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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给周汝昌带来的好运和光荣，很快就过去了，而逐渐变成了一个包袱，给他生出各种麻烦。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答应的重新出版此书并付高稿酬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再不见提起。一些对《〈 红楼梦 〉新证 》中学术观点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也见诸报刊。周汝昌后来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说：“本书出版时（ 指1953年版——引者 ），适逢作家出版社重订《 红楼梦 》，卷端介绍作者时，在生卒年上采用了拙说。俞先生对此似乎很不满，就在文学研究所主编的《 文学遗产 》（ 此指《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引者 ）创刊号上（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光明日报 》）发难，登出《 曹雪芹的卒年 》一文，批评‘周君标新立异’。又隔半月，和俞先生紧密合作的王珮璋先生又在同刊第三期上发表《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在对作家出版社新版严厉批评时，再进一步，指责出版社采用拙说‘发生了不良影响’（ 并无具体论证理由 ）。于是该社公开检讨版本时，连拙说也成为‘错误’而被检讨在内。我在此情况下，曾分头致函于《 文学遗产 》与作家出版社，对这种做法表示意见，并要求声辩，寄上了答文。都不获申理。文稿由《 文学遗产 》退回来。但是，在我无法答辩的同时，文学研究所方面却对此问题不断寄予关注。”
1954年10月突然发生的批判俞平伯《〈 红楼梦 〉研究 》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更使周汝昌卷入了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之中而经历命运的又一次浮沉动荡。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1）
胡平、晓山主编的《 名人与冤案 ——中国文坛档案实录 》（ 群众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和孙玉明《 红学：1954 》等著作，都对1954年发生的以《 红楼梦 》研究为发端的政治运动作了初步的考察，勾勒出了事情发展演变的大体轮廓。当然，有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有些看法也可以继续讨论。
俞平伯在1923年旧著《〈 红楼梦 〉辨 》的基础上，增删改写，变成《〈 红楼梦 〉研究 》，1952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也是化名王耳的文怀沙，到1953年11月，已经印至六版，总印数达25000册。这本著作之所以如此畅销，正如我们前面分析《〈 红楼梦 〉新证 》受欢迎的原因一样，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即1949年以后社会变得政治化太强，读者可读的书籍太少，以及红学实际上已停滞多年，因而造成强烈的阅读期待，等等。
如前所述，当时的大气候是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除旧向新。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被时势所迫，不得不勉强地“跟形势”，有的则是自觉自愿地紧跟党中央。一般来说，年纪较大的，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属于前者；年轻人，出身比较贫苦的，属于后者。俞平伯属于前一种人，李希凡、蓝翎则属于后一种人。
1954年3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李希凡和蓝翎，看了3月15日《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前述王珮璋批评作家出版社新出《 红楼梦 》的《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和作家出版社承认错误的《 作家出版社来信 》，又联想起在《 新建设 》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另一篇文章《〈 红楼梦 〉简论 》，在响应党中央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和追求个人出路双重动机的驱使下，两个年轻人合写了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关于〈 红楼梦简论 〉及其他 》。由于李希凡是《 文艺报 》的通讯员，所以首先联系《 文艺报 》，但未获回音。转而联系母校，在山东大学学报《 文史哲 》上刊出，出版日期是1954年9月1日。李希凡1927年生，蓝翎1931年生，当年一个二十七岁，一个二十三岁。他们的批评对象俞平伯1900年生，五十四岁。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和宣传及文艺部门的负责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 红楼梦 》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 文艺报 》，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 文史哲 》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 红楼梦 〉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 人民日报 》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 ）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 文艺报 》转载此文。嗣后，《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 红楼梦 〉研究 》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 清宫秘史 》和《 武训传 》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 清宫秘史 》，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 》虽然批判了，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 》）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很快运作起来。它的复杂的背景和演变过程，《 红学：1954 》作了较为详实的考证，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只将必须了解的某些情况作简单交代。
1954年10月23日《 人民日报 》刊出锺洛① 《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10月24日又刊出李希凡和蓝翎的《 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 红楼梦 〉研究的错误 》，这两篇文章配合了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召开的“《 红楼梦 》研究问题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 1903—1976 ）、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林淡秋、袁水拍②、田锺洛、王昆仑、老舍、冯至、吴组缃、启功等文化界领导和知名人士，还有俞平伯、王珮璋、李希凡、蓝翎等，一共四十九人。另有各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等二十人旁听。
其实还有更内部的会议召开。康濯在《〈 文艺报 〉与胡风冤案 》（ 网上亦凡公益图书馆 ）中回忆说，除作协主席团的会议外，另一个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的许多党员负责干部都参加，陆定一主持会议，开了多次，批判了冯雪峰、陈企霞和丁玲，周扬也受了批评，他们都做了检讨。还有一个会议是作协机关党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康濯主持，批判陈企霞，也涉及冯雪峰、丁玲，他们也都做了检查，也是连续开了几次。
10月28日《 人民日报 》又刊出袁水拍《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批判锋芒指向了《 文艺报 》，也就是指向了冯雪峰，并捎带着周扬（ 1908—1989 ）。对这几篇文章的问世，《 红学：1954 》考证说：“《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一文，是由当时担任《 人民日报 》文艺组副组长的田锺洛起草的。据他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明确指示下来’，邓拓‘就马上组织稿件参加批判，写文章’，并‘亲自指派’袁鹰‘赶紧重读《 红楼梦 》和有关评论，赶紧写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且，田锺洛写这篇文章是‘秘密’进行的，包括后来袁水拍撰写《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一文，也是‘在秘密状态下写的’。马上就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还秘密进行呢？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瞒着周扬。田锺洛写完草稿后，《 人民日报 》分管文艺组工作的副总编辑林淡秋与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又作了修改。”“《 人民日报 》于23、24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这次会议，以及京、沪三大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正式拉开了公开批判俞平伯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序幕。”
而据李辉《 往事苍老 》（ 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中田锺洛（ 袁鹰 ）的回忆，袁水拍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作了重大修改后，并在文章的标题下面署上了袁水拍的名字，然后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袁水拍在发表前一天晚上，还对邓拓说最好不要用个人名义发表，是否可以改成社论或短评名义。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2）
10月30日，周汝昌写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在《 人民日报 》发表。《 红学：1954 》说：“建国后，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展着对胡适的批判。1954年秋，大批判的熊熊烈焰却又烧到了俞平伯身上。若按这个顺序烧下去，下一把火可能就会烧到周汝昌头上。当时，年仅34岁（ 应为35岁——引者 ）的周汝昌刚从外地调到北京，办公室的位子还没坐热，遇到这样的情况，自然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措施，撰写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文章。”后面的话多少带些揶揄意味：“反应是非常神速的。……如果抛开有关各种会议的报道不算，就正式文章而言，该文应是大批判运动开始后公开发表的第四篇批判文章。”
周汝昌为什么如此反应“神速”？在《 邓拓论我的红学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如是说：
《文艺报》挨批之后，运动迅速深入发展。《 人民日报 》的锺洛（笔名），数次莅临见访。
我那时住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以北的门楼胡同东头一所小四合院，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寓所。
这一天，锺洛特来通知，邓拓要在报社接见我，时间是晚晌。记得好像是下班回寓，家人告知此讯。草草晚饭之后，我便自往人民日报社——到了报社，锺洛方从敝寓回来，方知是派专车去接我的，却扑了一个“空”。
要知道那时北京城（“城”仍“健在”，未遭拆毁）里根本没有几辆汽车，黑轿车都是要人乘坐的，神气无比。像我，是绝无乘此专车之荣的。再说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从敝寓前往，殊非易事。
……
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从离坐得很远的秘书王同志和陪坐的锺洛的神情举措而观，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
两座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子，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装的“中华”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着了烟。
我深知这实在是特殊的礼遇。
他请我来见他，目的是要我写批俞批胡的“文章”，这不必多说自明。话题当然就是从《 红楼梦 》开始。
对俞、胡二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全记不得了。话题转到我身上来。很易料想的，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气气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几句话，大意如下：
“……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写一写，批判俞、胡，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锺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做出自我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