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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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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设中央委员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毛泽东先是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大会,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最后,终于被选入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引者注)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在八七会议上,事先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并没有毛泽东。是蔡和森提议,应当补入毛泽东。    
    会议的原始记录如下:    
    和(即蔡和森——引者注):要求不加入自己,因:1过去错误;2已决定去湖南,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沉、达(张即张国焘,东即毛泽东,沉为陆沉,达为彭公达——引者注)。因要吸收新的分子。    
    东: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迈(即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赞成加入东取消自己。    
    东:不同意迈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工作不可。    
    沉:主东加入,沉、达都不加入。    
    达:不能担任此工作。    
    顺(即顾顺章——引者注):自己适宜做下层工作,不要挂一虚名。    
    秋(即瞿秋白——引者注):现在不是法律问题是工作问题、事实的问题,大家不能如此。经大会表决,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推辞的原因,颇为费解:“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毛泽东所说的“担任土匪工作”,其实是指他正担负着改造土匪的工作。    
    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讨论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如此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在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远离中央,不再出席中央会议。他在党内的地位,依然浮沉无定。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在一九三○年九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于政治局候补委员末位,次于顾顺章。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四位,可谓“忝居末座”。在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是跟顾顺章换了一下顺序,顾顺章居末位,他为倒数第二。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五位。    
    然而,当历史淘汰了王明、博古时,它却选择了这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近乎末座的毛泽东——此是后话。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八七会议制定了“四省秋暴计划”,即粤、湘、鄂、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选择秋收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四省,考虑到中共在这四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湖南农民革命》序言,汉口长江书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毛泽东说过,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三万万两千万以上,即占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此文被收录《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说话做事,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八七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毛泽东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八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三百○三页。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当他还不是领袖时,他颇为尊重“领袖同志”。直至他后来觉察“领袖同志”的意见未必对,他就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修铜后改为“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平浏即平江、浏阳,湖南县名,后来作者改为“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这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对于毛泽东来说,秋收起义是他第一次实践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不过,毛泽东自知光是依靠农民的长矛、梭镖是难以“出政权”的。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便讲得很明确:秋收起义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    
    毛泽东要寻找枪杆子,要寻找“一两团兵力”,正巧,一支正规军正驻扎在江西和湖南交界不远处的修水县。这支正规军是一个警卫团,团长居然是中共党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穿过湖南和江西的边界,朝江西进发,才在半途发生那番“历险记”……    
    这个团自武汉来,原本是守卫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可谓精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指派了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出任警卫团团长。这位团参谋长既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又是中共党员,名唤卢德铭。卢德铭成了警卫团团长,便使这个团处于中共领导之下。    
    中共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时,卢德铭奉命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鄂湘赣三省交界“三不管”的修水县暂且栖驻。这支精兵,马上被正在寻觅“枪杆子”的毛泽东所看中。于是,二十二岁的卢德铭被任命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则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卢德铭这个“四川伢子”,在上中学时就读《新青年》,思想日趋进步。十九岁那年,他千里迢迢,去报考黄埔军校。离家时,正值春节,他挥毫写下一副春联,贴在家门两侧:“问客何来想是仙风吹到,留君不住须当明月照归。”当他不远千里来到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已过。他求见孙中山。孙中山见他小小年纪,革命愿望如此强烈,便召见他,当场面试,十分满意。这样,孙中山介绍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二期学生。    
    在黄埔军校,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卢德铭来到中共领导之下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独立团成了北伐先锋,一路过关斩将,屡建奇功。卢德铭从连长升为营长,升为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任警卫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作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他领导的警卫团,成为起义部队的第一团。    
    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    
    第三团是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    
    第四团是经过改编的夏斗寅残部。    
    宣布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正在江西铜鼓县城萧家祠——第三团团部。    
    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一团、四团打平江,二团、三团打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一团、四团在朝平江县城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哗变,袭击一团,使进攻平江的计划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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