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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袁世凯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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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 G。 Mollendorf),去朝鲜协助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因此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鸟「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是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基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一个现代「班定远」的失落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审(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澄(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詧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又没个「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竟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祇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四、六于北美洲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漫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灭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竟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镇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有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渖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作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勿迟眠……。」(真是依依不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伤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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