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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２２０—２２７ 年）时期，雁门（山西）郡守请求豁免在他管辖下的大约
５００ 家乌桓人的地税和户口税，理由是他们支持在军中服役的成丁。这个事
例毫无疑问地说明，这些乌桓家庭已经成为中国行政管辖之下的正式“编
户”。③
在汉代中国内部的乌桓人口究竟有多少是难以估计的。《后汉书》报道
说，灵帝朝（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之初，上谷、辽西、辽东和右北平四个北方
郡的乌桓人口大约由 １６０００ 落组成。根据现代的研究，每一落平均约有 ３０
户，每户约有 ７ 口。④假定每一单位包括 ２００ 人，那末在上述四郡乌桓人口总
计约 ３００ 万人。
鉴于公元 ２ 世纪最后十年据报道幽州乌桓已俘获中国人十余万家，这个
数字并非无据。⑤况且，如上所述，在 ２０５ 年有十余万家中国人逃往乌桓寻求
庇护。这些家庭的总人数可能是 １００ 万左右，乌桓在 ２０ 年内能够同化如此多
③ 《后汉书》卷七三，第 2353 页。
④ 《后汉书》卷九○，第 2984 页。
⑤ 《三国志》卷十五（魏十五），第 470 页注引《魏略》。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4 、356 页；《后汉书》卷七三，第 2353 页以下；《后汉书》卷九十，第 2984
页；《后汉纪》卷二五，第五叶。
② 《三国志》一（魏一），第 27 页以下；《后汉书》卷九○，第 2984 页。
③ 关于宁城市场，见《后汉书》卷七三，第 2354 页。一幅汉代壁画也描述了宁城市场，见盖山林：《和林
格尔汉墓壁画》，第 53—56 页。关于 100 万中国人的迁徙，也见《后汉书》卷十三，第 2354 页。关于豁
免 500 户乌桓家庭赋税的情况，见《三国志》卷二六（魏二六），第 731 页。
④ 《后汉书》卷九十，第 2984 页；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 121 页。
⑤ 《三国志》卷一（魏一），第 28 页。
的中国人是难以想像的，除非他们自己的人口数倍于此数。
鲜卑与汉
在整个后汉时期，除了乌桓定居在帝国之内以外，许多部落地处边界之
外，最后为鲜卑所同化。这是与汉代中国建立关系的最后的群体。在他们败
于冒顿手下之后，鲜卑人逃到一个远离辽东边境的大概从内蒙东部伸展到满
洲的地区。因此，整个前汉时期，他们与中国之间隔着乌桓。
后汉初年，鲜卑经常与匈奴、乌桓联合，袭击汉朝的东北边境，特别是
辽东。汉与鲜卑的官方联系在公元 ４９ 年首次建立，当时辽东太守祭肜以慷慨
提供钱财和贸易的办法，成功地把一个强大的鲜卑群体的首领偏何吸引到汉
朝一边来。作为报答，偏何不仅同意向朝廷纳贡作为归顺的象征，而且为了
中国而和匈奴、乌桓战斗。①汉帝国以很高的费用获得了鲜卑的归顺和效劳。
每一次使者带着黑貂皮和马匹来到边界，称之为贡品，他们接受帝国的礼物
的价值则两倍于此。此外，他们斩送每一个匈奴人首级都由汉朝政府给予厚
赏。
长年累月，匈奴在这个地区的力量逐渐衰弱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公元 ５８
年，在偏何领导下的鲜卑人征服了留在帝国之外对上谷作周期性袭击的桀骜
不驯的赤山乌桓，从而为汉朝东北边境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
后汉朝政府每年付给敦煌和酒泉②以东所有鲜卑首领钱 ２．７ 亿。此事使人想
起，几乎这是在同时期给予南匈奴总数的三倍。在以后的 ３０ 年中，这个地区
的主要形势是和平。①
公元 ９１ 年，北匈奴受到窦宪的沉重打击，逃往西方。随之而来的是鲜卑
民族在领土和人力两方面的突然扩展。鲜卑不但迁入所有匈奴空出的土地，
而且同化了剩下的匈奴人，据报道超过 １０ 万家。②由于这一扩展，鲜卑重新
开始了对汉朝边境的袭击，一度侵入居庸关。公元 １１０ 年左右，汉朝政府发
现有必要向他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宁城的乌桓校尉获准给予在胡市中的
鲜卑人定期贸易的特殊待遇。可是，为了实行对他们的控制，汉朝要求所有
贸易的部落向中国送质子。两座大的质子旅邸在宁城建造起来，一座在北，
另一座在南，据报道它们收留来自 １２０ 个鲜卑部落的质子。一个名叫燕荔阳
的强大的鲜卑首领，甚至接受了“王”的荣誉称号，并从朝廷得到印绶。由
于燕荔阳和他的人民得到允许居住在宁城附近，他们有可能成为汉代中国的
内属了。
但是汉朝的贡纳体制对鲜卑取得的成功更少于其他群体；每当他们臣服
立刻就再次造反了。从这时起，鲜卑在边境上的地位是基本上颠倒过来了。
和原来帮助汉朝保卫它的边境对抗侵略的任务相反，他们现在成了对帝国的
① 《后汉书》卷二十，第 744 页以下；《后汉书》卷九十，第 2985 页。
② 译者按，此处疑有误。《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云：“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
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 2。7 亿为常。”敦煌、酒泉远在西方，与鲜卑无关。
① 《后汉书》卷二十，第 745 页。赤山可能即现代内蒙的赤峰市。关于每年支付的数额见《后汉书》卷九
十，第 2986 页。
② 《后汉书》卷九十，第 2986 页。登记的单位是“落”，可理解为“户”。但比起上面所叙述的“落”来，
其成员要少一些。
主要威胁。汉朝经常被迫转而向南匈奴和乌桓求助，以防止鲜卑的边境袭击。
公元 ２ 世纪中叶，当一个强大的鲜卑草原联盟在有魄力的檀石槐领导下
建立起来时，鲜卑的势力达到了它的顶点。③作为一个个性强硬的和有魅力的
领袖，檀石槐似乎在到 ２０ 岁以前就已成为他自己部落的首领。他的武艺很快
便在本民族中间大受尊敬；他终于成功地在自己的无可争辩的领导之下将全
部鲜卑部落组成一个联盟。在鼎盛时，他的力量在整个原鲜卑的疆域——南
至汉代中国，北到南西伯利亚的丁零地面，东到满洲的夫馀，西到伊犁河谷
的乌孙——都能感受到。他按照冒顿的方式管理他的联盟，把它分为三部：
东部，又分为四个分部，每一分部分别在一个首领统率之下，从右北平之东
直到辽东；西部，由五个分部组成，从上谷以西到敦煌和乌孙；中部，由三
个分部组成，从右北平以西到上谷。和冒顿一样，檀石槐从设于弹汗山上的
宫廷对中部直接发号施令。①
由于担心鲜卑的正在增长中的威胁，桓帝（公元 １４６—１６８ 年）授予檀石
槐以王的称号，并提出宽大的和平条件。檀石槐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一旦
统一，鲜卑就拒绝接受与汉朝之间的贡纳关系。②
在灵帝统治的整个时期（公元 １６８—１８９ 年），鲜卑从他们的三个基地有
步骤地攻击边境。仅仅在 １６８ 到 １７０ 年间，他们就在十几次的遭遇中击败汉
朝军队。③鲜卑作为一个强大军事力量突然兴起的秘密，没有比 １７７ 年蔡邕的
奏议中说得更充分的了。这份文书中说：④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
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从这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出，中国铁器和人力的这种交流实质上有助于鲜
卑的军事和政治的实力。他们对中国铁器的兴趣一直是很强烈的。例如，公
元 １４１ 年，一支鲜卑雇佣队伍完成了在武威（甘肃）的军役以后，坚持要用
中国政府付给他们的钱购买铁器。当边境官员以法律禁止为理由加以拒绝
时，他们威胁要放火烧掉该地的丝绸仓库。汉朝当局最后屈服了。①该事件表
明，除了走私贸易之外，鲜卑时时能通过官方渠道得到中国的铁。有理由相
信，汉人顾问在鲜卑政治发展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相当于中行说在汉朝
初期匈奴宫廷中所起的作用。檀石槐的留在汉朝贡纳体制之外的决定，同样
可能是根据这些人的劝告作出的。②
对于汉帝国来说是幸运，对于鲜卑来说是不幸，檀石槐在公元 １８０ 年 ４５
岁时早逝。危机紧跟着他的死到来。由于没有他的坚强领导，内部权力斗争
③ 《后汉书》卷九十，第 2989 页以下。见 K·加德纳和德克雷斯皮尼：《檀石槐和公元 2 世纪的鲜卑部落》，
《远东历史论丛》（堪培拉），15（1977），第 1—44 页。
① 据记载大约在高柳以北 125 公里处，可能在今山西阳高县境内。
② 石黑富男：《鲜卑游牧国家的领域》，《北大（九州）史学》，4（1957），第 80—91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29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九十，第 2991 页。
① 《后汉书》卷四八，第 1619 页以下。
② 这是从蔡邕奏议中提到的某些名词得到启发的（《后汉书》卷九十，第 2990 页以下）。关于中行说，见
前面 51 页注①；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 37 页。
随之而来，鲜卑联盟崩溃了。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名叫轲比能的杰出领袖
为重建联盟作出了历史性的努力，但他的成功是短暂的，因而也是有限的。③
鲜卑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整个后汉时期留在中华帝国之外，这与南匈
奴、羌和乌桓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象任何其他群体一样对汉朝商品有兴趣，
但是不愿以失去他们的种族个性为代价。确实，时时有个别鲜卑部落加入汉
朝的贡纳体制，在宁城的活动就可以说明。可是，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因为他
们被设在那里的胡市所吸引。１９５９ 至 １９６０ 年在内蒙发现了后汉时期的 ３００
多个鲜卑墓。发掘使大量埋葬的物品出土，其中包括青铜镜、漆器和后汉时
代样式的陶器，以及上有汉字的绣花丝绸。很可能，这些汉朝的产品通过诸
如在宁城的边境市场的官方贸易才到了鲜卑的坟墓中——如果确实的话，它
们并不是通过宁城市场本身的。①
当他们的需要不能通过官方的或不正当的贸易方式得到满足时，鲜卑人
便诉诸武力。因此，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他们和汉朝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可
以以贸易和掠夺两个方面来确定，而在政治方面彼此关系则以归顺和叛乱的
轮流交替为其特点。全部历史应以 １８５ 年应劭所述最为清楚，他说：②
鲜卑……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
获事足，旋踵为害。
③ 《后汉书》卷九十，第 2994 页；《三国志》卷三十（魏三十），第 831—839 页；《三国志》卷二六（魏
二六），第 727 页：又见《汉晋春秋》，《三国志》卷三五（蜀五）注中所引，第 925 页。
① 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札■诺尔墓群发掘简报》，载《考古》，1966。 12，第 673—680 页。
② 《后汉书》卷四八，第 1609 页。
朝鲜半岛
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在汉代渗入朝鲜的直接后果并不引人注意。③将半岛
的部分并入帝国的尝试已经作出，但是由于不存在来自这些部分对本土的威
胁，因而没有建立诸如存在于西北和北方的保护线的呼声。汉朝制度在朝鲜
成长的真正重要性表现于长期的文化效果。最后朝鲜成为将中国文化因素传
入日本的代理人。这些因素源自儒学传统和佛教两者，它们进入更远的东方
以前已在朝鲜生根。此外，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后来在日本应用的某些工艺（如
造纸），很可能是从定居于朝鲜的中国人移民集团那里得到的。
早期接触
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
说法为公元前 １１２２ 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
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①箕子或其他早期中国冒险家可
能遇见的部落大概是松花江周围后来称为夫馀民族的先民；沃沮似乎集中于
纬度 ４０ 度上下，秽貊生活在更南的地方，直到半岛的中部。关于这些民族的
种族渊源或任何可用来对他们作鉴定的特征，所知甚少。
紧接着在公元前第 ２ 个 １０００ 年期间的未经证实的接触，出现了一段漫长
的空白期，从此以后才有更多关于中国人在朝鲜的材料。历史记载可以说是
从公元前 ４ 世纪开始的，当时燕的统治者采用了“王”的称号（前 ３２３ 年）。
燕国位于控制着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其他六个大国的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