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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2-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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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说什么,”表舅回答,“我只是说,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贡布雷的信,那里天气很不好,可这里太阳有点儿太暖和了。”
  “可晴雨表上的温度却很低,”我父亲说。
  “您说哪里天气不好?”外祖父问。
  “贡布雷。”
  “啊!这我不会感到吃惊,这里阴天,贡布雷就一定是晴天,反之亦然。我的上帝!您讲到贡布雷,不知道有没有通知勒格朗丹?”
  “通知了,您不必操心,”表舅说,他那长着浓密胡须而变成青铜色的脸颊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笑容:因为他想到通知勒格朗丹了。
  就在这时,我父亲冲向门口,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迪欧拉富瓦大夫来了。我父亲到隔壁的客厅里去接待他,就象接待一个前来演出的演员一样。他把迪欧拉富瓦大夫请来,并非要他给外祖母看病,而是要他象公证人那样确认一下。的确,迪欧拉富瓦大夫可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精通医道的教授;除了他擅长扮演的这些角色外,他还扮演着一个新颖独特的角色,他能言善辩,是斯卡拉姆齐①式的人物或公证人,他来为病人确认是垂危还是死亡。他扮演这个角色已有四十年之久,无人与他匹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演这个角色的威信。当女仆禀报“迪欧拉富瓦大夫到”时,人们以为在看莫里哀的喜剧。他那优美柔韧的身躯不露形迹地为他增添了庄重的仪态。他的脸漂亮得有点过分,但被他在痛苦场合表现出的这种庄重仪态减弱了。教授身穿高雅的黑礼服走进来,脸上露出真诚的悲伤,不说一句别人听来会以为是虚情假意的慰问话,也不做任何有失分寸的事。在灵床边发号施令的是他,而不是盖尔芒特公爵。他看了看外祖母,但没有打搅她,然后,他以医生特有的礼貌,极其审慎地同我父亲悄声说了几句话,恭敬地朝我母亲鞠了一躬。我感到我父亲在竭力克制自己,不告诉我母亲这是“迪欧拉富瓦大夫”。但大夫不想打扰我母亲,已经掉过头去了,他只是接过我们递给他的酬金,迈着最优美的步履,款款走出房间。他那个神态就象没有看见酬金似的,连我们自己也一度怀疑我们没有给他酬金,因为他象变戏法似地把它变得无影无踪了,他的神态还是那样严肃,甚至有增无已,仍然是一个身穿绸缎翻领长礼服的名医,漂亮的脸庞上充溢着高尚的怜悯。他这种缓慢而敏捷的特点使人看到,即便还有一百个病人在等着他去出诊,他也不想显出匆匆忙忙的样子。因为他是分寸、智慧和善良的化身。这位杰出人物已经去世了。其他医生,其他教授可能赶上他,并且也许超过了他。但是,由于缺乏称职的接班人,他以渊博的知识、良好的身体条件和高度的涵养扮演的“角色”已不复存在了。妈妈甚至没有看见迪欧拉富瓦先生,对她说来,我外祖母以外的一切都已不再存在了。我记得(我把这事提前说一说),在墓地,她象一个幽灵,畏畏缩缩地走近坟墓,仿佛在望一个已经远走高飞的人。我父亲对她说,“诺布瓦老爹来我们家了,他也到教堂和公墓来了,他本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你应该去和他说句话,这会使他很感动的”,可是,当大使朝她鞠躬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快慰地低下头,脸上没有眼泪。两天前——我在回到垂危病人床边之前,还要把后面的事提前讲一讲——我们为与世长辞的外祖母守灵时,相信有鬼魂的弗朗索瓦丝稍微听到一点声音就吓得毛骨悚然,嘴里还说着:“我觉得是她。”可是,这些话非但不使我母亲恐惧,反而令她无限快慰。她多么希望死去的人能再回来,这样,她母亲有时就能回到她身边了。
  
  ①斯卡拉姆齐是古意大利喜剧中穿黑衣服、蓄长唇髭的丑角名,精明狡猾,能言善辩。
  现在再来谈外祖母的临终时刻。
  “您知道她的姐妹打给我们的电报是怎么说的吗?”外祖父问表舅。
  “知道,贝多芬,有人给我说了;是很荒唐,但我不感到奇怪。”
  “我可怜的妻子,她是多么爱她们啊,”外祖父擦了一滴眼泪说。“不要责怪她们。我常说,她们的行为总是很荒唐的。
  怎么啦,停止输氧了?”
  我母亲说:
  “停止输氧,妈妈呼吸又要困难了。”
  医生答:
  “哦!不会的,氧气的作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过一会儿再输吧。”
  我觉得医生不是在说一个垂死的人,氧气的作用之所以必须维持,是因为他能为挽救垂死者的性命尽一份力。氧气的丝丝声停止了一会儿。但是,呼吸仍在发出呻吟,那是轻微而痛苦的呻吟,每次都中断,继而又重新开始。有时好象一切都完了,呼吸停止了,就和人睡眠时的呼吸一样,从高八度降到了低八度,或者是自然的间歇,是感觉缺失的一种反应,窒息变得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医生又一次给外祖母搭脉,但是,他刚按上脉,一曲新歌已经接上了中断的乐句,如同一条支流注入干涸的主流一样。乐句换了个调子,以同样无穷的冲力冲出去。谁知道呢?说不定久被痛苦抑制的快乐和柔情,现在会象经过长期压缩变得更加轻盈的空气,从外祖母身上喷发而出,而她自己甚至对此毫无意识。她再同我们说的话,仿佛正在源源流出,好象就要这样同我们絮絮叨叨地、热情洋溢地、情真意切地说话似的。这临终的喘息使我母亲五内俱焚,她守在病榻旁,没有恸哭,但不时地泪流满面,就象风吹雨打的叶子,不思也不想,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我去拥抱外祖母前,医生让我先把眼泪擦干。
  “我还以为她看不见了呢,”父亲说。
  “这很难说,”医生回答。
  当我的嘴唇接触外祖母时,她的手开始颤动,全身一阵战栗,可能是反射作用,也可能因为某些抚爱可以使人感觉过敏,可以穿过无意识这层外衣,几乎无需通过感觉器官就可以传递。外祖母蓦地坐了起来,作出最大的努力,仿佛要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弗朗索瓦丝看了,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我想起医生的吩咐,想叫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就在这时,外祖母睁开了双眼。我一个箭步冲到弗朗索瓦丝跟前,挡住她的哭泣,好让父母亲同病人讲几句话。氧气的声音停止了,医生离开病床。外祖母死了。
  几小时后,弗朗索瓦丝能够最后一次地、不会引起任何痛苦地梳理外祖母那漂亮的头发了。她的头发仅仅有些斑白,看上去始终比她本人年轻,可是现在它们成了衰老的唯一标志,而她的脸却焕发出青春,多少年来痛苦在她脸上留下的皱纹、收缩、浮肿、紧张、弯曲都消失得无踪无影。她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她父母给她定亲的时代,脸部线条经过精细勾画,显露出纯洁和顺从,脸颊重又闪耀着纯真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甚至又重新闪射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快乐。这些美好的东西已渐渐被岁月毁灭。但是,随着生命的消失,生活中的失望也消失了。一缕微笑仿佛浮现在外祖母的唇际。死神就象中世纪的雕刻家,把她塑造成一位少女,安卧在这张灵床上。
  
  第二章
  这是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但我却死而复生了,我前面的生活依然完好无损,因为前些日子一直风和日暖,今天早晨突然雾霭弥漫,寒气逼人,将近中午时才消散;然而,天气变化可以使世界,使我们自己获得新生。从前,当我们壁炉里吹起大风时,我听着风儿撞击翻板活门发出的梆梆声,就会心潮澎湃,激动无比,觉得这很象do音交响乐前奏曲中赫赫有名的琴弓声,犹如一个神秘的命运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呼唤。自然界每一个明显的变化,都会使我们和谐的欲望适应事物的新形式;我刚刚醒来,蒙蒙雾霭就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再象遇到好天气那样成天想着出门,而是哪里也不想去,只渴望呆在火炉边,渴望有人和我同床共寝,就象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冷得筋骨瑟缩的亚当在寻找深居简出的夏娃。
  屋外,消晨的原野笼罩着愉悦的灰雾,屋内,一杯巧克力发出馥郁的清香,我身处其间,竭力使我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生活保持一年前我带到东锡埃尔去的那种新奇的状态;那时候,我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生活深深地打上了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丘的印记(即使看不见这座山丘,我也感觉到它的存在),使我心中涌动着一阵阵快乐,这种感觉与其他快乐感觉截然不同,我简直难以向朋友们描绘,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并无意识,这些快乐与其说是真实的感觉(若是这样,我就能描绘出来了),毋宁说是纵横交错、扑朔述离的印象。从这个角度看,晨雾把我带时的那个新奇的世界,我早已认识(这只会使它更加真实),但近来我已忘却(这使它又变得清新纯真)。于是,我能欣赏到几幅印在我记忆中的晨雾图,尤其是《东锡埃尔的清晨》。有一幅是我到军营第二天的晨雾图,另一幅是在附近的一个城堡里,圣卢带我去那里度过了二十四小时:黎明时分,在重新回到床上去之前,我撩开窗帘,倚窗眺望,在军营晨雾图中,我看见一个骑士,在城堡晨雾图中,我看见一个马车夫(他在一个池塘和一片树林的交界处,只有这边缘地带依稀可辨,其余全都淹没在均匀的似水般流动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轻雾中),他们正在擦缰绳,就象从一幅隐约可见的壁画上浮现出来的寥寥无几的人物,由于人的眼睛适应不了这朦朦胧胧、神秘莫测的半明半暗,也就几乎看不清画上的人物了。
  今天,我是从床上凝望这些记忆的,因为起床后我又躺下了,等着晚上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去看一出小剧。我父母亲到贡布雷去了,要在那里小住几天,这下我便有机会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得好好利用。否则,他们一回来,我也许就不敢去了;我母亲对我外祖母的悼念诚心实意,一丝不苟,她要我们对外祖母的哀悼不拘形式,感情真挚,因此,她不会禁止我去看戏,但也不会赞成。然而,现在如果我写信征求她的意见,她从贡布雷给我回信时,不会伤心地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已长大成人,知道该怎么做”,而是相反,她会责备自己把我一个人留在巴黎,会设身处地地体谅我的忧愁,希望我出去玩一玩,散敢心,尽管她自己拒绝参加一切娱乐活动。她相信,我外祖母也会劝我这样做的,因为她最关心我的身体和神经平衡。
  一清早新的热水汀就点着了。热水汀不时地发出打嗝般的声音,这令人讨厌的声音与我对东锡埃尔的记忆毫无联系。但是,如果今天下午这个声音和我那些记忆老在我身上会合,久而久之,这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亲和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写于1913,每当我重新听到(我有点听不惯了)热水汀的声音,我就会想起东锡埃尔。
  只有弗朗索瓦丝一个人在家里。雾散了。灰蒙蒙的日光,毛毛细雨般地落下来,不停地编织着一张张透明的网,似乎给星期天的散步人涂上了一层银色的光。我把《费加罗报》扔到脚头。自从我给这家报社投了一篇稿后,每天都要叫人给我买一份,但一直没见发表。尽管没有太阳,但白天的亮光告诉我现在正是下午。罗纱窗帘象蜻蜓翅膀般轻而柔软,又似威尼斯玻璃般脆而易碎。晴天,它们就不能象这样轻柔,象这样一碰就碎。这个星期日,我孤单单一人呆在家里,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况且,今天上午,我派人给德·斯代马里亚小姐送去了一封信,我就更加心事重重。罗贝·德·圣卢在他母亲的干预下,经过多次痛苦而失败的尝试,终于和情妇一刀两断,他和情妇断绝往来后就被派往摩洛哥了,他要把这个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不再爱恋的女人彻底忘掉。昨天,我收到圣卢从摩洛哥写来的一封短信,告诉我他将回法国休一次短假,他在巴黎停留的时间很短(显然,他家里人怕他和拉谢尔恢复关系),为了向我证明他对我的思念,特意写信告诉我他遇见了当谢小姐,更确切地说,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因为她结婚三个月就离婚了。罗贝想起我在巴尔贝克同他说的话,代表我要求那位少妇同我见见面。她答复他,回英国前,要在巴黎停几天,很愿意约一个时间和我共进晚餐。罗贝叫我赶紧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信,因为她肯定已经到巴黎了。
  圣卢的信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尽管他还是在我外祖母病重期间给我来过一封信,指责我对他不忠,对他背信弃义,从此就一直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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