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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军队领导机关“批林批孔”不深入，不得力。
王洪文说：“总参几位领导右得很”。“总参党委不抓大事”，“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对总参，“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张春桥说：“总后已经瘫痪了，我看瘫痪得越彻底越好，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2月10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一家美国公司送给我方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是崇洋媚外”。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回去，并提出“抗议”。后来经周恩来指示查明，美方送玻璃蜗牛并无恶意。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妄图利用“蜗牛事件”，强加给中央领导人“洋奴”、“爬行”等罪名的政治阴谋。
在批林批孔的洪涛巨浪里，笔者认为值得特别记录下来的是老一辈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大义凛然，不屈从压力的事。
1974年受到江青点名批判的梁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批林批孔开始，他秉笔直书，针对当时风行的观点，写了长达三万字的长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鲜明地指出：“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他说：“孔子在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为承前启后关键性人物，孔子的功罪或价值如何，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表现出成功失败而定之……‘五四’运动中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而以‘赛恩斯’和‘德漠克拉西’（笔者注：科学与民主）标榜，大体上是对的。但不能抄袭别人的文章，仍须走自己路。”
他在政协批林批孔学习会上，坚持不批孔的看法。
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刘少奇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也是公开的。”他又说：“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是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
政协学习会整整批了他半年，最后要他表态，他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听了他的话，全场一片哑然。
放火烧荒
江青为搞乱军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别有用心地提出“放火烧荒”的口号。
1974年2月25日江青写信给张春桥。她写道：“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总参问题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
张春桥接到信，当天批示：“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
但是，怎样才能在解放军里把火放起来呢？
江青决定先在文艺单位下手。3月5日晚上10时半至六日凌晨四点半，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八个文艺单位，扩散火种。江青趾高气扬地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
江青说：“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他们不许普及样板戏，有坏作品批评不得，对我们的话根本不听……”
她把脸转向坐在身边的兼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春桥同志，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回来。我看军队工作还是让亚丁管起来，不然方向就偏了。”
她对陈亚丁和另外两个人说：“今天把你找来，把他们两位找来，准备他们骂娘。他们骂，我也可以骂，动员起群众同他们斗争。说这个那个是林（彪）的黑手，其实是他们自己！”
“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
江青还嘱托说：“亚丁的问题，请春桥同志到军委备个案。”
3月17日，陈亚丁秉承江青的意志，召集驻京文艺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鼓动他们回去放火，陈亚丁说：“江青同志指示叫我‘点火’，‘夺权’，‘管全军文化工作’……我不敢组织，不敢找部长们，因为阵线还不清，找错了门不好办，再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今天请同志们来就为一个目的：点火！”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4）
陈亚丁再次强调说：“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没过多久，总政点起火来了。
7月15日下午，江青急急忙忙把迟群、谢静宜召到钓鱼台办公室，兴高采烈地说：“总政批林批孔已经起来了，听说大字报贴满了大院。我派你们俩去看大字报，回来向我汇报。”
江青说：“总政是个阎王殿，问题很多，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去了别叫人给打死了。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已告诉汪东兴，去总政这段时间内，给你们每人派一名警卫员。这样就好了，打死两个还能跑出两个，打死三个还能跑出一个报信的。”
迟群说：“他们门口卡的很严，地方的车子不好进去。”
江青立刻为他壮胆说：“怕什么？我告诉汪东兴同志给你们换上车牌子，都换上8341部队的牌子。第一次去时，我会通知他们，让人在门口接你们。”
迟群、谢静宜俩人悄悄到总政大院转了一圈，他俩感到问题太复杂，回来向江青报告说：“算了，别去了！”
对此，1980年8月14日，谢静宜交待说：“‘四人帮’为夺权，到处制造混乱，总政即是一例。”
江青为了放火烧荒，把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当作“试点”。1974年6月，江青提出要研究儒法军事斗争史，要六连马上拿出“经验”，并连续六次送去“女儿经”等材料要六连研究批判。
1975年初，江青派到六连的联络员组织几个战士，按照他们自己定的内容，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批评信”。江青说她要把这封信“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揭开《解放军报》的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并且组织一个“试点”单位的少数人，专程到北京给《解放军报》贴大字报，说“军报内部路线不明，可能有坏人”，“在关键时刻和中央唱对台戏”。
1975年3月11日，江青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强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把《解放军报》变相停刊178天。
北京南郊紧靠京广线的窦店村，是北京军区某部八连的驻地。1974年1月底，江青下令把正在烧砖的十多个战士请到人民大会堂，要他们汇报部队基层批林批孔的情况。
八连一直忙生产，从来还没有接触过批林批孔问题。指导员只好根据自己平时看报和听到的情况汇报了一下。
江青听了不大满意，还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不料八连从此竟成了江青批林批孔的“点”。
这个“点”由“江办”直接指挥，连续派来教授、记者和报导组，在四个多月里竟在《解放军报》发了八连七个头版头条新闻。此外，还写了多篇的大批判文章和批判专版。这些全是常驻八连的写作班子，借用八连指战员名义炮制出笼的。
阴云笼罩着周恩来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得到的权势，借用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据1980年5月31日王洪文交待，1974年元旦过后，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毛主席提了几次批林批孔，总理不布置。”江青当场诬蔑总理说：“总理，你也有孔老二思想。”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日理万机。他既要对内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又要花很大力量处理对外事务工作。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审时度势，大力促进国际形势的新变化，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缓和；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外，并同许多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推动了世界和平的发展。
对这些震撼世界的外交成就，江青虽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宏伟业绩，但她总是伺机挑唆，对周恩来进行迫害。
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问北京。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就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令人迷惑的现象是中国报界正在开展的‘批孔运动’，各种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运动是指向周恩来的。”在基辛格看来，“阴影笼罩着周恩来”，“这个人坐在火山口上”。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翻译王海容、唐闻生从机场送走基辛格以后，两人径直来到中南海游泳池。
这时，有人间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昨天晚上周恩来来过没有？打过电话没有？当她得知周恩来事先没有向毛泽东报告会谈的具体内容时，她就边走边说，急匆匆地走进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对会谈中的一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美国会谈中有错误，是“温和派”。指示政治局应该批评总理。
江青四出活动，分别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成立了所谓“帮助总理小组”。
江青恶毒地把这次“帮助”，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时，年高76岁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五年。他忍着病痛的折磨，仍日夜不息地坚持工作。为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顾全大局，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经历着多么大的痛苦！
这时，“四人帮”控制的报刊，采取影射的写法，指桑骂槐，万炮齐发。
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的文章中，假借描写孔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影射攻击周恩来。
《北京日报》刊登《从〈乡党〉看孔老二》一文，描写孔子“端起胳膊”，“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的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对江青来说，是想通过“批周”，将周恩来一棍子打倒，实现她夺权当“女皇”的美梦。
但在毛泽东看来，“批周”这只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赞同“批林批孔”，但不赞成公开“批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三箭齐发（5）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这株大树不能倒。如果“批周”，周批倒了，谁来帮助他支撑国家的大局呢？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会见以后，他同担任翻译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谈起对周恩来的批评会议，说：“这次会开的很好。缺点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指江青）。一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也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对他批评不得。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在这次会上，外交部长乔冠华也对周恩来进行了不公正的批评。对此，他感到内疚。后来，乔冠华利用一次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病重的周恩来表示认错，请他原谅。周恩来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
江青集团反对周恩来由来已久。1983年，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会上讲话时曾这样分析说：
“江青集团反周恩来总理的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8月至1967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此发了脾气，说，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才把反周的气焰压下去了。但暗地里仍有一股反周暗流。林彪自我爆炸，这股暗流又起来了。1973年至1974年批林批孔，又是一个反周高潮，这是第二个反周恩来高潮，第三次，是1976年总理病重以后直到逝世……”
这次是第二个反周高潮，配合社会上发动的“反复辟回潮”、“反潮流”，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