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谎课乙残ψ呕卮鹚�25年前，我也是个村支书。
“包工”话题一转，又说这个原任村支书了不起，自己下了台还不忘大伙的事儿。我们同情他，也只在这里挣个饭钱就行。我和他细算这项工程投资所需，土建六七十万元，设备100多万元，全部下来要200多万元。我问，他有那么多钱？包工说，钱都是借来的，这不，他又去跑贷款的事了。
从官场到市场，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过去在农村工作中做出过贡献的同志，我们都不要忘了他们，要多为他们创造条件，支持他们大胆地往前闯，现在干和过去干，都是为群众做表率，带好头。
在潞城市东天贡村，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推车进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老甄家的大门。他们正吃着饭，我向老甄要了一碗面。这位副书记见我十分随意，便和我说起集体的事。村里没有企业，上面却强行摊派工商税，他们只好把仅有的一点提留款用来买税，剩下的钱给老人们发点补助。村干部一年工资千把元，几年没发了。他说苦点、累点、紧点都无所谓。本来群众工作就难做，上面再无端增加负担，这工作就更难了。
他说的现象，我早有耳闻。1999年，全市财政收入达亿元的潞城、襄垣和长治县，均有买税和浮夸现象，再加上沁源县、沁县等地的虚假现象，全市虚报财政收入超过数千万元。没想到过去的传言在东天贡村得到证实。我通知潞城市立即取消对东天贡村摊派的工商税，再次要求全市分三年解决农村买税现象和财政浮夸问题。直至2002年，襄垣县仍有几个乡镇为消化浮夸而在负增长。
骑车来到长子县城后，在街头与群众进行了对话。
我把在农村调查的问题，归纳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干部中既存在着“不公开、不发展和不文明”问题，群众中也存在“闹宗派、闹私利、闹干部”现象。农村要同时解决“三不问题”和“三闹现象”。“三不”固然可怕，但“三闹”危害也不小。
我为农村干部大声疾呼，群众是农民，干部也是农民，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两条，一条是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另一条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是当前农村工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解决“不公开、不发展、不文明”的问题，也要警惕“闹宗派、闹私利、闹干部”的现象。不能因为枝节小事纠缠不休，不要认为只要是群众就什么都对，群众也要讲大多数，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利益闹掉了一群人的利益。
农村干部也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当然违法腐败另当别论。农村干部读的书少，经的事少，缺少经验，但他们热情高，对党有朴素的感情，我们各级党政干部要帮助、理解农村干部，关心和支持农村干部。千万，千万，要善待他们！
电台接受提问
大规模的对话活动之后，群众觉得还不过瘾。2002年元旦，我们在长治人民广播电台用现代传播手段开展了热线对话活动。
每天早晨7时35分，准时有一位市直单位的一把手在广播电台与群众对话交谈，群众提
问题，干部解答。
从每个月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像值班表一样排列着各个单位一把手的名字。十个月来，没有一个人缺席。每位领导同志都为热线对话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顾不上吃饭，早早地来到电台。有的单位为了不辜负难得的通话机会，使回答问题更加准确、全面，还带来了有关科室的工作人员，使热线对话收到了良好效果。电话的另一端时常传来“我很满意！”“非常感谢！”等兴奋的话语，在直播室的领导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热线电话每天都很忙，两部电话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晋东南师专贾晓宏反映，学生贷款上学积极性很高，问银行有何措施，望尽快把贷款落实到学生手中。
下南街小学一位教师建议，我市文艺界应该把反映我市干部“三深”、“转变作风”等优秀文艺作品在春节期间推向街头。
平顺县一位听众反映，太行水乡旅游区收不到传呼信号。
有的反映煤气炒不起菜，有的反映下水道不通。直到节目结束后，仍有相当一部分电话打进来，参与对话的领导只好用电话单独回答。房管局局长和书堂说，群众的事情再小，对我们领导干部来说也是大事。
市民政局局长贾先凤在同群众对话时，一位听众打进电话告诉她，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里新立的武士敏将军的墓碑碑文用字不规范，简化字、繁体字混用，还有错别字，有碍我市形象。贾先凤局长向这位听众连声说“谢谢……”当天上午，她就带着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到烈士陵园调查解决，并对所有的碑文都进行了检查。
郊区张村退伍军人曹岩文反映优属政策兑现问题，民政局很快深入调查，村里保证在春节前兑现。
元月25日，市国税局局长史爱生进行热线对话，一位姓宋的经营户反映城区国税局办事效率低，领发票要等近三个小时。史爱生对此高度重视，当天上午组织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学文件、找差距、定措施，全方位整改。
有听众打电话反映，淮海副食品市场缺斤少两问题严重，希望质监局能查一查。第二天市质监局20多名执法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听众反映属实，现场没收了不合格的器具，并对其进行罚款处理。
元月一日首播时，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反映英雄台一带的治安问题。市公安局在一周内部署警力，增设便衣，加强了这里的治安管理。
每一位参与热线对话的领导同志来时带着满腔热情，走时带着群众的期盼和沉甸甸的责任。
这项由市纪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积极影响，我鼓励纪委书记曹燎原同志把这件事继续办好，我们市四套班子领导也可以去参加，只要能让群众满意，什么样的形式我们都可以尝试，并通过实践完善提高。在长治就必须有这样的勇气，人民需要的，就是干部必须要努力做到的！
不敢对话者不配当官
对话，是我和班子集体在长治的一种新尝试。开始时部分干部有惧怕心理，也有些人认为是“表面文章”、“形式主义”。但我认为，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坦诚换取理解，沟通消除距离。我们的干部如果都能走近群众心贴心，解决问题面对面，有什么不好呢？对话本来就是一种交流，通过交流才能加强联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干部躲避群众，回避矛盾，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通过对话，有效克服了这种现象。当然，方式还有多种，比如座谈会、恳谈会、聊天会、交流会，等等，也都是与群众沟通的良好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对群众来说方便了；对干部来说，在办公室和广场跟群众对话有实质性的不同。在机关条件好，坐着谈舒服。面对一个人两个人可长谈，可短谈，轻松愉快，没有压力，还要经过一定程序。在广场上，有时日晒，有时雨淋，有时被群众包围。在长子县和群众对话，我站了将近四个小时，后来腿酸得不能动，感觉吃了很大苦头。但干部吃苦后就能感觉到群众的苦，群众体会到干部吃苦就会受感动。这一点是坐在办公室里感受不到的。
每次对话会结束，临走时群众还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我就感到担子很重，感到好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像办公室接待一样，接待了一个人就觉得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对话会不一样，即便接待了10个人，我也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因为还有许多人因为时间限制没来得及说话，有所失望。这种经历多了以后，就可以变成一种感情，变成一种愧情，变成一种压力，最终变成一种动力。
长治市的对话活动，每次都要提前在报纸、电视、电台或海报上发出公告，并选择在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进行。全市每个系统至少一个月内要进行一次对话活动。有的问题当场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逐步解决，但要把时间表告诉群众。对于那些“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的问题，尽管错综复杂，甚至连当事人都找不到，我们也要想尽办法给群众个交待。
事实上，对话是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曾在市、县、乡、村以及机关、学校参加了20多次对话。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被群众围个水泄不通。到2002年10月，长治市直机关的45个单位先后在八一广场与群众开展两轮以上的对话，180余名副处以上干部参加了对话活动，共接待群众2万多人次，接受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2980条，当场解答群众提问2737条。
舆论的力量
监督要得罪人
从2000年2月，《长治日报》第一次刊发批评稿件，到2002年10月已经累计开展监督1935次。有人推算这个频率，长治已经揭露各种问题2000多个。其实，除了市报，我们还有电视台、电台、有线广播电视台以及《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报》，五家媒体加在一起，长治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一个个突出问题被揭露，一件件民忧民虑被解除。
长治日报社的同志整理出一份关于我对报纸的批示，零零总总，总计381条。如果再算上给长治其他媒体的批示意见，共有597条。按我到长治上任至2002年10月底的991天计算，不到一天半就有一个批示。这个精确计算，可能是同志们对量的关注结果。我觉得，大部分工作是班子里同志们，特别是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尚平安（后调到晋城市）和副书记卢晓中、宣传部长史耀清，大家齐心协力才形成全党办报的合力优势。
在《长治日报》当过20年编辑记者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过去的报纸是个啥样子。
就舆论监督而言，10年前《长治日报》有一个批评栏目，名为《读者来信》。其内容三分之二是表扬好人好事，三分之一为批评稿件。监督的内容和对象多是些服务态度问题，攒破天，壮足胆，也只敢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些卖假药、或者小偷小摸的“儿科”小事。就是这样不痛不痒的批评也常常遭致攻击，被告上法庭，甚至还有市领导的批评指责。
后来，《读者来信》逐渐被改版，从一周一个版改为半个版，从半个版改为四分之一版，不管怎么改还是找不到批评问题的稿子，就连来函照登的勇气也被削平了。再后来，《读者来信》栏目干脆取消，这样就彻底“免生是非”了。
报社有个群众工作部，过去负责读者来信，偶而转一点群众信件，但也从来不问结果如何。再往后，群工部就成了报社的行政科室，负责登记来稿，分寄稿费，不闻不问群众的事情了。
我到长治工作第二天就找来报社总编辑，讲了我对办报的指导思想：群众靠前，领导靠后；市场靠前，官场靠后；多报道基层一线，少写会议活动。关于我的报道一般不上一版，重要活动也不占头条。二版、三版也行，四版或者中缝都可以。所以，我在长治三年，除了党代会、市委扩大会和一年一次的经济工作会，基本没有发过关于我的头版头条。
我的办报观是把版面让给基层，还给人民。重要的还是要督促去反映群众呼声。我找来报社的王占禹、弓德旺同志，商量办了两个栏目，日报叫《望哨》，晚报叫《啄木鸟》，旨在揭摆群众中的问题，根除官场上的积弊。
这次谈话表明我的态度。一周过去，我没有看到一篇批评的文章。又过了一周还没有反映问题的报道。我再把总编找来问话，他哈哈一笑：“吕书记，你要真批评，我们还没有稿源呢！”没有稿源，我给你提供。刚上任时，群众来信特别多，我每天从中选几份有代表性的送报社转发。
稿源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只要点名批评过的人，都来找我，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报社解释？来人说，报社的人说是你让批评我的。原来，他们把矛盾都推到了我这里。我不怕人记恨，而我痛恨那些对群众没有感情的人。
之后，我坚持批转稿件，批示报纸，坚持要得罪人，这个麻烦我自己挑着，不让下面的同志替我分担。新闻媒体拿起矛的前提，是我自己必须当盾牌。因为不这样，他们顶不住反攻过来的力量。我自己甘当盾牌，报纸也就越战越勇。因此，他们也直言不讳，有什么样的书记，才会有什么样的报纸。全国各地媒体介绍长治做法时，也就有了“人治”的说法，而我的说法是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