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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时的布坎南顽强地坚持这一观点，美国的这段历史将会重新改写：媒体完全有可能报道这种假设，即戈尔是受骗者，而不是骗子。从而完全有可能采取措施，纠正棕榈滩县的错误计票案。当时有分歧的选票数目大约为8000张，远远超过了布什的537张获胜的差数。布坎南确实曾经试图纠正这一记录。佛罗里达竞选的两天之后，他在国家电视台上露面，坦率而诚实地承认，棕榈滩县大多数的选票本来是不属于他的。但是，他的共和党同僚们，对他的这种所谓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发起了一阵猛烈的攻击。不久，他便沉默寡言了。
然后就是种族问题。黑人在佛罗里达遭受的种族歧视，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有效选票的数量。华盛顿美国大学的阿兰·理奇蒙教授替美国民权委员会分析了佛罗里达的投票：“全州范围内，当天参加佛罗里达投票的美籍非洲人当中，至少每7个，或者8个人中，就有1人的选票被作为废票，弃置在一边。”理奇蒙强调，黑人的投票被拒绝率要比白人高10％，即使对教育水平、收入差别，以及首次投票经验等方面的误差进行了有效控制之后，也是仍然如此。他补充说，假如能够平等地对待这两个种族，“竞选中将增加6万多张的黑人选票。”因为佛罗里达93％的黑人都是投票支持戈尔的。这样计算下来，戈尔本应该再得到约5。4万张的额外选票。显然，他足以战胜布什。
一些黑人的选票未能被统计，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为黑人与穷人选区配置的投票机器，一般都是那些经常出故障的旧式机器。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在实施竞选之前，佛罗里达官方似乎已经盯上了黑人，将他们许多人的姓名从州投票花名册中删除了。正如英国的新闻记者格雷戈里·帕拉斯特所揭露的那样，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所领导的州政府，在1999—2000年期间，对该州参加投票的选民花名册，进行了非常猖狂的清理。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合法行为的操作，因为要将那些已经去世的、重名的，或者犯了罪被取消了资格的选民从选民花名册中删除掉。事实上，它剥夺了数以千计在各方面都非常合法的黑人的公民投票权。还值得注意的是，帕拉斯特是在重新计票危机的过程中，在英国《观察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中，已透露的这一信息。但在美国，直到过了8个月之后，这一消息才被发表出来。
还有更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许多黑人后来证实，他们被官方从投票现场里赶出来了，因此官方故意声称，在选民的花名册中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佛罗里达州的西部港口城市坦帕的一名电台记者斯泰西·鲍尔斯在竞选的当天，观察了各个不同的投票点，他估计“有数千人”被赶走了。而且还有关于武力胁迫的报道，据说有的警察设置了路障，以设法阻碍黑人去投票现场。
在公民权利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南部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施用暴力手段的场面。譬如，根据《匹兹堡邮报》后来采访目击者的报道，在1964年，一名好斗的白人律师，威吓企图到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投票的许多非白种人。一位名叫利托什·佩尼亚斯的目击者回忆当时的情景：那名白人律师要求非白种人投票者首先回答很多个人的问题，然后再通过翻译一段美国宪法，来证明自己的英语水平之后才允许参加投票。佩尼亚斯后来在亚利桑那州立法机关工作了30年。那名白人律师的名字就叫威廉·伦奎斯特。
36年之后，当时的白人律师伦奎斯特，今天变成了美国最高法庭的首席法官。这个法官主持的法庭拒绝了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算选票的议案。处理这个案件时，不只是他一人带有偏见，还有与这个案件均有直接的利益联系的两个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安东宁·斯卡利亚。托马斯的妻子是布什竞选班子的顾问，斯卡利亚有两个儿子在一家法律公司工作，这家法律公司在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之战中，一直代表了布什的利益。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法官，并没有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自觉履行回避态度。正因为有他们的参与，在法庭上才形成了勉强的多数派系，做出了一项几乎受到全世界民众共同谴责的裁决。这个裁决案，被描述为是帮派体系对政治程序的一种卑鄙的干预。斯卡利亚对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重新计票的解释，暴露了这个裁决的要旨：重新计票“可能要对布什的所谓竞选合法性投上阴影。”这似乎只要满足布什对总统职位的要求，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但是，只要结尾好，就一切都好。至少这是美国媒体对2000年竞选的最终评价。明白了事实真相的1年之后，由主要报纸和专业统计师系统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分析了佛罗里达州所有未统计的投票，并宣布了结果，接着以头版头条的报道出现在全国报纸上。援引《纽约时报》的新闻，最高法院的投票“毕竟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假如最高法庭不阻止重新计票，布什仍然会以多数票赢得这场竞选。只要细心的读者通过阅读通篇刊载的新闻就会发现，这个结论是不准确的。《纽约时报》提到的重新计票，应该将佛罗里达州175010张未计数的选票当中的6万张选票也包括进去。并且应该排除“额外的投票”，包括在棕榈滩县戈尔输给布坎南的几乎8000张的“蝶式选票”，以及在迪瓦勒县7000张类似错误的选票。前提是，选票中不能含有对同一名候选人的两次投票。这个分析还应当注意到：尽管不是由于种族歧视而引起的，但是黑人投票遭到的拒绝率如此之高，是不合逻辑的。然而，对于这方面的信息，只能隐藏在报纸发表文章的字里行间。这个报道在“9·11”事件2个月之后出现，其要传达的总体信息就是，白宫毕竟还是选对了当家人。
美国民主的悲剧软捐款与硬货币
在这一连串针对谁能够赢得佛罗里达选举的戏剧性的事件中，人们也没有注意这个事实：大多数的美国人，既不想让布什也不想让戈尔成为总统。美国符合条件的选民当中，只有51％的人在2000年的竞选中参加了投票，布坎南和拉尔夫赢得了3％的选票，布什和戈尔每人仅得到1/4的选民的支持率。1996年，比尔·克林顿重新赢得了总统的竞选，他所依靠的选票仅占全体选民的24％。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中，仅获得了27％的选票，尽管媒体宣称，他赢得了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和一个“选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因为他击败了竞选中的卡特。但是，当有一半的选民不愿意参加选举时，这类诸如“压倒性的胜利”和“选民授予政府的权力”等术语，是否意味着真正得到了选民的普遍支持呢？我们这么多的公民，拒绝参加选择国家领袖的选举活动，那么又如何解释我们美国的民主呢？我们美国的选民出场率，几乎一直低于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回顾调查显示：1945—1998年之间所有的竞选活动，美国选民的出场率，在世界选举的总出场率排列中位于第114位。我们全体选民当中，仅有48。3％的人参加了投票。意大利排在最前面，选民的出场率占92。5％。比利时、荷兰、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德国的选民出场率都在80％以上。西班牙平均出场率为77％，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为74。9％，日本为69％，法国为67％，印度为61％。每个人都应该投票，这句话说起来容易，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公民不仅有责任，而且还有权利。但是也很容易看出，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投票的原因。因为在竞争的候选人当中没有他们满意的，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能够供他们自由挑选的余地。这种政治程序，似乎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远离美国的政治生活，而且是一种肮脏、无聊的壮观场面。这些由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精心导演的场面，得到了媒体帮凶们的踊跃捧场，并且得到了代表他们自身利益的达官显贵们所提供的慷慨资助。
得克萨斯州的一个人民党的党员吉姆·海托华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如果上帝想让我们投票，上帝会给我们指定候选人》。在这本书中，他讽刺性地描写了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缺憾现状。他列举的事实表明：美国的选民根本不了解他们大多数的候选人，无论是对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很难将候选人的政治倾向真正地甄别开来。因为，这些候选人通常对社会事务的看法很少有大的分歧，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支持所谓的对“工人家庭”的赔偿，或者表白自己是“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或者重复使用他们的策划者在最近进行政治造势中的口号。这些竞选中的口号一般聚焦于某一个阶层，并经过尝试得到了较好的反响。然而，能够为大多数选民提供选举信息的媒体，只顾报道轰轰烈烈的竞选过程和个人问题：谁暂时处于领先地位？候选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物等等。它们假设，实质性的问题都是无趣的赔钱的事情，所以媒体就是这样报道它们的。除了由候选人资助的32秒抨击性的广告外，当地电视台再也不报道任何有关竞选的消息了。尽管这类广告都是对事实的肆意侮辱，但是它能够使电视台赢得高额的利润。例如，1998年国会竞选过程中，电视台因助选收入了约5亿美元。广告价格连续攀升，价格高得如此惊人，这是竞选成本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候选人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去乞求富人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富人的资助，而不是花时间与选民直接对话。鉴于在美国的竞选过程中，选民被忽视到如此的程度，如此受人摆布，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做出选择的机会，因此，即使有一半人参加投票，也相当不错了，而且也可以算上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了。
在佛罗里达州的突发事件为选举注入一些戏剧性情节之前，关于乔治·布什和阿尔·戈尔之间的取舍问题，被普遍嘲笑为数年来最不鼓舞人的事情。拉尔夫·纳德夸大地说，布什和戈尔之间，根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两个人之间较大的分歧观点，只是在关于堕胎、枪支控制和环境方面的态度。但是，纳德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尤其是关于经济问题。在2000年竞选的第二轮辩论中，候选人自己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布什和戈尔对于各个问题反应出来的观点，听起来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公共电视台里比较温和的记者吉姆·莱勒都被他们激怒了。他在采访他们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两个候选人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差别呢？”当然，那天晚上布什和戈尔都有求于所谓的中间选民，这部分人群对他们格外有吸引力，为了赢得选民，他们还表现了一些自己的特征。但是，在其他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的区别就更加不明显了。解释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两人都依赖同一个富商来资助他们的竞选。布什为2000年的竞选筹款达1。91亿美元，是有史以来筹款最多的一个候选人。而戈尔仅获得了1。33亿美元的资助。
当今的美国，要做一个高官，筹款能力是惟一最重要的资本。在初级竞选早期，也就是早在选民能够选择自己的候选人之前，那些候选人必须首先在所谓的“财富初级竞选”中获胜，以此证明某人的筹款能力的优劣。如果一个候选人不具备这种高超的筹款能力，那么媒体就不会认真地对待他，也就不会将他介绍给广大的选民。当然，要为竞选筹措资金，候选人必须诚心说服面对的每一位捐赠人，要使他们完全相信，他值得他们提供资助；或者说他有赢得胜利的把握。这个事实，实际上是赋予了全国最有钱的富人们一种巨大的政治权利。占全国人口4％的最富有阶层几乎为所有的竞选人捐献了100％的资金。虽然这些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是在支持那些能够保护富人特权政治的倾向方面，他们是那么高度地一致。例如，支持对高价位商品的减税政策，以及明显偏向于企业利益的调节政策。非个人的捐赠来源于工会和公司，因为公司的捐赠在数量上以7∶1的比例超过了工会，所以富人一直在捐资方面保持了绝对的优势。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候选人都不愿意做出令出资人、捐赠阶层反感的事情。这难道奇怪吗？正像在总体上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相同的阶级利益一样，布什和戈尔处理经济问题在方法上的相同之处，远远大于不同之处。对于企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