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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种，糕类十九种，甚至冷饮也有十七种，名酒五十四种。据记载，当时各酒楼点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
确实，一体化强控制曾带来了古代中国的高度繁荣。但它同时也使这种社会结构荫蔽在一种历史的阴影之中。它把一个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社会结构固化了，使中国封建社会沉浸在一种烂熟的文明中而失去了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它那强有力的控制力量，有效地遏制着新生事物的萌芽。它是一个维护皇帝、圣人、老人、祖宗的绝对权威和古老传统生活方式的社会。在这种强控制的社会结构中，新社会结构很难萌发和正常生长。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是形成超稳定系统的重要机制，它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的高度协调，并强力扼杀一切新因素。这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第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中详细论述这一点。
显然，如果没有中国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社会实行强控制，那就不会有我国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过份谴责这种强控制呢？因为繁荣是要付出代价的。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好不好，关键在于我们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确实，封建王朝在其鼎盛时期的繁荣昌盛，对中古世纪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它也是历次动乱时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重建封建王朝的社会理想。但是，从漫长的历史发展来看，强控制必然带来僵化和停滞。我们以生物进化作个比方。当生物体在发生变异的时候，并不知道变异是否是有利，是否会造成进化。而且，大多数变异都是有害的，它不能确立新物种，又会破坏旧的适应和平衡。但是，是不是因此可以说，物种只能保持现有结构的优越性，而不应变异呢？实际上，发展、进化是符合规律的，生物的进化，只有在发生了各种变异、提供了各种选择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大多数变异被淘汰了，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则获得生存和发展。我们不能因为变异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畸形品种，就否定变异的作用。如果没有变异和进化，地球上就可能至今仍是恐龙的盛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各有其特殊规律，我们无意将二者混为一谈。但是，无论是生物还是人类社会，它们只有在发展才有生命力。一个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社会结构，哪怕它不那么十全十美，甚至有重大的毛病，也比一个看来没有毛病但不能改进自己、不能进步的社会优越。这也许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中国封建大国宗法一体化结构所造成的强控制和脆性给我们留下什么历史教训呢？那就是；真理必须是前进的。法国大数学家、思想家巴斯卡，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前进的事业必须被前进所取代”。放弃对一种似乎是理想的、但不能被改进的社会的追求，是十分痛苦的。近代史上拥有无比创造力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从这一古老的梦中醒来，这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进步！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三章
无组织力量及社会结构的老化
没有一个人长生不老，也没有一件东西永久长存。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古老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一条漫长的旅程。
——歌德
3。1历史病：官僚机构及人员的膨胀和腐化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个故事。黄帝与蚩尤在冀州之野决战。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形势十分严重。黄帝使命令一个有制服大雨本事的女儿下凡参战。果然，天女一到，大而乃止，遂杀蚩尤。但是，施展出混身解数的天女自身也被这种本事所毒化，她变为一个秃头旱魃，从此再也上不了天。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理解一个深刻的哲理：人们在解决某类问题时，采取一种看来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但对这种措施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却又显得惊人地无知。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建立了控制整个社会的官僚网，有效地控制了小农经济分散性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造就了封建大帝国的繁荣，但它也带来了特有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
一般说来，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时，官僚队伍饺小，而且较廉洁，机构效率也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机构和官员越增越多，冗官滥吏就象官僚机器中的废物那样，越积越厚。最后，造成官僚机器生锈、腐坏。
历代官僚数量虽有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数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胀了数倍至十数倍。例如公元627年，精明的唐太宗省关官职，偌大一个大唐帝国的京都—一百余万人口的长安，只留用了六百四十三至七百三十名京官，外官数量也相应较少。三十年后，高宗显庆年间内外官员膨胀到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名。到元和年间（8O6—820年），文武官吏及诸色胥吏已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如以当时全国纳税户一百四十四万计算，平均每七户就要供奉两个官员。宋朝官员膨胀情况更为惊人，从仁宗皇祐到哲宗元祐四十年间，就外官而论，节度使由三人增加到九人，两使留后由一人增到八人，观察使由一人增至十五人，防御史由四人增至四十二人。其他几类官吏，从景德到元祐八十余年间的增长情况，可见下表；
表2宋景德至元祐年间官僚膨胀情况（略）
根据这个表，我们可以求出这期间仅这几类官员人数平均增加了六倍。明初洪武时，文武官员为二万四千余名，一百年后宪宗时膨胀为八万余名。机构的膨胀也很快。以蓟镇为例，原为一个机构，到神宗时，把边分为镇，一镇又分为三路，各路均设机构。这样。机构为原来的十二倍，设官为原额的二十倍。
宦官系统也是处于不断膨胀之中。洪武初年宦官尚不满百人，明中叶已达一万余人。明古国时，仅宫内阁人就有七万，加上全国各地的共有十万。阉宦自成系统，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共二十四衙门。为宦官机构服务的爪牙更是多如牛毛。世宗时，第一次就裁革锦衣卫的三万余人，第二次又裁去十四万八千人。
在官僚机构申，吏员（办事人员）一般说来，大约为国家官员的十余倍。东汉时按官制定额，内外文武官员为七千五百六十七人，而吏有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吏约为它的十九倍。唐代官吏总数为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时，其中官员为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吏也为官的二十倍左右。如果王朝初期官员人数在一至三万左右，到本期膨胀数倍达五至十万左右，那么吏员也就相应膨胀为百余万人了。这确实是十分惊人的。
为什么官僚机构和人员会不断膨胀呢？我们知道，宗法一体化结构为了对整个社会实行强控制，没有足够的官吏是不行的。在王朝初期，人口较稀少，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不那么尖锐突出，而且行政效率较高，官吏数量一般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成倍地增长，耕地扩大了，城市繁荣起来了，相应的管理事务也必然会增多。因此，官僚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是自然趋势。最近，有的经济史研究者提出，以公元180年行政管理效率为基准，当时全国人口六千万，县数一千一百八十，平均每个县为五万人。“要想维持这五万人口为一单元的基本行政效率，在875年时就需1600个县，119O年需有2200个县，…185O年则需8500个县……”对这种算法，学者们争议很大。但从行政事务与人口增长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官僚机构的膨胀，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里必须指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管理人员增加的自然趋势并不是封建官僚机构和人员膨胀的主要原因。以宋代景德年间（1004～1007年）至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八十年间官僚膨胀及人口增长的情况，做一比较分析，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可制出下表：
表3 1OO6～1083年间人口与官员增长情况
根据这个表我们又可以画出两条曲线，如图5所示。
这两条曲线并不重合。官员增长速度远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人口增至峰值（清以前一般在六千万上下）后，就比较稳定了。而官僚的增长却如野马脱缰，并没有随人口达到峰值而停顿。这证明行政管理事务的增加不是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
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行政效率越低，又要达到强控制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机构和人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官员已比初期增加十余倍了，但由于内部摩擦和腐朽，反而出现了官员匮乏的反常现象。万历末年，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办事官员“十缺六七”。有的中央官的缺俸竟达五个月之久。内阁大学士应有五、六人，实到办公的只有叶向高一人。给事中应为三十三人，实际只有五人供事。而湖广、河南、福建告缺巡抚。另一方面，当时有上千名新录贡生长期滞留京城，向主事官员乞求任命。明末这种有官无人当，有事无人问的瘫痪局面，其根本原因是官僚机构已经完全腐败。大量官员挂官籍以支取官俸却不到职办事，官僚们因循苟且，结党以谋私利。官僚机构越腐败，所需的官员也就越多，膨胀也就越快。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是一体化调节机制日益老化、逐步丧失其调节功能的表现。这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都具有的历史病。一体化调节能力越低，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就越厉害。东晋就是这样，其地盘根小，但官员数量在比例上超过其他王朝。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历史病在每一个王朝都反复发作？它又是怎样导致宗法一体化结构逐步丧失调节功能，使封建帝国日益老化而趋于崩溃的？
3。2封建特权与低薪制
为什么封建官僚机构的腐化，就象铁在空气中生锈、刀在使团中变钝那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呢？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得不把管理权授给一部分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又是来它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简言之，中国封建官僚机构是属于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权力本身在剥削阶级分子那里就成为腐蚀剂。第二，为了建立庞大的官僚网，又不致于造成国家过重的负担，封建政府对官员采取了两种看来是互相矛盾的政策，即按官僚等级划分的封建特权和普遍的低薪制。正是这两个特点，使得利用权力谋私利，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贿赂迎奉，拉关系，说假话，两重人格等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
确实，除宋代官僚俸禄特别优厚以外，其他各个朝代的俸禄都不算太高。唐代官俸仅次于宋，以开元时为最高，大历时为最低。其中一品官与九品官的官俸差额，开元时约为十四点二倍，大历时约为六十二点五倍。唐代二品官实际所得，合米一百二十公石。开元时正九品小官实际所得合米十公石。东汉最高级的二千石大官，每月货币收入不过十八贯，折米二十八公石半，最低级的小官每月实际得米仅有一点九公石。
官员仅靠官僚生活，状况将怎样？我们可以拿开元时代一个九品官和一普通纸商的生活作一对照。当时，一个名叫陈泰的纸商，供养家人共二十口，一年约一百缗就够用了，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大约为五千文。而一个九品官如仅凭官俸生活，年收入仅三万五千八百文左右，就是供养一个十口之家，每人平均还不到五千文。如果他家象陈泰那样有二十四，那生活就相当清苦了。即使象宠妃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权高势重，不可一世，如果他仅靠其司空俸收入生活，每月只能拿到几十贯钱，相当于一百六十石大米。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在淳安任知县时，一天忽然买了两斤肉，同僚们甚为奇怪。原来，海瑞是为母亲过生日才买肉吃的。海瑞死于任所时，甚至贫穷到不能治棺槨，由同僚们相与捐金治具。
与低薪制并行不悖的是封建特权。特权又与品级高低直接相关。唐代，只要是最低品官就可以成为不课户，免纳赋税。高级官员特权更为明显。根据《唐律疏义》，六品官以下者原则上免本人课役，五品官以上的连同居者也能沾光免课役。他们有机会朝见皇帝，向皇帝推荐用人，住房可以“得制乌头门”。各级官员子弟能上何类学校也有规定。另外，三品官可以荫曾孙，五品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