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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弗兰的意见也表明，帝国主义并不是天生就是恶魔。是的，美国确实有自己的理由来“营救”欧洲，不仅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且战后也是如此：马歇尔计划不仅帮助欧洲的经济恢复了元气，而且也为美国的公司在欧洲开辟了新的市场，同时也削弱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的影响力。而结果如何呢？虽然我们无意捏造我们创造历史的业绩，但也不可否认，美国对欧洲的政策确实给欧洲各个阶层的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如果把战后日本的情况也包括进去，那么这方面的记载就更丰富了。尽管日本得到了美国实质性的重建援助和技术转让，但是直到它们从五角大楼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朝鲜战争的供货合同，日本的经济才开始复苏和发展。这其中包括一项吉普车订单，该项订单救活了一家名叫丰田的小汽车制造公司，当时那家公司濒临破产。然而，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也得到了一个同样的结果：即一方面改善了日本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复活了一个曾经被征服的仇敌。
美国对于海外所有的军事干预活动，也并不全是邪恶的。在90年代早期，在前南斯拉夫的整个国土上，当塞尔维亚的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正在策划对无数无辜的人民实施大规模屠杀的时候，当时西欧的列强们只是虚伪地、歇斯底里地喊叫了几声罢了。虽然美国没有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但是，最终还是美国用火力阻止了米洛舍维奇的计划。1991年，我正在东非进行我的第一次环球旅游，当时我很骄傲地看到，美国大使正在那里积极地反对肯尼亚腐败的统治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那野兽般的残酷行为。同年，我在莫斯科采访了美国使馆的官员，当时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着前苏联政府给国家的生态系统和公共健康所造成的灾难性的损失。几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却出现了分歧，一方面要迫使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另一方面要使这些举动服从美国公司全球扩张的需要。因为美国的商品急于进入中国的市场。当时，对于准备采取哪种政策，确实发生了一场争执。2001年，当我路过津巴布韦时，我发现了大量的事实能够证明罗伯特·穆加贝总统正在施用暴力压制言论自由，并用非法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正如人们普遍估计的那样，当穆加贝篡夺了2002年选举果实之后，我们的政府非常恰当地将投票谴责为既不自由，也不公正。
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例子，能够证实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资助独裁者，推翻民主，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我们的海外行为，确实大多数是服务于我们的最终目标，确实做过很多正确的事情。我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之所以公正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对更高的原则性的承诺，并非纯属虚伪。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法律和司法，以及我们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都时常要求我们认真地尊重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当然，有时还有其他的目标也被掺合进来，难免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形成。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政策：譬如在获得市场许可、自然资源利用、培养合适的投资气候、追踪地理政治学的影响等等。但是在这些利益之间要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一切只能是在暗中悄悄进行。冲突既可以发生在有决策权的华盛顿官方内部，也可能普遍存在于民间，国家的人民必须认可这些政策。
正像一位公民权利的活动家，引用宪法为所有的美国人民要求正义一样；对外政策的评论家也可以坚持对华盛顿的官方政策提出批评，或者提出改进的要求。但是，必须保持美国对外口头上的一致性；必须保持对人权支持的一致性，必须保持与政府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中国行动的一致性。迫于人权活动家的压力，长时间以来，美国国务院要对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布一个年报。2002年的报告显示：在反对恐怖主义战争中，布什政府的许多亲密盟友过分地滥用了权利。该报告为美国民众、新闻媒体，以及国会都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要求美国政策有更大的一致性。70年代，正是迫于公众的压力，美国政府才会从越南撤军。自那之后，由于害怕公众的反对，五角大楼对于海外派兵一直持十分慎重的态度。80年代，正是由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游行和书面抗议，甚至迫使里根政府降低了对南非白人政权的支持的调子。90年代类似的压力，暴露了美国政府与“血汗工厂”的劳工工头同流合污的行为，以及其他的海外犯罪活动的丑恶行径。
在有些情况下，美国的对外政策确实是为了民主自由和公平竞争而奋斗。这种正义的行为，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够与其相媲美。但是，令人悲伤的是这种情况太少了。现在要改变这种局面并不太晚，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有许多不良的发展趋势，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然而，除非美国人民更加关注他们的政府与军队，还有他们的公司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要求他们表现得更好一些，否则目前这种局面不可能改变。
新闻自由秀似是而非的新闻自由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实施联合国对伊拉克人道主义救援计划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丹尼斯·哈利迪这样说，“伊拉克并非都是由两千两百万萨达姆·侯塞因这样的人组成的，而是由两千两百万伊拉克人民组成的，包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双亲。他们同样有希望、有梦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对未来的期盼。假如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惊恐地发现：美国空军正在以他们的名义残杀无辜的伊拉克平民。”
我对哈利迪的采访是在2002年3月，当时美国副总统切尼正在进行他的欧洲和中东之行，试图为总统布什的“伊拉克政权的更迭”计划寻求支持者。哈利迪认为，白宫的行为的确与道德和正义背道而驰，它公然地践踏国际法：首先是极力维护那个正在惩罚伊拉克平民的经济制裁，接着又在1991海湾战争之后，战机在伊拉克建立的“禁飞区”上空日夜巡逻，对伊拉克狂轰滥炸。哈利迪只想知道：“美国的民众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对似乎正在进行疯狂犯罪的政府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政府进行必要的控制呢？”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我经常听到外国人抱怨说美国人只为自己打算。尤其是在欧洲与其他一些地方这样的评价几乎一致。外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众都是善良和友好的，但是我们对于外面世界的看法却很单纯和幼稚，并且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担任的角色漠不关心，这种做法显然非常自私。“9·11”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巴塞罗纳的一位名叫安娜的知识分子对我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美国朋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美国的朋友能够多为他们的政府考虑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容忍美国的政治。而我也非常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很艰难，尤其是在战争即将来临之际。”
假如外国人认识到，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他们是否会更宽容我们一些呢？美国的新闻媒体，只是报道美国政府所谓的事实，美国人民又怎么可能对“反恐战争”形成自己的主见呢？“9·11”事件之后不久，白宫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尔警告各个新闻媒体，要它们必须“谨慎发表评论”。弗莱舍尔几乎没有必要发出这样的警告，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各个媒体都急于充当政府信息的放大器的角色。美国最有影响的资深记者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新闻的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瑟说：“乔治·布什是我们的总统……如果他想让我们排好队，只需要告诉我们集合的地点就行了。”
美国最大的政治笑话，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所谓自由的新闻界。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认真地对待这个笑话，包括在美国颇有影响的右翼少数派人物，事实上大约每4个投票者中就有1个右翼分子。美国人热衷于购买一本名为《偏见》的书，该书的作者是伯纳德·戈德堡。他试图用该书的内容来揭穿美国媒体的神话，该书是2002年上半年美国炙手可热的最畅销的一本书。自由新闻界的概念，是在30年前由里查德·尼克松灌输到国民意识中的。尼克松将越南战争的失利归咎于新闻界的自由，并且谴责新闻界将他拒绝承认的“三流盗窃”行为上升为水门事件丑闻。自那之后，这种自由新闻界的神话，一直充当着保守派和右翼力量的政治武器，他们急于阻拦对政府和企业巨头的批评性报道。从此，新闻记者和他们的上司就掉入了陷阱。他们总是责问自己：我们的报道是否太自由了？却从来不怀疑他们的报道是否太保守了。
外国人不一定清楚：在美国，“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倾向“左翼”，它的含义是反政府、反企业、反商业。美国的报纸、电视、广播、因特网，以及其他公共媒体对于现实的报道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是反政府吗？美国新闻界关于政府的报道，大部分都重复政府的观点。你认真阅读一下任何一张报纸，仔细听听任何一段广播之后，你就会发现：报纸上长篇累牍刊载的都是总统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国防部长关于某个话题的观点，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是如何接受某一个提案等类似的宫廷新闻。或者，常常是这些政治人物之间对某个事情所产生的“争议”。争论是新闻叙述必不可少的内容。然而，这类有关观点争论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或者说已经成为战术性的争论游戏，而且越演越真。报纸很少报道华盛顿内部人物辩论的真实消息，也很少报道那些对他们的生存根基造成威胁的“坏消息”。或者说，他们的报道很少能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事实分析。
已故的著名新闻记者詹姆士·雷斯顿承认：“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起了一个传送带的作用。”雷斯顿作为记者在华盛顿为《纽约时报》工作了几十年。诚然，媒体及时详细地报道政府的官方观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所有的报道都千篇一律，充斥着官方言论，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们的误解。实际上，公众最终得到的信息虽然算不上谎言，但是也近似于谎言。譬如，新闻媒体反复报道，布什政府声称正在采取特别的措施，以避免阿富汗战争中平民的伤亡。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并且在事实得到了完全澄清之后，才能看到与其主题内容相反的新闻报道。因此，阿富汗战争的新闻报道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没有伤害几个无辜的平民。而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平民死亡的数据很可能高于“9·11”死亡人口的数据。
谢天谢地，美国的新闻界并不是属于国有性质的，或者受到国家控制。但是，我们的新闻界确实对政府的态度很友好。也就是说，我们的新闻界支持现行的政治体系和该体系的基本设想和权利关系，支持这些权利机构制定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而这些政策很少是属于自由主义的。
我发现，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认为，美国有这样一个对政府十分友好的新闻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以为，自由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设想：在复杂的生活中，人们很自然地要经常交流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丰富多彩的社会信息。新闻自由毕竟已经写入我们美国的《权利和自由法案》的第一个修正案。可惜的是，在当今的美国，这种自由更多地存在于理论之中，并没有落实在实践上。一位英国新闻记者曾经对我说过：“我总是对于你们美国人的行为感到吃惊。在英国，尽管我们对诽谤罪的法律界定非常严格，我们还是刊登了许多研究性的报道。你们美国人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自由理念，然而你们却不去充分的利用它。”
有一位叫利布林的美国人，甚至写过一句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