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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孝义正在床上玩耍，沾满泥水的衣服被扔在床前。
看见亲家来了，石孝义的外婆连忙和老人说，她正为孩子的事情想找亲家呢，下这么大的雨，孩子一个人跑回来，浑身直哆嗦，让她吓坏了。
奶奶听了心里疼得要命。问他有没有摔倒，他竟是不理会。
外婆说，她劝了孩子很多次，让他好好在那边待着，可是孩子就是不听，逼急了，他就哭，闹着不愿意上学，她也没办法。
奶奶问石孝义为什么不听话，不愿意在家里住？
石孝义说：“那又不是我家，我也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在那里。”
老人听了，眼泪当即就出来，整个人都呆了。
孩子外婆也气坏了，抡起巴掌就打孩子，石孝义哭喊着：“就是不跟她回去，她家里有小鬼。”
外婆更加生气了，巴掌更紧、更重。
说到这里，老人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孩子不懂事没办法，但是看不得他挨打！当时我就把孩子抱进怀里，不让他外婆打了。”
但是，石孝义随后说的话，让他的奶奶凉透了。
外婆边打边说：“胡说八道，哪来什么鬼？”
孩子直直地说：“有！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个老头。”
那个老头是他爷爷啊！听到孩子这么说话，奶奶和外婆都沉默了。
过了半天，奶奶一个人伤心地回来了。
老人讲到这里，老泪纵模。她说，那天她对着丈夫的遗像一夜都没有睡觉。
在写到石孝义时，我们多次用了“回来”、“回家”、“回去”，但是仔细想想，真的就是“回来”、“回去”吗？我们感觉思维在倒置，情感受到压迫，而“回家”真是回家吗？让孩子承认“家”是家，这个事实本身突然成了一种讽刺！说真的，我们不可以怪石孝义，他的“家”的确在外婆那里；但也不可以责怪奶奶，石孝义的的确确是她的孙子。
那是情感错位造成的无奈。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期中农村城镇化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的是后来的农民一拨又一拨地紧跟着涌入城市。这部分后起的农民工自然是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所以，一种趋势也逐渐变得明朗，即留守儿童开始留守的时间越来越小，小到刚刚断奶就没了母亲，小到还在腹中就没了父亲，甚至小到刚刚出生已经看不到了双亲。这样的孩子怎么长大？这样的孩子又能成长为什么样子的“新一代人”？
在这些“长不大的孩子”所带来的叹息里，父母们应该思考：或者出去是必须的，但是至少要等到孩子能记住你们的样子，至少要听听孩子叫一声最悦耳的“爸爸、妈妈”，抛开钱，也抛开成长的意义，单纯地想一想，孩子看到你就会停止哭泣，微笑着向你张开双臂，那该有多幸福和温暖；而听到口齿不清的孩子嘴里叫出那两个稚嫩的声音“baba”、“mama”，又该有多么的神圣和自豪！
像这样的荒诞不仅仅是在湘西，如果只是在湘西存在，只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案，我们尚且不会有那么深的沉重和忧虑。中国如此之大，一个地方的贫穷落后我们完全有能力很快改变它，包括改变那里的精神、气质和生活质量。然而，不是，它不是个案，而是缩影，是镜像。类似的“长不大的孩子”刘成和类似“不愿回家”的石孝义还有很多很多。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将马成、朱成、周成或者刘孝义、张孝义等都写进报告里。但的确，我们感觉到一个痛苦，一种困惑，一种荒诞。这种荒诞伴随了我们一路的行程，最后在湘西让我们拥抱得不能承受。
在这种荒诞里，“保护”孕育了伤害，“追逐”诞生了坠落。然而，又能怎么样呢？正如农民工父母说的：“那也没办法！”说这话显得无奈，其实真是无奈。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无知，或者是推委责任呢？刘成的母亲最终不也回来了吗？没有办法不也想出了办法？须知，作为父母，他们应当而且必须了解父母应尽的责任，责任是天生的！
虽然，当贫穷扼杀的时候，“不能落后”的面子，以及对“好日子”的向往，会迫使农民工朋友走向一条窄长窄长的“不归路”。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亲情不是简单的血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儿子”、“女儿”、“爸爸”、“妈妈”，这些词语不仅是有血有肉的，而且是有呼吸有气味的，它理应是饱满的，坚实的，渗透着丰富的汁液。一旦成为单纯的概念、符号，苍白，空洞，将没有任何分量和意义。父亲母亲的责任不只是给孩子哺乳，那只是一切动物的本能；父亲母亲的责任更不只是创造出孩子的生命，那只是一切生物的本能；父亲母亲的责任应当为孩子创造一切适合生存和成长的最佳环境。
同时，作为父母也必须了解自己外出后到底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残缺。不要简单地说：“那也没办法”；不要解释为：为了孩子生活得更好。农民工父母首先就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真正为孩子好？如果真正为了孩子好，就应该在出去的时候考虑到孩子在自己走后将面临怎样的环境，只有了解了孩子将面临怎样的环境才知道外出后的自己要为孩子做些什么。如果真正是为了孩子好，就应该选择适当的时间开始出去打工――假如一定要出去打工的话。晚出去一年，可能会少挣一万多元钱，但换来的却是孩子一生的幸福！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上述讲到的并不深奥的道理，那些心地善良、“为了孩子好”的外出打工的父母是否懂得呢？
游离：情感的戏剧性错位
扪心自问：身在异乡的农民工父母们，都为留守家园的孩子们做了什么呢？
客观地说，父母长年外出已经破坏了孩子成长和精神完善的和谐环境，那么在外的父母能否弥补这种破坏带来的损伤？他们出去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孩子在家又会是什么的境状？
他们自己未必会预料到这两种，即使想到了，那也是一种必须得做的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之后，他们为孩子究竟都做了些什么？
以下是我们的调查报告所显示的相关数据。
表5—1农村留守儿童概况
去父母工作地去 过（％）没 去 过 （％）
693人 34。7％1303人 65。3％
亲子联系频繁（％）偶尔（％）很少（％）
844人 42。3％687人 34。4％465人 23。3％
父母在电话中
最关心的问题学习问题（％）生活问题（％）思想问题（％）
812人 40。7％687人 34。4％86人 23。3％
人际问题安全问题其它问题
30人 1。5％531人 26。6％106人 5。3％
值得说明的是，调查中之所以设置“去父母工作地”，不是为了调查孩子被带进城里的可能性，前文已经分析，农民工不可能把孩子带进城跟着打工的自己生活，这种“去过父母工作地”仅仅局限于调查寒假、暑假，或者其他节假日里，孩子能够到城市见一面父母的可能性。说到底，它是为了调查留守儿童至少要多久才能见父母一次。我们考虑到：有些农民工为了节省火车票的钱，或者为了在节假日在城里赚双倍工资，有些甚至是节假日都不回家的，于是有些农民工三年、五年才回家一次，那么孩子要见到父母，进城去父母工作地是为数不多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调查数据显示来看，去过父母工作地的留守儿童仅仅占到1/3多一些，这说明大部分的留守儿童要见父母一面平均要等到至少一年。
那么农民工怎样和子女沟通？电话似乎成了最好的手段。但是，谁都知道，电话沟通是“只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这种沟通往往解决不了子女思念父母的饥渴，反而会因听到父母的声音，进一步增加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
当然，比起那些连电话都接不到的留守儿童来说，无论如何，能听到父母的声音已经不错了。
不过，就算是电话沟通，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
现在农民家庭大多安装了电话，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还购买了手机。虽然这些手机基本上是最低端的蓝屏或者黑屏手机，二手货和水货居多，形状也很笨拙，通俗的说法是“砖块！”不过，农民工配备手机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交友也不是为了发展业务，基本上也只是接接应急电话，一般不太打电话，打电话也不会打长途。即便用公共电话打长途，说话的次数也很少。这一方面为了省钱，另一方面，工作任务太重，根本就没那么多时间，大多不是必要的或者紧急的事情，农民工不会轻易打电话的。
而那些条件好一点的农民工家里，即便安装了电话，家人也轻易不会主动和在外打工的亲人打电话。首先，有些在外的农民工根本就没有固定电话，配备的手机在工作期间也不能用的，所以没办法打。其次，家里的座机打长途费用更贵，所以，家里的电话只是等着亲人打电话回家，通话的主动权始终在外出的亲人一方。而条件不好的农民工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话，只有用邻居的电话接一接紧急的事情。在我们调查的一些村子里，有些只有在小卖部才有一个电话，全村所有人的电话都往那里打，电话打来叫一下家里人也要等十分钟，准备接电话的则常常排成队，这样的通话就很费力，所以农民工干脆就不打电话。
还有就是，根据我们调查，农民工为了省钱，打一次电话的时间也平均不会超过8分钟。8分钟里大人觉得孩子不懂事，说不明白，主要还是和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沟通，主要是嘱咐家里的事情和若干孩子的事情，且大多是泛泛而谈，毫无针对性和目的性。同时，农民工打电话原本就是情感的双向需求，农民工在城市里自身就是边缘人物，工钱低，压力大，自己心里的情感存在很大危机，打电话本身也为了解决自身的饥渴，家里所有人也都存在这种饥渴。这个双向需求里分配给留守儿童的时间和情感就少之又少了。
结合上面的分析和表中打电话频率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留守儿童在家里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间和几率很小，和父母的沟通也是被动沟通，常常会出现“自己想和爸爸妈妈说话时说不了，有些时候不想说话，偏偏电话就打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要想获得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就很困难了。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这样的沟通并不能解决留守儿童对于父母的情感饥渴，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留守儿童的情感饥渴。
以下的现象是我们在湘西的调查中经常见到和听到：留守儿童抱着电话哭，母亲在电话那头等着他说话，他就是不说话，结果母亲挂了电话；兄弟两个为了接父亲的电话，相互扭打，打了半天谁也没说一句话，父亲已经把电话挂上了；小女孩因为奶奶不让自己跟妈妈说话，坐在地上大哭，骂奶奶是坏蛋；孙子因出去玩，而没有接到父母的电话，回到家里摔盘子砸碗；漆黑的夜里，为了接父亲的电话，母亲拉着儿子，打着灯，从村尾家里，走到村头商店，到了商店，店主告诉他们，父亲等不了，先挂了，要说的事情让店主去转告；年幼的少女，白天接了母亲的电话，半夜睡觉醒来，硬是拉着姨妈的衣服叫妈妈，睡眼朦胧的把姨妈当成了亲生母亲……
这里的每一个画面都痛心；
这里的每一个场景都揪心。
然而，这就是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通过农民工和留守儿童有限的电话沟通分析，我们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父母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学习、生活、安全。这三点本来就是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即用挣来的钱为他们创造好的学习环境、过上富裕的好日子以及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因此，尽可能多地关心这三个方面是不言而喻的。
在实际的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大部分出门在外的农民工，并不是不关心留在家里的子女，也不是对留守儿童不用力，不用心。例如：在农村，零花钱和生活水平最好的不是父母在家的孩子，而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的钱都是在外打工的父母给的，父母对此从来不吝惜。
只要简单地分析一下，就容易明白：首农民工外出的目的就是为了子女能够现在过得好一点，将来好一点，赚到的钱他们自己很少在城市里大手大脚地花，即便是每天啃馒头，吃咸菜，只要子女手里不缺钱，他们也会很高兴。因此，留守儿童的零花钱有了比较好的保障。而由于长年在外，农民工们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觉得愧疚于孩子，同时也怕孩子吃苦，所以他们希望从物质上给孩子们一些尽可能多的弥补。在他们眼里，最好的也是真正的弥补是：“多给孩子一些钱，让孩子过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