
    你们会注意到我已经把康普顿《人类自由》这个书名吸收到今天我自己的题目里面。我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要强调我的讲演是与康普顿这本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我打算讨论康普顿在这本书的头两章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在他的另一本书《科学的人类意义》③的第二章里讨论过。
③ 康普顿:《科学的人类意义》,1940年版。
    然而,为了避免误解,我必须强调,我今天的讲演主要不是谈康普顿的书,而是试图重新研究他在这两本书中力图解决的一些哲学老问题,并且试图找出对这些老问题的新解答。我将在这里概述的大略的试探性的解决办法,在我看来,似乎与康普顿的主要目的很吻合,而且我希望——实际上我相信——他本会赞成这个解决办法。
II
    我讲演的中心目的是想把这些老问题简明而有说服力地摆在你们面前。但是,首先我要谈一谈我讲演的题目中出现的云和钟。
    我打算用云表示这样的物理系统,它象各种气体一样,是非常不规则、毫无秩序而又有点难以预测的。假设在我们面前摆有图式或排列,把非常紊乱的云放在其左边,而在我们所安排的另一端即右边,我们可以放一个非常可靠的摆钟,一个精确的钟,用以表示这样的物理系统:它的行为是规则的,有秩序的和高度可预测的。
    按照我所称之为事物的常识观点看来,诸如气候或云行之类的自然现象是难以预料的:我们常说“气候变化莫测”,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要描述高度规则与可预测的现象,我们就提到“时钟机构的准确性”。
    有许多事物,自然过程与自然现象,我们可以把它们摆在左边的云与右边的钟这样两个极端之间。变化的季节有点象不可靠的钟一样,所以,可以把它放在右边的某处,可是不要太远。我想,我们都会同意把动物放在离左边的云不太远的地方,而把植物放在稍微靠近于钟的地方。在动物中间,小狗要放在比老狗更靠近左边的地方。汽车按照它们的稳定性也会在我们的排列中的某处找到它们的地方。我想卡迪拉牌汽车要在很右边,而罗尔斯—罗依斯牌汽车就更右边了,它们都很接近最好的钟。大概太阳系①要放在最右边的地方。
① 关于太阳系的缺陷,参见下面第223页注①和第226页注①。
    我将在这里利用一朵云、一群小苍蝇或小昆虫作为云的典型而又有趣的例子。共同形成一群小昆虫的单个昆虫,就象气体中的单个分子一样,以惊人不规则的方式运动着。即使每个小昆虫大得足以看清,要追随任何一个小昆虫的飞行路线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小昆虫除掉速度不很快,飞得不是很远以外,为我们提供了气体云中的分子或暴风云中的小水滴的不规则运动的极好图象。当然,有一些差别。这群小昆虫从不分散,而且很好地聚在一起,考虑到各种小昆虫运动的无秩序特性,这一点是令人惊奇的。但在引力使之聚在一起的很大的气体云(例如我们的大气层和太阳)中也有类似情况。就小昆虫来说,只要我们假设,小昆虫虽然很不规则地飞向四面八方,但是那些发现自己离群的小昆虫则往回飞向最密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它们保持在一起的原因。
    这种假设解释了小昆虫群是怎样地保持在一起的,即使它没有领头的,没有组织,而只是由于每个小昆虫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但又不喜欢离开它的伙伴太远这一事实而形成的一种任意的统计分布状态。
    我想具有哲人态度的小昆虫可能说,小昆虫社会是个伟大的社会,至少是个良好的社会,因为它是一个可想象到的最平等、最自由和最民主的社会。
    然而,作为《开放社会》一书的作者,我否认小昆虫社会是个开放社会。因为我认为开放社会的特征之一是除了政府的民主形式以外,它还珍视交际自由,而且它保护甚至鼓励各自持有不同意见与信念的自由的亚社会形式。但是,每一个有理性的小昆虫大概总得承认,在它的社会里,这种多元论是没有的。
    但是,今天我不打算讨论与自由问题有关的任何社会或政治问题,而且我不打算用这群小昆虫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例子,而宁可用它作为我对云状物理系统的主要说明,作为极不规则或极无秩序的云的一个例子或范型。
    象许多物理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一样,这群小昆虫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整体”。我们设想小昆虫是由于一种吸引力而结群,它的最密集的部分把这种吸引力施加于离群太远的个体小昆虫,这设想表明,甚至有一种由这个(“整体”施加于其成分或部分的作用或控制。然而,这个“整体”可以用来消除广泛传播的“完全主义”的信念——“整体”总是多于其部分的单纯总和。我不否认,有时候它可能是这样。①然而,这群小昆虫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整体其实只不过是其部分的总和——而且是在非常精确的意义上说的,因为不仅是由对所有的单个小昆虫运动的描述来对它进行全面描述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的运动就是它的组成成员运动的(向量)总和除以成员的数目。
① 参见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23节(1957年及以后各版),书中我批评完形心理学(或“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全主义”标准,指出甚至最受欢迎的完全主义的非整体的例子,例如“仅仅一堆”石头也满足这个标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注意我决不否认存在完形心理学,我只是反对大多数完形理论的肤浅性。)
    说明生物系统或“整体”对其部分的高度不规则运动施加某种控制的(许多类似方式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正在野餐的家庭——父母带几个小孩和一只狗——在森林里漫游几个小时,但从不远离家用汽车(可以说,它起着吸引力中心的作用)。这个系统可以说比小昆虫的云更加象云——也就是说,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运动更无规则性。
    我希望你们现在明白了我的两个原型或范型,即左边的云和右边的钟,并且知道了在它们之间我们可以排列许多种事物和许多种系统。我相信,你们已经得出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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