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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几人，正在谈得高兴，忽见隔壁桌上有一个女人，三个男人，同桌吃茶，还一同在那里指手划脚，高谈阔论。看那妇人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头也不梳，脸也不洗，身上穿了一件蓝湖皱皮紧身，外罩一件天青缎黑缎子镶滚的皮背心，下穿元色裤子，脚下跌着一双绣花拖鞋，拿手拍着桌子说话；指头上红红绿绿，带着好几只嵌宝戒指，手腕上叮吟当啷，还有两付金镯。贾家兄弟瞧了，以为这女人一定是人家的内眷，所以才有如此打扮，及至看到脚下拖着一双拖鞋，又连连说道：“不像不像！人家女眷，断无趿着鞋皮就走出来上茶馆的！”既而一想，听说上海这两年有人兴了一个什么不缠足会，或者这女人就是这会里的人，也未可知。贾氏兄弟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又看那三个男人，一个是瘦长条子，身上也穿着湖皱袍子，把个腰礼的瘦挺绷硬，腰下垂了两幅白绸子的札腰，上身穿一件三寸不到的小袖管的长袖马褂，头上小帽，有一排短头发露在帽子外面，脚下挖花棉鞋，嘴里含着一根香烟，点着了火在那里吃。这男人同那女人坐的是对面，但是只有女人说的话，那男人却拿两眼睛看着鼻子，一声也不言语。再看那两个男人，却是一边一个，在上首坐的，穿一身黑，是黑袍子、黑马褂、黑札腰、黑鞋、黑帽子，连个帽结子都是黑的。这个人一脸横生肉，没有胡须，眼望着女人说话，并不答腔。坐在下首的，是个短搭，虽有正月天气，却不戴帽子，梳的净光的一条大辫子，四转短头发，足足有三寸多长，覆在头上，离着眉毛反不到一寸；身上也穿着蓝湖皱大皮棉袄，腿上黑绒裤子，黑袜，皮鞋，脸上却带了一付外国黑眼镜，这个人有时也替那女人帮腔两句。但是，一个个那朝着带黑帽结子的人说话，并不理那个瘦长条子。贾氏兄弟见此四人，不伦不类，各自心中纳闷，看了一回，便回过头去请教姚老夫子，问这三个人是做什么的？
姚老夫子未及答言，旁边桌上有个人对他说道：“ 有什么好事情？不过拆了姘，姘了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姚老夫子看上海新报新书看的多了，晓得上海有一种轧姘头的名目，颇合外国婚姻自由的道理，等到事情闹大了，连着公堂都会上的。姚老夫子此时只因三个高徒，一个儿子，都是未曾授室之人，只好装作不听见，不理他们。贾子猷连问两声不答，便晓其中必有原故，也不便过于追问，只好拉长着耳朵，听他们说些什么。岂知正要往下听，忽见女人同那个瘦长条子一言不合，早已扭作一团，带黑帽结子的人，立刻站起来吃喝，不准他二人动手。他二人不听，戴黑帽结子的人，便把二人竭力的拖到扶梯边，朝着楼下一招呼，早有一个中国巡捕，一个红头黑脸的外国巡捕守在门口。等到上头一对男女刚刚下楼，跨出了门，早被两个巡捕拖着朝北而去，后边还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于是楼上吃茶的人，纷纷议论，就有人说：“刚才这个女人，名字叫做广东阿二，十三四岁上曾在学堂里读过一年的外国书，不晓得怎么到了十七八岁上，竟其改变了脾气，专门轧姘头、吊膀子。那个瘦长条子，是在洋行里当跑楼的，不晓得怎么就被他吊上了。如今又弄得这么一个散场，真正令人难解。现在一同拖到大马路行里去，论不定明天还要解公堂哩。”又有人说：“那个戴黑帽结子的人，就是包打听的伙计。他们拆姘头拆不好，所以请了包打听的伙计来，替他们判断这件公案。后来连着包打听的伙计都断不下来，所以才拖到行里去。”说到这里，便有人问刚才那个穿短打的是个什么人。那人道：“那个是马夫阿四，一向不做好事情，是专门替人家拉皮条的。这一男一女，就是他拉的皮条。如今到了拆姘头的时候，仍旧找着原经手。原经手劝不好，只怕明天还要陪着吃官司呢。”
姚老夫子见他们所说的都是一派污秽之言，不堪入耳，恐怕儿子、学生听了要学坏，正想喊堂倌付清茶钱，下楼回栈。
刚正付钱的时候，忽又听得楼梯上咯咯咯一阵鞋响，赛如穿着木头鞋一样。定睛看时，只见上来一个人，高大身材，瘦黑面孔，穿了一身外国衣裳，远看像是黑呢的，近看变成了染黑了麻线织的，头上还戴了一顶草编的外国帽子，脚上穿了一双红不红、黄不黄的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这人刚刚走到半楼梯，就听得旁边桌上有个人起身招呼他道：“元帅，这里坐！元帅，这里坐！”那来的人，一见楼上有人招呼他，便举手把帽子一摘，擎在手里，朝那招呼他的人点了点头。谁知探掉帽子，露出头顶，却把头发挽了一个警，同外国人的短头发到底两样。他们师徒父子见了，才恍然这位洋装朋友，原来是中国人改变的。再看那个招呼他的人，却戴着一顶稀旧的小帽，头发足足有三寸多长，也不剃，一脸的黑油，太阳照着发亮；身上一件打补钉的竹布长衫，脚上穿着黑袜，跌了一双破鞋。当下师徒五个人，因见这两个踪迹奇怪，或者是什么新学朋友，不可当面错过，于是仍旧坐下，查看他们的行动。只见来的这个洋装朋友，朝着这人拱手道：“黄国民兄，多天不见，来了几时了？”黄国民道：“来了一点多钟了。”洋装朋友道：“国民兄，我记得你还是去年十月里，我们同在城里斗蟋蟀的时候我同你在邑庙湖心亭上吃茶，你剃的头。如今一转眼又三个月，你的头发已经长的这般长，也可以再剃一回了。”黄国民道：“外国人说头发不宜常剃，新剃头之后，头发孔都是空的，容易进风，要伤脑气筋的，所以我总四五个月剃一回头。”一面闲谈，一面又问洋装朋友道：“元帅，你吃点心没有？”洋装朋友道：“我自从改了洋装，一切饮食起居，通统仿照外国人的法子，一天到晚，只吃两顿饭，每日正午一顿饭，晚上七点钟一顿饭，平时是不吃东西的。但是一件，外国人的事情样样可学，只有一件，是天天洗澡换新衣裳，我是学不来的。”
黄国民道：“外国人天天洗澡，不但可以去身上的龌龊，而且可以舒筋活血，怎么你不学？”洋装朋友道：“我不洗澡，同你的不剃头一样，怕的是容ퟒ伤风，伤了风就要咳嗽，咳嗽起来就要吐痰。你几时见外国人吐过痰来？我们谈谈不要紧，倘是真正遇见了外国人，有了痰只好往肚里咽。记得去年十二月里，我初改洋装的时候，一心要学他们外国人，拿冷水洗澡。谁知洗了一次，实在冻的受不得，第二天就重伤风，一天咳嗽到夜，偏偏有个外国人来拜会我，同他讲了半天的话，我半天一口痰不敢吐，直截把我瘪得要死。所以我从今以后，再不敢洗澡了。”
黄国民道：“还是你们洋装好，我明天也要学你改装了。”洋装朋友道：“改了装没有别样好处，一年裁缝钱可以省得不少，二来无冬无夏只此一身，也免到了时候，愁着没有衣服穿。”黄国民道：“夷场上朋友，海虎绒马褂可以穿三季，怎么你这件外国衣裳倒可以穿四季呢？”洋装朋友道：“不满你说，你说我为什么改的洋装？只在中国衣裳实在穿不起，就是一身茧绸的，也得十几块钱。一年到头，皮的、棉的、单的、夹的，要换上好几套，就得百十块钱。如今只此一身，，自顶至踵，通算也不过十几块，非便可以一年穿到头，而且剥下来送到当铺里去，当铺里也不要。这一年工夫，你想替我省下多少利钱？”黄国民听了，不觉点头称是，连说：“兄弟回去，一定要学你改良的了。”正说话间，只见洋装朋友，忽然把身子一挪，像是脖了上有东西咬他痒痒似的，举起手来一摸，谁知是一个白虱。洋装朋友难以为情，立刻往嘴里一送，幸亏未被黄国民看见。不料隔壁台上贾葛民眼睛尖，早已看得明明白白，私底下告诉了大众。姚老夫子也听出这两人说的话不过如此，随即立起身来，领了徒弟、儿子，一同下楼，仍由原路回栈。等到走至栈中，正值开饭，师徒四个商量，吃完了饭，同去买书。霎时间把饭吃完，姚老夫子便嘱咐儿子道：“你过几天就要到学堂去的，你还是在栈房里静坐坐，养养神，不要跟我们上街乱跑，把心弄野了，就不好进学堂了。”儿子无奈，只好在栈里看守行李。
他们师徒四个，一同出门，贾家兄弟三个，更把个小厮带了出去，说是买了东西，好叫他拿着回来。当时五个人出得三马路，一直朝东，过望平街再朝东，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大城门洞子似的。贾家三兄弟不晓得是个什么地方，要姚老夫子领他们进去逛逛。姚老夫子连连摇手道：“这是巡捕房，是管犯人的所在，好好的人是不好去的。”三兄弟只得罢手。跟着姚老夫子朝南，到了棋盘街，一看两旁洋货店、丸药店，都是簇新的铺面，玻璃窗门，甚是好看。再朝南走去，一带便是书坊，什么江左书林、鸿宝斋、文萃楼、点石斋各家招牌，一时记不清楚。姚老夫子因历年大考、小考、赶考棚的书坊，大半认识，因同文萃楼的老板格外相熟，因此就踱到他店里去看书。
谁知才进了店门柜台外边，齐巧也有一个人在那里买书。那人见了姚老夫子，端详了一回，忽地里把眼镜一探，深深一揖道：“啊呀！文通兄，你是几时来的？”姚老夫子听了，不禁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极熟的熟人。
你道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老副贡论世发雄谈 洋学生著书夸秘本
却说姚文通姚老夫子率领贾家三兄弟，从春申福栈房里出来，一走走到棋盘街文本书坊，刚刚跨进店门，正碰着一个人也在那里买书，见了姚文通，深深一揖，问他几时到得上海，住在那里。姚老夫子本是一个近视眼，见人朝他作揖，连忙探去眼镜，还礼不迭。谁知除了眼镜，两眼模糊，反辨不出那人的面目，仔细端详，不敢答话。那个朝他作揖的人，晓得他是近视眼，连忙唤道：“文通兄，连我的口音都听不出了？请戴了眼镜谈天。”姚文通无奈，只得仍把眼镜戴上，然后看见对面朝他作揖的不是别人，正是同年胡中立。这胡中立乃是江西人氏，近年在上海制造局充当文案，因总办极为倚重，重新又兼了收支一席，馆况极佳，出门鲜衣怒马，甚是体面。从前未曾得意之时，曾在苏州处过馆，他的东家也住在宋仙洲巷，因此就与这姚文通结识起来。后来又同年中了举人，故而格在亲热。近已两三年不见了，所以姚文通探了眼镜，一时辨不出他的声音。等到戴上眼镜，看清是他，便喜欢的了不得。两个人拉着手问长问短。站着说了半天话。姚文通告诉他，此番来沪，乃是送小儿到学堂读书，顺便同了三个小徒，来此盘桓几日。
今早到此，住的乃是春申福栈。等小儿进了学堂，把他安顿下来，就要走的。说着，又叫贾家三兄弟上来见礼。彼此作过揖。
问过尊姓台甫，书坊里老板看见他到，早已赶出来招呼，让到店堂里请坐奉茶，少不得又寒喧了几句。当下姚文通便问胡中立道：“听说老同年近年设砚制造局内，这制造局乃是当年李合肥相国奏明创办的，李合肥的为人，兄弟是向来不佩服的，讲了几回和，把中国的土地银钱，白白都送到外国人手里，弄到今日国穷民困，贻害无穷，思想起来，实实令人可恨！”胡中立道：“合肥相国，虽然也有不满人意之处，便是国家积弱，已非一日，朝廷一回一回派他议和，都是捱到无可如何，方才请他出去。到了这时候，他若要替朝廷省钱，外国人不答应，若要外国人答应，又是非钱不行。老同年！倘若彼时朝廷派你做了全权大臣，叫你去同外国人打交道，你设身处地，只怕除掉银钱之外，也没有第二个退兵的妙策。”姚文信道：“朝廷化了千万金钱，设立海军，甲午一役，未及交绥，遽尔一败涂地，推原祸始，不能不追咎合肥之负国太甚！”胡中立听他此言，无可批驳，便说道：“自古至今，有几个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