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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您这样年纪的人都是冒失鬼，”他对我说，“有时说出的话可能会在我们中间挖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是您刚才的话却反而会打动我的心，使我乐意为您效劳，甚至会做过头。”
德·夏吕斯先生和我臂挽臂、肩并肩地走着，一面对我说着这些傲慢而又真切的话。他时而把目光久久停留在我脸上（这种冷酷而犀利的凝视，我在巴尔贝克海滩的一个上午，在游乐场门口第一次遇见他时，甚至更早以前，在当松维尔花园的玫瑰花丛旁看见他同斯万夫人——那时我以为她是他的情妇——在一起时，就曾给我留下过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时而又左顾右盼，审视过往的出租马车。此刻正值出租马车交接班，过往马车很多，有几辆停了下来，因为马车夫看见他那固执的目光，以为他要乘车呢。可是德·夏吕斯先生马上就打发他们走了。
“没有一辆合适的，”他对我说，“一看灯就知道了，他们都是回他们那个街区去的，先生，”他又说，“我马上要给您提一个建议，希望您不要产生误解，我没有任何个人考虑，完全出于好心。”
使我震惊的是，他的措词和斯万的多么相似，甚至比在巴尔贝克时还要明显。
“我想您是很聪明的，不会认为我向您提建议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害怕孤独和烦闷，关于我的家庭，我不说您也会知道的，因为我想，象您这样年纪的小青年，又出身在中产阶级家庭（他踌躇满志地把“中产阶级”说得很重），是不会不知道法国历史的。恰恰是我那个世界里的人不读书，不看报，和仆人一样孤陋寡闻。从前，国王的侍从都是从王公贵族中招募的，如今王公贵族和侍从已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象您这样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书读得很多，一定知道米什莱①对我们家族所作的那段精彩的描述：‘我看见他们，那些有权有势的盖尔芒特们，高大魁伟，顶天立地，和他们相比，幽居在巴黎王宫中的矮小而可怜的法国国王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我个人怎样，先生，这个问题我不喜欢多谈，但是，有一件事您也许听说了，泰晤士报有一篇文章提起过，这篇曾轰动一时的文章说，奥地利皇帝（他一直待我很好，甚至想同我称兄道弟）不久前在一次谈话中宣称（谈话后来公布了），如果尚博尔②伯爵先生身边有一个象我这样了解欧洲政治内幕的人，那他今天说不定是法国国王了。我常想，先生，我身上有一个经验宝库，一种类似珍贵密件的东西。我这些经验不是靠我浅薄的天分获得的，而是靠机遇，您以后会知道是什么的。我不认为我应该把我的经验用于自身，但它对于一个涉世不久的青年可能是无价之宝。我要把我用三十多年的心血积累起来的、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拥有的经验，用几个月的时间全部传授给这个青年。我不用讲，当您知道某些秘密时精神上会有多大的享受，当代的基佐③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掌握这些秘密，一旦掌握了，他对有些事件的看法就会和过去截然不同。我不仅要讲过去的事件，而且还要讲情况的连贯性（这是德·夏吕斯先生最心爱的表达方式之一，当他使用这个表达方式时，就象在做祈祷似的，常常把两只手合上，不过手指头是直的，他似乎要用这种语言和动作相结合的方式，使人了解那些他没有细说的情况和情况之间的连贯）。我要用一种标新立异、闻所未闻的观点给您讲过去，不仅过去，还有将来。”
①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著有《法国历史》、《法国革命史》等。
②尚博尔（1820—1883），波旁王族长子支系的最后一个代表。1830年，查理第十弃位后，他是王位最后一个合法继承人，但仅仅到1871年才提出继承王位的权利。在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谈判之后，眼看就要登基，但因他拒绝废白旗，致使谈判失败，因为他无子女，奥尔良家族成为王位唯一继承人。
③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试图依据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著有《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等重要作品。
接着，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打听布洛克的情况。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时，大家议论过布洛克，但他好象没有听见似的。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我同学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漂亮，等等。他善于使讲话的语气显得好象不是在存心打听，好象他心不在焉，在想别的事情，仅仅出于礼貌才勉强应付几句。布洛克要是听见了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提的这些问题，准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德·夏吕斯先生是重审派还是反重审派，甚至比想知道德·诺布瓦先生属于哪一派的心情还要迫切，只是理由完全不同罢了。“您做得对，”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提了一堆问题后又对我说，“如果您想多学一些东西，朋友中就应该有几个外国人。”我回答他，布洛克是法国人。“啊！”德·夏吕斯先生说，“我还以为他是犹太人呢。”他这种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表示，使我相信他是我所遇见的人中最坚定的反重审派。可他却反对指控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
“我想现在报界正在大谈德雷福斯犯了叛国罪，我相信人家是这样说的，我对报纸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看报就和我洗手一样，我觉得这不值得我产生兴趣。不管怎么说，罪行是不存在的。要是您朋友的那位同胞背叛了犹太王国①，那倒可以说他犯了叛国罪，可是他和法国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驳他说，一旦爆发战争，犹太人也会和其他人一样被动员入伍。“可能吧，不过，不能肯定这不是一种轻率行为。如果把塞内加尔人或马尔加什人招募来打仗，我想他们是不会真心诚意地保卫法国的。这很正常嘛。您的德雷福斯也许可以按违犯接待国法规而判罪。算了，不谈这个。您能不能要求您的朋友带我去参加一次寺院的盛会，看一看割礼仪式，听一听犹太人唱圣歌？说不定他可以租一个大厅，给我演出取材于《圣经》的戏剧，就象圣西尔寄宿学校②的女生为给路易十四③解闷，演出拉辛根据《圣经》的《诗篇》创作的戏剧一样。您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哪怕演几个滑稽戏让我开开心也好。比方说，让您的朋友和他父亲格斗，把父亲刺伤，就象大卫④杀死歌利亚⑤一样，这会是一出绝妙的笑剧。在演出中，他甚至可以把他下贱的（照我的老女佣人的说法是下作的）母亲狠狠地揍一顿。若是能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不会感到不愉快的，是不是，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喜欢异国情调的戏剧，把这个非欧洲的女人揍一顿，就好比给一个老泼妇以应有的惩罚。”德·夏吕斯先生一面说着可怕的疯话，一面使劲夹住我的胳膊，把我都夹疼了。我想起德·夏吕斯先生家的人常说，男爵对他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佣人——刚才他引用了她的莫里哀式的方言——关怀备至，可敬可佩，我心里思忖，如果能对同一个人身上表现态来的善与恶做一个剖析（我看这个问题至今很少有人研究），这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尽管在不同人身上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
①犹太王国是公元前93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后在巴勒斯坦南部建立的国家。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
②圣西尔寄宿学校是路易十四的情妇曼特农夫人于1686年为没有财产的贵族小姐创办的学校，校址设在凡尔塞区的圣西尔。拉辛曾为该学校写了《爱斯苔尔》和《阿莉达》。
③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大力资助文学和艺术事业，促进了当时法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④大卫（前十一至十世纪），古以色列国王。据《圣经》记载，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王国，定都耶鲁撒冷。童年时打死腓力斯勇士歌利亚，在位时，曾多次打败强邻，深受民众爱戴。
⑤歌利亚，据《圣经》记载，他是腓力斯勇士，身材高大，头戴钢盔，身穿重甲，作战时所向无故，后被大卫杀死。
我提醒他，不管怎么说，布洛克的母亲已经死了，至于布洛克本人，我怀疑他对一个完全可能使他眼睛变瞎的游戏能有多大的兴趣。德·夏吕斯先生好象生气了。“那个女人实在不该死，”他说，“至于眼睛变瞎，恰好犹太教是瞎眼教，看不见《新约》所说的真理。无论如何，您想一想，现在的犹太教徒哪一个不在基督教徒愚蠢的狂怒面前吓得失魂落魄，胆战心惊呢，能看见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屈尊俯就，看他们的演出，他们一定会高兴得忘乎所以！”这时，我看见老布洛克走过来了，他大概是来接儿子的。他没有看见我们，但我问德·夏吕斯先生，要不要把老布洛克介绍给他。我料到我的同伴会大发雷霆：“把他介绍给我！您怎么一点也没有价值观念！认识我就那么容易！再说，介绍人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被介绍人又不配受到介绍，这不就更不合适了吗？要是哪天他们按照我拟订的计划给我演出一场亚洲风味的戏剧，我倒可以发发善心，同这个讨厌鬼说几句话。最多也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个条件，他得让他的儿子狠狠地揍一顿。我甚至会向他表示满意的。”
况且，老布洛克根本没有注意我们。他正在恭恭敬敬地向萨士拉夫人致礼，萨士拉夫人欣然接受了。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从前在贡布雷，她对我父母接待小布洛克很不满意，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犹分子。可是，重审运动犹如一股气浪，几天前把老布洛克冲到她的家里。我朋友的父亲觉得萨士拉夫人颇有魅力，尤其对她的反犹立场感到满意，他觉得她这种立场证明她的信仰是真诚的，主张重审的观点是真实的。同时，正是因为她反犹太人，准许他到她府上作客就更有价值了。当她冒失地在他面前说：“德·吕蒙先生不加区别地把重审派和新教徒、犹太人装进同一只口袋里，这种大杂烩太有意思了”时，他甚至不感到耻辱。回到家里，他自豪地对纳西姆·贝尔纳说：“贝尔纳，你知道吗，她有偏见！”可是，纳西姆·贝尔纳先生却没有吭声，他用天使的眼神望了望天空。贝尔纳先生为犹太人的不幸愁眉不展，怀念他同基督教徒的深厚友谊，再加上岁月消逝使他变得矫揉造作，装模作样（以后我们会知道是什么原因），因此，他看上去活象拉斐尔前派①画家画的恶魔，头发乱七八糟，好象浸于一片惨白色中。
①拉斐尔前派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英国的一个画派。因认为真正的宗教艺术存在于拉斐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之前，企图发扬拉斐尔以前的艺术来挽救英国绘画而得名。主张绘画应起宗教道德教育，题材应以圣经故事及富有基督教思想的文学作品为主，忠实地反映主题，描绘对象。
“整个案子，”男爵又说，他一直没有松开我的胳膊，“只有一个麻烦，那就是它对社交界（我不说是好的社交界，它早就不配用这个赞语了）起着破坏作用，一群‘公骆驼社’、‘母骆驼派’、‘牵骆驼队’的男男女女涌进社交界，我甚至在表姐妹家中也发现有不认识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法兰西祖国联盟——一个反犹联盟，谁知道是什么——的成员，好象一种政治观点能使人获得进入社交界的资格似的。”
德·夏吕斯先生的浮浅使他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更相象了。我把这个看法同他说了。他似乎不相信我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我叫他回想一下在歌剧院的那个晚上，他那天好象故意躲着我似的。他说他根本没有看见我，我看他说得那样认真，要不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感到他也许太骄傲，不想让人看见他同我在一起，我就会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
“还是谈您吧，”他对我说，“谈我对您的计划。在某些人之间，先生，存在着一种类似共济会的秘密组织，我不能给您细说，但可以告诉您，这个组织现在有四个欧洲君主。然而有一个君主，也就是德国皇帝，得了妄想症，他身边的人想治好他的病。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战争。是的，先生，完全可能。您一定听到这个人的传闻了，他以为中国的公主被他装到一个瓶子里了。这是疯病。他们正在给他医治。但是，当他不发疯时，他就成了傻子。有的病是不该治好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避免染上更严重的病。我有一个表兄，得了胃病，吃什么都不消化。最有权威的胃病专家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