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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文字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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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
笔者于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一千七百余年,在性质上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等彻头彻尾的「解放运动」——它也是我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可惜这个光辉灿烂的运动,最后竟以最惨痛的「焚书坑儒」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圣贤,牵著鼻子,一牵两千年。所以汤恩比大师说,中国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原也是辉煌灿烂的。不幸他们于四、五世纪之间,为「民族大迁移」所腰击,竟被诸蛮族入侵(亦如我国史上的「五胡乱华」),弄得四分五裂。可是这些西方蛮族,一面虽毁坏了罗马文明,另一面却又自身「罗马化」——其情亦如我国的五胡汉化。值此扰攘期间,那原为罗马时代旁门左道的「基督教会」乃乘虚而入。其情况亦如佛教大盛于我国南北朝之间也。经过数百年之混乱,整个欧洲终于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东方,佛教便没有这项福气了。)
在这个基督世界里,那些流窜蛮族(今日欧洲白人的祖先)逐渐定居。其罗马化、基督化了的酋长们也就逐渐地落实他们部落的统治而变为(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封建诸侯了。他们各自霸占土地、豢养农奴、组织庄园,不断地增进生产以自肥。而与他们平行发展的「基督教会」除霸占土地之外,还兴办教育、建筑教堂、规范文化、包办上帝以自尊。这样使形成了他们「政」(state)、「教」(church)两头大的「中世纪文明」(medieval 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纪文明的本质而言,无封建诸侯与封建生产制,则蛮族社会便无法安定,原始农业便无法增产。无教会与上帝,则诸蛮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为宗教、不成其为文化。所以封建诸侯与教会司铎在中世纪亦各有其文化任务与历史功勋。双方配合适度,亦可使庶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安居乐业、弦歌处处,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遗风焉。已故吾师中古史权威之艾文斯(Austin P。 Evans)教授,总以中古社会生活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虚奖。君不见马丁路德乎。路氏对教会腐败,虽恨不得与之偕亡,而对封建诸侯则颇能曲谅,亦自有其卓见也。
但是历史毕竟是随时间移动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封建制、庄园制、基尔特制,虽俱有其历史任务,然任务完成,时移势异;时势变而制度不变,它们就成为进化的绊脚石,历史的反革命了。此吾友严家其先生于最近神游罗马参观「异端法庭」(Inquisition Court或Holy Office)之后,便与其誓不两立,亦职是之故也。
中世纪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达于饱和状态,一个「解放运动」(如中国古代之「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就应运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会之崩溃却同源而殊途。我国的「诸子蜂起」,终以诸子同坑而结束。欧洲则因为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收束不了这个「处士横议」的局面,因此现代欧洲为反抗「政」、「教」两大桎梏的「解放运动」就像一窠蜂子,向四处爆炸了。其出现方式如「宗教改革」、「商业革命」、「方言文学」、违反教义的科技探讨、规复原本为基督徒所不悦的「罗马法」之研究与施行等等……总之一个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乃如野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欧洲的天地太小了,它们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烧遍五大洲。它们结束了欧洲的「大黑暗时代」,便把人类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现代」。因此一部三百年的「现代世界通史」,就变成一部「欧洲的扩张主义」的历史了。
「扩张主义」的「两面性」
所以现代欧洲的向外扩张是有其善恶的两面性。其「善」的一面,则笼罩由西欧开始的「现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传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为「德先生」(民主和相关的观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赛先生」(科学)了。
而「扩张主义」的「恶」的一面,则是欧西白种民族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区奸掳焚杀,作其赤裸裸的掠夺、侵略和侮辱。
因此,这一现代的欧西扩张主义,其「善」的一面的博播,虽非其原来的「动机」,然其「结果」则不无可取。例如上文所举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无「西风东渐」,让我们「洋化」一番,我们早起不刷牙、岂不难过乎哉?这一点我们就要拜侵略者之赐了。
可是这一类「原本无心」的「牙刷主义」的传播,终抵不掉他们那「存心作恶」的炮打火烧、走私贩毒、「华人与狗」等等罪恶行为。这「恶」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那些来自西方,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什么「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们如只为感情所驱使,而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这多少也有乖史实。因为它在枪杆、鸦片之外也还有些好东西。君不见,我们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什么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等,不都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吗?否则我们还不是在搞那个倒楣的「三从。。。
(原书缺第171页)
其纵深蜕变的程序的。此一时可作其大恶,彼一时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也。
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通性为何呢?简单地说来,则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择手段,绝情寡义。这条通例可以说是自一四九三年西、葡两国经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后日本投降为止,通用于四百五十余年之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十五、六世纪之间,西葡两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就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的。当时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为掠夺土人,寻找金银,曾有「吃人肉」的可怕纪录。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绑架土生黑人,贩卖为奴。其行为又岂止「绝情寡义」而已哉?迨达伽马(Vasco da Gamma)于一四九七年绕过好望角,直航印度两年后归来,获暴利六十倍,真是羡煞西欧朝野。
西、葡两国是西欧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毕竟太大,两邦实在太小。两国向相反方向发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终于一五二一年由麦哲伦之绕地球航行而会师于东南亚时,已负荷太重。其后当地土著及东南亚华侨,虽受祸弥深——一六〇二年西班牙人曾于菲律宾之大仑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举屠杀华侨两万四千余人;一六三一年于加拉巴(Calamba)再杀我华裔两万有奇——然其对中国大陆本土则始终末敢过分觊觎。葡萄牙人虽于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潜入澳门建小货栈,并于台澎外海瞻望宝岛而惊其「福尔摩莎」(Formosa,葡语「秀美」也)。然限于国力,亦无法强占。
迨荷兰人于一六〇二年(明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pany)同「东印度群岛」(今之印尼)发展时,曾一度乘机占领台湾之一角,然终于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为郑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个海权小邦,虽曾于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把整个东南亚(亦多为中国之旧藩属)弄得天翻地覆、海啸山崩,但是他们却始终未敢侵掠中国大陆,因此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一四〇五~一四三三)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二百五十年之「马尼拉邮船」(Malila 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记录,酣睡之沉,亦可惊矣!
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四百年(一四三三~一八三九),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毒枭」
若论欧西各国东向扩张之先后,英国实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国却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不拘一格、花样繁多而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事实上,一部晚清中国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国则英之尾闾也。
英人作有计画之东侵盖始于一六〇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pany; England)之创立。该公司为一私营之商业组织。然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窝里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该公司拥有政治权力与英国之国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扩张。其第一目标盖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时已弱点毕露,治下诸侯林立,内讧不已,乃予英国之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其时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强。然两雄相争,法人终非敌手。笔者今犹忆及数十年前在大陆上初中时,老师教世界历史课,曾大谈「英国小将克乃武(Robert Clive)大败法国老帅杜普雷(Dupleix)」之历史故事;有声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于一七五七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为英国所独吞,一吞二百年,至二次大战后始恢复独立。
英人东侵之第二主要目标厥为中国。然其时正值我国乾隆盛世。中央权力方浓,沿海诸省亦无懈可击。中英交往乃限于国际间之贸易。唯英国此时尚处于工业革命前期,钟表、呢绒等少数制造品之外,无太多商品足资供应,而我国之丝、茶、瓷器则可无限外销。因此中英贸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凭金银硬币,以为挹注。
不幸我国之「顺差」贸易,不数稔便迅速逆转。至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monopoly)之后,我国顺差瞬即变为逆差,以至一泻如注,不可收拾。
鸦片原产于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为最佳最伙。明季列为藩属「贡品」。盖鸦片原为极有效之药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见「竹管啖烟」之陋习,盖亦传自海外,鸦片遂成为毒品矣。
顺康之间(一**四~一七二二)满族入主未久,朝气蓬勃;而中土于大乱之后,人口大减,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北京;朝廷政令颇能一竿到底。烟毒初现,政府即申严禁之令,故亦不足为大患。不期嘉道之际(一七九六~一八五〇),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周期将届,朝政不纲,地方官吏之贪污腐化尤不可遏,鸦片禁令乃渐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则为大英帝国挟其吞噬印度之余威,官商一体,揖帆东来,载其印度之高级鸦片,在我沿海作武装走私。其囤集走私鸦片之趸船,有时竟泊于广州城郊之黄埔!「滥用暴力,追求暴利」莫此为甚。年前笔者游黄埔,导游者告诉我:「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官学校’之故址也。」我也告诉他「比军校更早一百年,此亦英国人走私贩毒,鸦片堆栈之故址也。」导游愕然。
近年来曾有中西历史学家,坚持「鸦片战争非为鸦片而战」之学说。他们认为「鸦片」只是一种商品,由英商运抵南中国外海伶汀洋中之小岛。其销行中国内地则全由中国本身极有效率之走私商人接运之,非英人之责任也。此一学说,真是历史学界的奇谈怪论。
笔者定居纽约市四十余年,对本市贩毒掌故可说了如指掌。所知个体毒贩,大至亿万富翁之毒枭,小至当街兜售「白面」之八、九岁儿童,可说「阅人多矣」。以美国今且缉毒机关之有效,科学方法之新颖——偶读其官方缉毒报告,直如科幻小说,然终不能禁。驷至每下愈况,全世界之最大都市,今竟为毒犯所征服。目前联邦政府于国内束手无策之情况下,只有乞助于友邦,冀图直捣「金三角」之老巢,亦来见有若何效果。噫嘻呼,缉毒之难,岂踞坐皮椅,于象牙之塔内放言高论的教授先生,所能知其万一?!
区区读史之余,每作遐想:设有超级帝国主义,以激光炮、原子弹诸武器为后盾,强运千吨今日最精纯之「中国白粉」(China White),泊舟于纽约港内之「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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