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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些：张先《张子野词》，晏殊《珠玉词》，欧阳修《六一词》（有异名），柳永《乐章集》，晏几道《小山词》，苏轼《东坡乐府》，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编》（有异名），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有异名），贺铸《东山词》，周邦彦《清真集》（有异名），李清照（女）《漱玉词》，辛弃疾《稼轩长短句》（有异名），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异名），史达祖《梅溪词》，刘克庄《后村长短句》，吴文英《梦窗词》，张炎《山中白云词》。这时期是词的体制和风格的大变时期，纵使不够百花齐放，也总是五花八门。总的变化是文人气逐渐增多。北宋早期，如张先与二晏，承接五代的余绪，下笔，还求接近歌女的口吻，虽然不能不渐趋于雅，却仍是明白如话，如“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就是；到南宋，尤其吴文英，如“障滟蜡，满照欢丛，嫠蟾冷落羞度”，“盘丝系腕，巧篆垂簪，玉隐绀纱睡觉”，既不浅易，又不明朗，就只能看，不能听了。文人气增多的另一种表现是篇幅逐渐加长。词早期几乎都是小令，推想是求便于歌唱。据说篇幅加长始于柳永。对小令而言，字数多的是慢词，文人总是愿意在笔下多显一显吧，于是北宋中期以后，词作就多数成为慢词（最长的《莺啼序》长到240字），再加上时兴剪红刻翠，委曲宛转，读，就不像五代时期那样浅易顺口了。不幸的是，这种风气的力量一直延续到清朝而有增无减，如朱彝尊选《词综》，创浙派，就尊吴文英为第一位；直到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才唱了反调，那已是皇清、民国易代之际了。以上谈的是总的变异。还有分的变异。由苏起出了豪放派，前面已经谈过。南宋偏安江左，政治（照例）不见佳，有些文人难免有气，不敢直指，于是就表现于词，如张孝祥、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就是这样。又，北宋出了个柳永，据说好游狭邪，也就是多与歌伎、娼妓为伴，于是表现于词，就成为艳俗，甚至鄙俗，如“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其他词人是不肯这样写的。时间长，作家多，体制、风格多变化，怎样分轻重？我的偏见是，先以北宋为主，多读二晏、欧阳修、秦观、贺铸、周邦彦以及易代之际李清照、辛弃疾诸家，然后是苏轼、柳永和南宋的姜夔、史达祖，再然后，如果也想豪放和剪红刻翠，就看看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吴文英、张炎。这大致是《人间词话》的观点，不敢保必合适，总可以供参考吧。
宋之后兼之外，辽金元明不重要，如果时间、精力都不多，不看也关系不大；当然，最好能看看选本。清朝就不同了，词体忽而成为文人的热门，不只男士喜欢作，不少女士也喜欢作，并出了不少名家。所以读过选本之后，可以，也应该进一步，找名家的词集看看。计有以下这些：徐灿（女）《拙政园诗余》，陈维崧《湖海楼词》，朱彝尊《曝书亭词》，纳兰成德《通志堂词》（有异名），厉鹗《樊榭山房词》，张惠言《茗柯词》，项廷纪《忆云词》，蒋春霖《水云楼词》，谭献《复堂词》，王鹏运《半塘定稿》，文廷式《云起轩词钞》，郑文焯《樵风乐府》，朱祖谋《彊村语业》，况周颐《蕙风词》，陈曾寿《旧月簃词》，吕碧城（女）《晓珠词》。大体说，清人词风近于南宋，于深和曲中求美。而成就最高的纳兰成德却例外，情深而风格近于五代、北宋，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惜只活了31岁。另一位也不长寿的项廷纪，活了38岁，词风也偏于情深语浅一路。所以我的私见，无论是读还是学，都可以在这两位的作品上多用些力。清代词作，出于闺秀之手的也不少，如果想见识见识，可以找南陵徐氏《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看看。
同读诗一样，无论是为了增长见识还是为了消遣，都应该看看词话。词话有早期的，如宋末张炎《词源》、元沈义父《乐府指迷》等是。词话多出于清人之手，其中还有不少很重要的，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是。今人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收词话八十五种，想多看，基本上可以收一网打尽之功。此外，还有今人作的各种解析或赏析（为了多销，或名辞典），也无妨翻翻，原则还是说的说，听的听，不要尽信书为是。
最后说说读词比读诗难的情况。原因有外、内两个方面。外是表达形式复杂。总的说，诗基本是五言、七言两类，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只要会数（shǔ）数（shù），断句就没有困难。词，除少数如《生查子》（五言）、《浣溪沙》（七言）等以外，都是长短句，字数稍多的还要分片（一般上下两片，还有三片、四片的），如果没有标点，又不熟悉格律，断句就大不易。缩小到句也是这样，以五字句为例，词语分组，“渐霜风凄紧”是上一下四（第一字是领字），平仄，“裁春衫寻芳”是通体平声，都是诗里没有的。幸而现在已是文学革命的大以后，标点符号通行，新印本经过整理，都有标点，初学不会有大困难。不易克服的困难来于内的话委曲而意隐约；换个说法，我们读词会感到，有不少首，作者像是有难言之隐，所以写出来，与诗就成为两路，诗敞亮而词隐约。举下面两首为例：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读平声）。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朱彝尊《桂殿秋》）
乌丝画作回纹纸，香煤暗蚀（读仄声）藏头字。筝雁十（读仄声）三双，输他作一（读仄声）行。 相看（读平声）仍似客，但道休相忆。索性不还家，落残红杏花。（纳兰成德《菩萨蛮》）
两首都是名作，可是其中像是有“事”，什么事？摸不清，因而“情”也就如在雾中了。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两种办法似乎都可用。一种是求甚解，如侦探之必求破案；另一种是印象派，比如读前一首，到末尾两句，像是有些感受，那是因隔而生的命运性的凄凉，于是见好就收，不再深追。我看是后一种办法好些，理由有二：一是求甚解就难免牵强附会；二是，迷离，不沾滞，可以看作词性质的一种重要表现，其缺点是较难悟入，优点是可以容纳更多的推想和联想，我们取其所长，当是颇为合算的吧？
诗词读写丛话》七 古今音》
七 古今音 上面两个题目谈读。读，一般表现为口动出声（邻近的人能感知的声）；也可以默读，表现为只有自己能感知的声。而提及声音，麻烦就来了。麻烦的本源是声音因时、地的不同而不同。严格说，也因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我们有幸也常出入大观园的怡红院，就一定能够闭目分辨，这声音是晴雯的，那声音是袭人的，虽然两个人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北京姑娘。这分别是韵味性的，或者说，不是语音系统的，再或者说，比如表现为书面上的汉语拼音，就看不出分别来。由时、地而来的不同就不是这样，而是表现为语音系统的分别。时，有长有短，地，有远有近，长到、远到什么程度就有变易？变易有大小。小的变易，或说较难觉察的变易，也许时间相当短、地域相当近就会有吧？时间较难说，以地域为例，民国早年，老北京还保留故土难离的遗风，有个精细的老北京朋友告诉我，东城、西城的语音有小别，他能够觉察出来。由此类推，我们可以知道，回顾过去，所谓古汉语，以容易觉察的不同为限，由时的不同而来的，乘由地的不同而来的，那数目就太大了。举实例说，明朝唐寅和清朝沈复都是苏州人，可是语音必有别，因为不同时；孟浩然（湖北人）和王维（山西人）是同时人，可是语音必有别，因为不同地。这复杂的情况会推导出一个结论，是：我们信而好古，想详细知道古人语音的情况就太难了。这难似乎可以躲开，因为：一，我们交流思想感情，用的是现代汉语，要求用普通话的语音；二，看旧文献，汉字因形见义，可以躲过语音。这就一般情况说不错，比如读《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不知道这位古宋国、今河南的人的语音（如果也念）是什么样子，但知道意思是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也就够了。问题来自旧文献里有一部分韵文；扣紧本题说，我们读诗词，因形见义，不管语音，有时候就会碰到坎坷。看下面的例：
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读平声）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读zhuàn）·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商隐《筹笔驿》）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传李白《忆秦峨》）前一首是诗，押平声六鱼韵，用今（普通话）音读，押韵字书、胥、车、如、余，韵母是ū、ǖ、ē、ú、ú，成为不押韵；又“令”旧也读平声líng，今读去声，不合格律。后一首是词，基本押入声九屑韵（只有“月”是六月韵，月和屑都属词韵第十八部，通用），用今音读，别、节、绝成为平声，不合格律。格律是音乐美的基础，不合格律的结果是丢掉音乐美，不好听。这样的坎坷要怎样对付？显然，从今，损失不小，至少爱美的人必不肯；那就只好从旧。从旧，就不能不先了解旧的情况，即诗词的语音情况。
“诗词的语音情况”，与“诗词写作时、尤其写作者的语音情况”是两回事。简略地说，后者是系在口头上的，必致千差万别；前者是书面上的，可以百川归海，化零散为概括。事实上，诗词的大量作者，以及研究诗词语音情况的音韵学家，都在那里看概括，从概括，而不管口头的千差万别。这就给我们现时的读者，以及想学作的人，带来大方便，因为实际语音的千头万绪已经变为书面语音的少头少绪。具体说是，由时、地而来的无限之多已经减少为设定的中古音的一个系统。称为设定，设是假设，譬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群山万壑赴荆门”一首用十三元韵，韵字是门、村、昏、魂、论（读平声），王士禛《秋柳四首》，“秋来何处最消魂”一首也用十三元韵，韵字是魂、门、痕、村、论，一盛唐，一清初，语音像是无别，这是假设的。定是规定，由唐朝起以诗赋取士，官家总是热心于上发令而下服从，于是诗赋如何押韵也就有了规定，如唐有《唐韵》，宋有《礼部韵略》之类，实际语音万变，在官定的韵书上成为一统，这一统是规定的。其结果，假设加规定，就使作诗词和读诗词的语音方面的麻烦化难为易，即容许以不变应万变。具体说，我们只要能够了解中古音的情况，就可以化坎坷为平坦大道。以下谈中古音的情况。
谈之前，还应该说说为什么可以不管中古以前和中古以后。中古以前是上古音，中古以后是近古音，加中古音是三种，为什么分得这样整齐，这样简单？原因是，具体的语音总是刹那生、刹那灭，我们能够抓住的只是书面上的汉字。由汉字“直接”推求“具体”音，比如《论语》“有朋自远方来”，我们想照孔老夫子那样说一遍，必做不到。不得已，只好退一步，由押韵的韵字下手，“间接”推求“概括”的语音情况，或说语音系统的情况。于是找合用的文献，中古以前找到《诗经》，中古以后找到《中原音韵》。在语音方面，两书各自成一系统，于是我们称《诗经》的语音系统为上古音，《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为近古音。读诗词，为什么可以不管这前后两端呢？
可以不管上古音的理由不只一项。一是情况如何，我们还不很清楚。以音的声、韵、调三部分而论，容易知道的，也是所知较多的，是韵，可是关于韵部，各家的看法不一致。大致是越分越细，如顾炎武分为10部，江永增为13部，孔广森增为18部，王念孙增为21部，到王力先生就增为29部或30部。这样，如果要求知而后行，即弄清楚语音系统之后再读，就一般不钻研音韵学的人说，就只好不读。理由之二是，读，不了解语音情况也无大妨碍。例如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依照钱大昕“古无轻唇音”的说法，“方”应该读重唇，可是我们一贯照今音读，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合适。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