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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结论，强销死籍其实是孙悟空向天界抛出的媚眼，只不过是以怒目为包装。现代心理学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这种人格伪装。他完全有理由在天庭混得一把交椅，尽管有过大闹龙宫、强销死籍等斑斑前科。然而，他以妖的身份和满身猴骚切入众仙的世界，怎么可能得到重用呢？他只补了一个弼马温的缺儿。这个为他量身定制的未入流职位隐含了巧妙的污辱——根据传统兽医学理论，一只马房里的猴子具有防治马瘟的效用——并成为他永远的耻辱。性急的猴子忍受不了这种“杀威棒”，于是推倒席面，冲出天宫，到根据地上打出“齐天大圣”的旗号，跟玉帝叫板，开始第一次“反叛”。
如果说他的前科是打狗不看主人，那么这一次无疑是在玉帝头上屙屎。雷霆震怒的玉帝出兵十万，但他们只被证实为十万草包。其实，反抗对权力关系是必要的，甚至可以推断，反抗还构成权力大厦的混凝土，正如百分之六的失业率对资本主义的稳定运转犹有必要一样，每种权力内部都要负载一定的反抗力。而事实上，许多反抗也以归顺为结局。就像这一次，在外交家太白金星的调元手中，齐天大圣与玉帝老儿达成和解。他二入天宫，坐实了“齐天大圣”的封号，并挂了个桃园园丁的闲职，以交游为业，以蟠桃为食，直到瑶池事发。
好像是斯宾诺莎说过，越是骄狂的人内心越是自卑。孙大圣正是这样一个自大狂，这个阶段他全部的价值实现完全依赖别人肯定的目光。但缩不了的尾巴却构成了蟠桃会将他拒之门外的充要条件。当众仙女泄漏出如此天机时，他的边缘感、自卑感、挫折感、羞辱感统统被无情揭开，并构成犯罪利比多急剧膨胀的强烈诱因。他把这一切都发泄到蟠桃会上。他偷肴偷酒偷仙丹，完全沉醉，完全没有丝毫罪感，完全成为犯罪心理学所说的“正常的犯罪者”。直到酒醒时分，他才感到后怕，遂潜逃归山。
这一回无疑越出了权力的容忍限度。他无疑要被押解归案。按照福柯的说法，公开处决不是重塑正义，而是重振权力。玉帝将其捆上斩妖台，但无济于事；老君把他扔入八卦炉，但徒呼负负。踢倒八卦炉的孙大圣破罐破摔，天界的权威发系千钧！
由于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中的英雄主义表演，一直以来，他总被误读成一位反体制英雄。事实上他始终不是一个反体制者，相反，他是乐于并且勇于融入体制的，两度接受招安足以证实其亲昵态度。其反叛的逻辑起点不是体制的反动，而是官阶的卑微和身份的卑贱。他虽然游戏天庭，但内心深处与郁抑不得志的凡间文人一样，是人生价值无法实现的悲愤。才人不遇，古今同慨，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只能以笔为戈，发点牢骚：如果是屈原，就写点《离骚》；如果是贾谊，就写点《吊屈原赋》；如果是吴承恩，就写点《西游记》。但孙大圣毕竟不是吴承恩，他寄托了吴承恩的全部愿望，所以他天赋异秉，机警勇迈，有金刚不坏之身，怀降龙伏虎之能，通七十二变之奥，脚踏筋斗云，手舞金箍棒，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外立威名——一切沉聚为“以一人敌一国”的雄厚资本和豪迈底气。然而，走出神魔世界，弼马温出身的他不过是当过伍长的陈涉和当过亭长的刘邦。时至今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那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遵循的还是那套封建官僚体制，信仰“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陈刘诸辈，怀揣的不过是轮流坐庄的投机心理，执行的不过是轮流坐庄的赌博法则（历代帝王，除了一个叫嬴政的想耍泼万世称帝外，都信奉这套“轮流坐庄”的法则。汉代秦后，企图论证其天道合理性，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拉郎配”，将夏商周秦汉配上土金木水火，凑出一套“五德终始说”的理论——这同时也就默许了自身将被颠覆的命运）。他们不是体制的挑战者，而是体制的继承人。当体制坍塌时他们挺身而出，胜任了泥水匠的角色。与之相似，孙大圣并不反对高高在上的玉帝，他反对的是这位正稳坐宝座的玉帝老儿——这是浅显的逻辑。事实上，齐天大圣不也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响亮宣言吗？他是一位英雄，但严正地站在体制内。这里有必要提及那被反复歌颂的刑天，《山海经·海外西经》说他与天帝争老大，“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不就是活脱脱的另一个齐天大圣么？！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伟大之处。
在信奉“强者为尊”的孙大圣眼底，玉帝老儿的合法性值得质疑。这确实是个昏庸到极点的角色。石猴诞生之初，目运金光，射冲斗府，惊动天庭，但玉帝老儿却极为麻痹。而且面对孙的几番挑战，降伏乏力，全无全知全能的应有形象。他的合法性建立在年劫修长上——“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样一组千手观音也数不过来的天文数字，就是他的全部砝码。于是我们有必要代大圣质询：这都是哪世哪代的陈谷子烂芝麻啊，还能作为当下的食粮吗？在这个以先知和法力作为排行筹码的秩序里，他的权力图腾竟高悬万世而无人挑战，实在令人唏嘘。如果说孙的反叛还有点意义的话，就是用金箍棒（不是猴脑子）论证了历史何其脆弱荒诞！然而正当玉帝老儿的西洋镜即将拆穿时，如来闻诏赶到。东方不亮西方亮，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矅十都、千真万圣，一群饭桶），如来三下五除二，把齐天大圣压入五行山。
惩罚：五行山的诞生
严格地说，《西游记》只讲了两个故事，一是“大闹天宫”（前七回），一是“西天取经”（后九十三回）。情节杠杆的基点全在五行山上。五行山于王莽篡政时降落凡间，后大唐西征定国，改名两界山。两界山，不仅是表面上的地理意义上的国界线（东为大唐，西为鞑靼），更有深刻的寓意。
石头是孙悟空的母胎。在中华文明系统中，石头（山）蕴藏着深远的生殖意义，它曾怀孕过两位远古英雄——大禹及其子夏启。在庆贺妖猴受伏的安天大会上，南极仙翁出场时就镇压孙大圣的历史意义发表诗作曰：“洞里乾坤任自由，壶中日月随成就。”洞与壶都蕴藏着普世的文化阐释学意义，这种入口狭窄而内部宽敞的封闭性空间，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母胎象征。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北京郊区的墙壁上赫然看见“打洞”二字以及一串手机号。其文化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至于壶嘛，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也有一段堪足玩味：“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结论：五行山是孙悟空的第二母胎。而天界的意图也昭然若揭——迫使妖猴“再生”，或曰“涅槃”。
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孙悟空将头伸出五行山时，山体摇晃，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夏衍先生那篇著名的《种子的力量》。那是一种原生的、澎湃的、惊心动魄的反抗力。“狂野无忌的兽性生命只有通过规训的和残忍才能被征服。”深谙权力密码的福柯如是说。于是如来念出“唵嘛呢叭咪吽”的驱魔咒语——这无比严厉的六字真言就是判决书的神话原型——“那座山即生根合缝，可运用呼吸之气，手儿爬出，可以摇挣摇挣。”孙悟空的第二母体便是这样一个石匣。如果说受日精月华滋养的石卵是生命力的天然子宫，那么这个施了魔咒的石匣便是臣属力的生产车间——它拒绝胎动！
这便是文化阐释学意义无法掩盖的空间政治学秘密。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里对监狱空间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进行精辟分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由权力设计的空间的强大惩罚和规训功能。福柯反复强调，惩罚应该是一种制造效果的艺术。显而易见，对于孙悟空这样一个猴性未泯、喜欢交游、一个筋斗飞出十万八千里的囚徒而言，这个石匣无异于天大的折磨。饱受“禁闭”之苦的他对每一丝可能的希望都是那么饥不择食——
菩萨道：“姓孙的，你认得我么？”大圣睁开火眼金睛，点着头儿高叫道：“我怎么不认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承看顾！承看顾！我在此度日如年，更无一个相知的来看我一看。你从那里来也？”菩萨道：“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从此经过，特留残步看你。”大圣道：“如来哄了我，把我压在此山，五百余年了，不能展挣。万望菩萨方便一二，救我老孙一救！”菩萨道：“你这厮罪业弥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第八回）
尽管孙大圣还鸭子嘴硬称“如来哄了我”——在明人看来，“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即为“俺把你哄了”——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来对孙的禁闭式惩罚初见成效，成功地迫使他忏悔。孙大圣已然全无大圣脾气，倒是猴急气被更深地激发出来。他的忏悔，只不过是自我防御机制的无意识启动，他的皈依佛门，就现出与“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类似的心理特征。这一点可以从牛魔王身上得到旁证。当他被哪吒降伏时，冒出口的第一句话便是：“莫伤我命！”第二句即为“情愿归顺佛家也！”——但如果他们共同面对的是元始天尊呢？是否还皈依佛门？由此也可见惩罚的深刻本性——慑服。佛与妖的权力边界得到了确认和强化，后来唐僧来时，大圣更是自言“犯了诳上之罪”。这个开局堪称完美。
随着唐僧的救赎，作为妖的孙悟空已经死去，作为僧的孙悟空宣告诞生。被初步规训的孙悟空越过两界山，西游的幕布徐徐拉开。
紧箍咒：转型期的必然产物
孙悟空开始面临长远的角色转型。挣脱石匣，戴上佛帽的他发现头上多了一顶金箍——一件兼具惩罚和规训双重职能的饰物。枷锁以装饰的姿态（金箍藏于金花帽中）出现，并以装饰的姿态得以巩固（装上金箍的猴头并不难看），体现着权力无穷的创造智慧。这种对身体——本质上是生命——的装饰化规训，我们可以从凡间的束胸、束腰和缠足得到验证。权力其实并不必太担心这种规训会遭受反抗。据我所知，公元1664年满人入关，禁止满族妇女效仿汉族妇女缠足，竟激发出她们的愤愤不平。
一开始孙悟空并不适应孙行者这个角色，紧箍更大程度上是五行山的变种，其惩罚意义更大，于是咒语要多念几遍，把这个猴头“勒得似个亚腰儿葫芦”，“痛得竖蜻蜓，翻筋斗，耳红而赤，眼胀身麻”。这道咒语俗名紧箍儿咒，佛称定心真言（而政治语言则简洁有力——口号）。咒语无疑是对付他的杀手锏，掌握在如来、观音手里也就罢了，但它还被一个叫唐僧的庸人习得，孙悟空不认栽也不行。用平庸压制卓越，千年如此，夫复何言？
惩罚之后即为漫长的规训。如果说老君的金刚琢是咬人的毒蛇，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强烈恐慑作用（事实上，孙后来也打不过拥有金刚啄的青牛精），那么观音的紧箍便是盘在胸前的毒蛇，不断吐出的蛇信迫使你时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与唐僧的眼睛一同构成《一九八四》里无处不在的电幕。取经途中，唐僧一共念了三回咒语。而征途过半，第五十八回以后，便不复念咒。不难窥见，每一次念咒，都是紧箍的惩罚意义的消减，同时也是其规训意义的加强。规训是比惩罚更为隐蔽的权力手段。规训的真谛不是通过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作用于肉体，规训完全是精神性的，确切地说，它的作用点是受规者脑海中的表象和符号。这些表象和符号的传播谨慎、必然而明显。对于一头项系细铁链的大象而言，便是自小受缚而挣扎不脱的灰暗记忆；对于孙行者而言，无疑便是头戴紧箍而被“勒得似个亚腰儿葫芦”的惨痛体验。
紧箍在孙悟空身上凝结为惩罚和规训的两重符号。正如福柯所说，“惩罚不仅为惩罚犯罪，还在于维持本身的惩罚机制及其功能”。此后，紧箍又找到了黑熊精和红孩儿作为惩治对象。尤其是在惩治红孩儿时，把惩罚的理念推到了顶峰，惩罚对身体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使之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