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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寻凶报仇未果，得助越洋求学
1920年，灿芝已成人，于是离家到北京，寻找杀母仇人，却踏破铁鞋也没能找到。灿芝不得不转赴上海继续深造，问学于上海大夏大学，专攻政治。光复会的同志在秋瑾殉难后在沪创办竞雄女校（秋瑾号竞雄），由秋瑾的挚友徐自华（字寄尘）任校长。徐退休后，力荐灿芝主持校务。灿芝任校长年余，自学兼惠人，成就颇多。她任侠尚义，救人之急，虽千金不吝，一如其母。她还为母亲编了一本《秋瑾女侠遗集》，于1920年出版。现在出版的《秋瑾集》，就是在《遗集》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928年，几经曲折，灿芝始得政府资助，留学美国。出国前，她并没有学航空的意图，抵美后，“见其人士对航空之狂势，政府之提倡，军事航空组织之完善，商业航空设备之周到，不觉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且见西人藐视吾国，知吾国之不强，在乎人民之太弱”。她说：“余以孤露余生，飘零身世，虽欲继先母未竞之志，而顾力有未能，惟常怀报国之心，斯念不懈，继迺决心学习航空，俾他日贡献祖国，亦令西人知吾国女子犹能如此，可见男子之英勇矣”，遂毅然入纽约大学航空专科学习飞机制造及航空学，为期二年。为了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她以“平生尽历秋云态，骨愈嶙峋志愈坚”的顽强精神，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对于各种新式飞机，如单翼、双翼以及保护作战用的护航飞机等，她均能熟练掌握其制造原理。美国政府曾派员赠送书籍给她，以示鼓励。她在纽约大学航空系学习期间，还在美国华人中传授武术，颇受欢迎，成为中国武术推向国外的先行者之一。
四、学成回归祖国，屠龙之术无用
1930年5月，灿芝学成归国。她虽学有专长，但当时的中国并无她的用武之地。她到南京晋见航空署署长黄秉衡后，被委任为航空署教育科科员。后迫不得已乃改任航空学校教授和编辑工作。1931年，灿芝得悉杀害她母亲的刽子手、原绍兴知府贵福畏罪匿居东北，正欲前往复仇之际，因“九·一八”战事爆发而未能成行。等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贵福已老死，灿芝未能手刃仇人，不胜悲愤。
1932年，灿芝已年逾花信，经南京赵鹤清劝导，与广东人黄公柱结婚。后来她生有一女，名王焱华。她写的《留美学习航空之回忆》和《我的家庭生活史略》，先后在《空军月刊》、《上海妇女》刊出。此外，她还编了一本《秋瑾女侠遗稿》附《小侠诗文草》，193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1947年，灿芝因陈立夫之推介，致函当时上海市长吴国祯，请予更换工作，吴即批转市财政局安排。因灿芝是先烈之女，故委以荐任专员，在上海市财政局秘书室工作。此间，每每回想往事，灿芝深感其父不义，决定扬弃父姓，改从母姓，并请同事主任秘书钱剑夫代为办理更名手续。钱剑夫立即将此请求转告上海市民政局，并电话告之民政局长张晓崧、警察局长俞叔平，请两人予以核办。此事进行得十分顺利，从此灿芝即改从母姓，财政局并予备案。
为了宣扬先烈的革命精神，聊以自励并转以励人，抗战胜利后，灿芝决心写一本母亲秋瑾的传记。她在杭州找到了当年绍兴府审理秋瑾的全部档案，共三百余件。虽卷帙浩繁，但她都一一认真研究，并研读了大量相关的书籍。后因生计所迫，终日劳碌而未果。
五、只身漂泊香港，孤寂客死台湾
1951年秋，灿芝忽然只身南下，去了香港，寄居于朋友家中。每当风和日丽之时，她便与友人游山玩水，访胜采幽，相处甚欢。如此一住将近两载，直至1953年1月，她才移居台湾。到台湾后，灿芝因终日赋闲，百无聊赖，于是着手撰写革命历史小说《秋瑾革命传》。同年10月，书成，共十七回，约十三四万字，先由台北兴台书局出版，后又由三民书局出至第四版，署名秋灿芝。在书末，她写了十首诗，下面是其中较著名的两首：
其 一
祇为爱国舍亲友，夜半犹闻哭母声。
历尽辛酸流尽泪，深仇未报愤难平。
其 二
游子他乡感不禁，流亡海外少知音。
客窗编就英雄传，写到伤心泪满襟。
秋灿芝去台后，备受冷遇，极少知音，孤身独处，常思骨肉。因人为的藩篱阻隔，母女相见无期。灿芝晚年在台湾做翻译工作，1967年在台湾孤独地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灿芝的独生女王焱华，在上海某小学任教，其夫许某也从事教育工作，任中学教师。因酷似外婆秋瑾，拍《秋瑾》影片时，导演原拟请王焱华饰秋瑾，后因健康欠佳而作罢。焱华退休后，曾任上海某区政协委员。
六、侠骨已随风逝，误传至今尤在
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都认为，“鉴湖女侠”秋瑾的女儿秋灿芝是我国第一位女飞行家。直到最近，有的文章还说“王桂芬是中国早期女飞行家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与张瑞芬、李霞卿的飞行成就，难分伯仲，饮誉一时”；“我国最早的女飞行员是辛亥革命先烈秋瑾的女儿王灿芝和福建闽侯林朗侠”。此说大谬，其实，王灿芝并不是学飞行的，而是学航空工程技术的。她从来未驾驶过飞机。从现有资料看，她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外国学习航空工程技术的妇女，是中国第一位学习飞机制造的妇女，也是中国第一个从事航空教育工作的妇女。造成这种误传的原因可能与当年《申报》的一则报导有关。灿芝学成回国之，上海《申报》曾报道：“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家王灿芝女士，业已学成归国，由美抵上海。”以致后来以讹传讹，中国航空史上的第一位巾帼“飞行员”就和王灿芝的名字联在了一起。
“帮刊”——《学习与批判》
？ 胡松涛
《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6开本，1973年9月创刊，国内外发行，1976年10月停刊，共出版三十八期。它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理论月刊，其自我定位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当时，西方报刊称它为“中国激进派的刊物”。打倒“四人帮”后，它被称为“四人帮帮刊”。
这本杂志在“文革”后期创刊，是“四人帮”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其中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在“四人帮”的直接授意下写作的。中共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其中就有数处涉及《学习与批判》。所以说，这是一本最具“后文革”特色的杂志，极具史料和收藏价值。研究“文革”和收藏“文革”文物者，不可不注意这本短命的杂志。
《学习与批判》创刊于1973年9月15日。创刊号的卷首是毛主席语录五则，前面的近三分之一篇幅是中共十大文件，引人注目的是它开辟了关于儒法论争专栏，本期的重点文章是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石一歌的《论鲁迅世界观的转变》等。
通观《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工、农、商、学、兵等广泛领域。作者的署名也让人眼花缭乱：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宫效闻、康立、梁凌益、齐永红、翟青、方海、戚承楼、金风、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等，几乎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人——不，不，他们不是人，是一个写作班子——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不同笔名而已，据说有八十多个笔名。当然，也有一些用真名发表的文章，像人们熟悉的刘大杰、余秋雨、戴厚英等。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为当时上海市委列席常委朱永嘉。这个写作组下设经济组、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等若干小组，这些组又分别领导若干组，分工明确，据说总共有一百多人。
《学习与批判》上的主要栏目有：“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经济问题研究”、“学哲学，用哲学”、“文艺评论”、“教育革命经验总结”、“人物传记”、“杂文”等。
今天以我“思无邪”之心看其中的文章，有些还是有趣而生动的，但一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
“文革”后有人统计，《学习与批判》共发表文章七百一十篇，其中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的四十八篇，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一百二十四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六十一篇，评论《水浒》的四十篇，配合形势时事评述性的二百三十七篇，其他属于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的二百篇。这些文章中，利用历史为“四人帮”效劳的文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如《论尊儒反法》、《汉代的一场儒法斗争——读盐铁论札记》、《评〈水浒〉的投降主义》、《孔子、儒家和礼》、《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Ｑ小Ｄ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个题目可能是“文革”期间最长的文章题目）等，都是为“四人帮”摇旗呐喊、影射老一代革命家的文章。
该刊曾有人说：《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其负责人当时曾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我们的一块墓砖。”上面的话，在一些文章中被反复引用，我没有查到最早出处。
《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还被分类汇编成小册子，名为“学习与批判”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过眼的有《论儒法斗争》、《〈水浒〉评论集》、《走出“彼得堡”》、《鲁迅传（上）》等。
现在一些人知道《学习与批判》杂志，可能与作家余秋雨有些关系。
余秋雨曾参加了上海市委写作组，除了用本名发表文章外，据说还和别人一起用过“石一歌”等笔名发表文章。数年前，余秋雨和余杰围绕“忏悔还是不忏悔”打笔仗，是因为小余抓住了老余“文革”中的那点事情。争论后来不了了之，倒是透露出余秋雨曾在《学习与批判》等杂志发表过文章。如今，手头有全套《学习与批判》杂志，在上面见到余秋雨的名字，自然要读读了——老刊物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它保存了作者无力收集出书的旧文或作者不收入文集不愿让人见到的旧文。
读《学习与批判》可知：
署“余秋雨”名字发表的文章有三篇：
1．《胡适传——五四前后》，载1974年第1期。这篇文章以批判的态度记叙了胡适在五四前后的经历，文章最后认为胡适“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真是走了一条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2．《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载1975年第八期。这篇论文的写作是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出版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遗佚近五十年的鲁迅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作者经过“初步研究”，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后来收入《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一书。这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书名采用余秋雨的文章名，封面上的署名为“余秋雨等著”，可见“余秋雨”的名字当时也是有些号召力的。
3．《评胡适的〈水浒〉考证》，载1975年第十期。文章开篇说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胡适一生曾陆续写了七万字的《水浒》考证和评论文章。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作者认为，“《水浒》给了胡适多方面的受用：在阶级斗争中，他以宋江自比；在民族斗争中，他又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主子蒋介石之流一起做个宋江，跪拜于外国主子的台阶之下”。在文章最后，作者提出，“真理和谬误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只有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水浒》的评论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评胡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