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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清白于毛泽东-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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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委、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一九九三年 于病中
  附: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 路石摘录
  (一)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二)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三)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风,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四)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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