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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徒生认识索菲时，她还是个孩子，十分漂亮、迷人，常常坐在他的膝盖上让他给她讲故事。安徒生爱上她时，她十六岁，而安徒生三十二岁。同前两次经历几乎如出一辙，不久安徒生就听到索菲订婚的消息，怀着同样的心情，他写信给朋友：“啊，我已经变老了，青春已经抛弃了我。”
1839年夏，安徒生到瑞典旅行，认识了巴克伯爵的女儿路易丝和玛蒂尔达，并最终明确自己爱上了玛蒂尔达。回丹麦后，安徒生玛蒂尔达写了一封信，请求玛蒂尔达时常亲切地想到起他。八月底，安徒生再次给玛蒂尔达写信：“我比您想像的更经常想念您，如果你真对我好，那么我将在慕尼黑收到您的一封短信。”
由于某些不知道的原因，这封署为1840年10月的信直到1841年1月才到玛蒂尔达手里，此时安徒生已在罗马。她立刻给安徒生回信，告诉他她经常想念他并真心希望再见到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纸。然而这封本该使安徒生得到极大快乐的信，却旅行了三年。原来，为保证安徒生尽快收到她的信，玛蒂尔达把信交给一位听说即将去罗马的丹麦夫人，但这位夫人把这件事忘了，直到1843年秋才在她的行李中发现了这封信，于是她怀着歉意找到安徒生，把信交给了他。但信到得实在太晚了，当时安徒生正深爱着另一位瑞典女子燕妮？林德，而玛蒂尔达已与比利时驻哥本哈根大使订了婚。
如果说与前四位女子的爱情来自于安徒生内心对家的渴望，以及潜意识里希望成为上层社会女婿的想法，与燕妮？林德的爱情则显得更为纯粹深刻。这位23岁的姑娘是本国很受欢迎的歌手，被公认为“瑞典的夜莺”安徒生写道：“她是我所见到的最可爱的一个女孩。在我看来，在个人生活中她是一个高贵的灰姑娘。”与燕妮？林德的结识，激发安徒生写出最优美、最具个性的童话故事——《夜莺》。
1844年夏天，安徒生前往德国旅行，在此期间，认识了魏玛大公卡尔 亚历山大。两个男人之间迅速摩擦出爱情的火花。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既爱着燕妮林德又爱着世袭大公，并且完全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全心全意爱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他恋爱着，只因为他爱上了恋爱。在他看来，单相思是一个浪漫诗人必不可少的特征，他甚至没有想到要真正和爱上的姑娘结婚，因为他的心永远在旅途中。
安徒生继续不断旅行，写作童话。
在英国，他结识了当时最有名的作家狄更斯，并在他家住了五个星期，据说因此导致狄更斯家庭不和。
在柏林，他拜访过格林兄弟——两们著名的德国童话收集家，因为他自己的名字常被人们与格林兄弟归为一类。但当他来到格林兄弟家时，后者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甚至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安徒生离开时十分难堪，对自己在各国的名声开始怀疑。然而两个星期后，雅各布 格林因为他已经读了他的一些故事。“现在我知道您是谁了。”他道歉说。从此他们成了朋友。
在法国，没有多少作家能够在巴黎停留两个月见到维克多？雨果、仲马父子、拉马丁、维尼、巴尔扎克、斯克里布、弋蒂埃和海涅等名家，而安徒生做到了。
当然，安徒生更受到了国家的王宫大臣及贵族的欢迎，他动不动就收到国王的邀请并被授予勋章，现在他可以自在地在他们面前读他写的故事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奚落。而当他回到祖国时，更是丹麦贵族的座上客。
当年安徒生离开故乡时，一个老女人曾预言：“欧登塞将被你的荣光照亮。”这个预言如今变成了现实。他在回忆录里说“我多么高兴啊，但是——人怎么可以得意忘形到把自己看做神一样呢？我必须认识到我只是为世俗弱点所束缚的人类的一个可怜的孩子。”
这个可怜的孩子，就是《打火匣》里那个士兵，就是隔着20屋床垫和20床羽绒仍能感觉出压在下面的一粒豌豆的那个敏感公主，就是《小意达的花儿》中的那个大学生，就是那个局外人小美人鱼，来自大海深处却从未真正被她闯入的那个新的世界所接受，就是那个能看出皇帝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就是变成美丽天鹅的丑小鸭……他的一生都是一个局外人。
1875年，安徒生70岁生日之前，一个特别委员会计划在全国募捐，以便在他70岁生日之际在哥本哈根中央公园的国王广场竖一座雕像。雕塑家提交的一份草图让安徒生大为不满，草图的设想是有个男孩靠着安徒生的拐杖躺着，安徒生正在给这个孩子讲故事。安徒生不想被人认为仅仅是个“儿童作家”，“我的目的是成为一个为所有年龄的人写作的作家，因此儿童不能代表我。天真仅仅是童话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幽默则是其精华，我的故事所用的语言是以民间语言为基础的，这就是我的丹麦特性所在。”
最后完成的坐落在国王广场的雕像没有孩子，安徒生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为看不见的公众朗读。
不仅丹麦举国上下，全世界都在庆祝安徒生的生日，最使安徒生高兴的是伦敦《每日新闻》一篇评论的最后一句：“惟有能够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才能成为成人写作。”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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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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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历史仍在杀人
作者：如筝
眼前这张照片里的人是一位青年女性，端庄典雅，充满活力，深邃的目光凝视着面前每一个望着她的人。（对不起，书上的照片我无法贴上来）她叫张纯如，美籍华裔女作家，1997年用英文写作出版了一本题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书。该书以翔实的材料记述了68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种种惨绝人寰的罪行，曾被Bookman Review Syndicate评为当年最佳图书。
张纯如生于1968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出生，在伊利诺州长大，受过很完备的西方现代教育。如果她象另外一些人，只把人生目标定位在个人的事业上，她会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记者、作家、史学家，她的个人家庭生活也会是十分幸福美满的。
但是她没有选择这条常人走的道路，也许这是因为她的血管里流有她爷爷的血液。她的爷爷叫张铁君，原籍南京，1937年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离开了大陆，常常给后代讲述这段亲身经历的中华民族的悲惨历史，这种口口相传的家庭教育，在幼年的纯如心里播下了追寻历史真实的种子。她成年以后，发现在美国的图书馆中，竟然没有一本可以帮助大众了解这个历史事件的书籍，因此决定自己来写这样一本书。她曾经说过：“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愤怒的感觉，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看得出，纯如是个性情中人，她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是极其投入、极其认真的。为掌握充分的资料，她到过中国、日本、德国和其他许多地方，收集了各种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资料，以及一些从未出版过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等原始材料，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她还通过书信联系过日本的二战老兵，来大陆采访过当年众多受害者，去欧洲寻觅过外国见证者的后人。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她写出了那本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著作。
《洛杉机时报》称她是“最好的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认为她是“在美国成长的华裔青年典范”。著名历史学家安布罗斯还称赞说：“张纯如可能是美国最优秀的年轻历史学家，因为她了解必须用引人感兴趣的方式来传达历史意义。”
按思维惯性，人们有理由期待张纯如的下一本历史著作面世，并相信她还有很长的人生道路。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七年之后，她却自杀身亡了。我眼前的这张照片不过是她的遗像。
张纯如曾对人们说过：“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这样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却离开了人世，并且是在花一样的年华，让认识和不认识她的善良人们不能不难过万分，不能不痛责造物主的不公。
在悲痛之余，人们是否还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一颗上升的新星会陨落呢？为什么她会采取那么绝烈的手段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呢？难道仅仅是“自杀”这么简单吗？
张纯如原本是一个单纯的女孩，除了童年听到过大人所谈的一些可怕往事外，她的成长环境应该算是和平的，她的心灵也是稚嫩的。但当她决心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来承受沉重的历史重负，面对一段被逝去的岁月掩盖的丑恶的人间罪行时，她原本单纯的环境就被破坏了。通过时空隧道，她回到了60多年前她祖父亲身经历的历史现实中。但是，她看到的丑恶更多，因为她是一个调查者；她承受的压力更大，因为她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她承担痛苦的时间更长，因为她的写作持续了好几年。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张纯如正是这样的猛士，她直面了，她正视了。那些罪行，善良的人们不能理解、不能想象的人间罪行，统统呈现在这个年轻的女性面前：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的婴儿，被活活投入滚烫的开水锅；被日军集体强*的妇女群，再逐一被杀死；太阳旗下面的砍头、活埋、火烧、淹溺、狗咬、分尸，，，，，，，还有更多、更多，，，，，，，
她毕竟是一个血肉之躯，一个未经磨难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当一幕幕人间惨剧大量而集中地投映到她的内心时，她不能不全力以赴地承受着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地重压。在这本290页地写作过程中，她在精神上和体力上付出了巨大地代价，经常“气地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用她自己地话说，写作使得她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人性中被扭曲的因素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最平常琐事。然而，个体生命的精神承受能力不是无限的，长期的愤怒和绝望，必然使她遭受强烈的刺激和伤害。那些从战场退伍回国的美国士兵，很多人后来都患上了心理疾病，而张纯如所受的心理伤害远远超过了他们。凭借对历史、对民族的责任心，她强忍痛苦完成了自己选择的任务，而那些历史的罪恶却最终扼杀了她。
她患上了忧郁症，这不仅使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上述强烈的身心伤害，更因为她出书后不断受到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迫害。它们公开攻击她，包括大量的人身攻击；它们私下里恐吓她，向她发送威胁信件和电话，使她几年来一直处在恐惧中。她虽然生活在一个所谓民主的美国社会，终于也没有找到一块能让自己安心的净土，于是她对准自己举起了手枪。张纯如的自杀不可能使一个纯个人的选择，这个举动的根源仍然在于68年前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及其延续，正是那些暴行的阴暗能量穿越了时空，在21世纪的几天仍然杀死了张纯如，一个年轻的生命。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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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子外和窗子里
作者：朱德庸
小时候上幼儿园，老师必须把我的坐位单独排在窗口。因为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我就会哭闹不休，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于是从四岁到六岁，我是对着窗外度过我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的。
世界，就在窗户的外面。
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想，却执拗地只愿意面对窗外那个有人走过，有云和树叶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这种被规定，被限制的小小人生。令人头痛的是，长大之后的我竟然也是这样。
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