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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秦汉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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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据此绘制一张地图。两张地图经过比较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公元2年中 
  国的人口数为5770万,而公元140年只记载了4800万。后一个统计数中缺 
  三个郡的报表,因此全国的总人数略为超过4800万。可以说在公元2至140 
  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800万或900万人。 
       此外,在此期间,人口的地区分布状况发生了大变化。在公元2年,4400 
  万人生活在中国北部(可以确定为秦岭山脉、淮河诸山和长江湾以北的中 
  国),生活在中国南部的有1370万人,其比率为7。6比2。4。在公元140年, 
  其相应的人口数分别为2600万和2200万,其比率为5。4比4。6。中国北部 
  人口减少,南部则增加。在西北,人口减少650万。在东北,有1150万居民 
  主要在黄河故道之南的大平原上消失了。这些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南部 
  ——特别在湖南、江西和广东——的增加而得到弥补,那里的人口已增加了 
  三倍。 
       这样大的增长数字是不能用出生率的突然增加来解释的。必然的结论 
  是,已经出现自北往南的大规模的自动的迁移。西北的人 

  口转移在王莽垮台后开始;这是匈奴和羌人(西藏人)的压力造成的,将在 
  后面予以讨论。黄河的两次改道促使大平原人口的迁移。 
       到那时为止原来沿一条河道往北流向今天津入海的黄河,在平帝时决 
  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它一分为二,一条仍是往北的旧河道,另外新的一 
  条则汹涌地向东南流入淮河。当公元2年阴历八月进行人口调查时,这场灾 
  难尚未发生。由于冬季河流一般 

  不发洪水,可以推断灾害的时间应在公元3、4或5年。第二次水灾随之在公 
  元11年发生,这时黄河永远脱离了北部旧河床而改向现在的河道流动,其河 
  口正在山东半岛之北。① 
       避免这两次自然灾害是根本不可能的。黄河携带大量淤泥顺流而下,它 
  就是以这种黄土淤泥而得名的。在西北,水流湍急,沿河淤泥被冲下。但黄 
  河一进入大平原,水流就缓慢了,淤泥沉底;经过若干世纪,河床逐渐高于 
  周围的农村。中央政府缺乏资源去进行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诸如建造和维 
  持足够的堤坝。日常的水利工程由地方进行,堤坝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和地点 
  才建造。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即使有全国性的规划,黄河也不能长期地加以控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 

③ 见毕汉斯:《公元2 至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  (1947),第 

125—163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7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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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的灾害,政府需要下巨大力量去动员技术人员和劳工进行修理。甚至精力充 
  沛的武帝直到公元前109年才使前132年的一次小决口合龙。黄河新的南河 
                                                                              ③ 
  道直到公元70年才被截断,那年4月8日的一道诏令还因此庆功。公元1194 
  年,黄河又转向其南河道,1853年转而往北。在那个时候,政府的资源虽然 
  远远多于王莽时代,也无力对付这种自然力量。因此,他不应为给他带来的 
  导致内战和自己死亡的不幸受任何责难。 
       许多人必定在这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 
  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 
  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 
  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山东的形势甚至更加危急,这个半岛也因难民而拥挤不堪,也遭到随之 
  而来的饥荒,但它夹在黄河两条新河道之间,没有方便的逃生之路。农民的 
  团伙壮大了,最后合并为一支庞大和组织甚差的、但几乎是无敌的军队,它 
  横行于山东,一路抢掠,杀戮和绑架。当地方官员无力对付这种危急情况时, 
  王莽在公元18年下令动员军队。这些措施未能收效。公元22年,王莽派大 
  军在冬季进入山东,这时黄河河水低浅。战斗中官军战败,指挥将领被杀。① 
       农民在前额抹红色,以与官军相区别,从此他们称赤眉军。赤为前汉之 
  色,所以农民们模糊地认为自己是捍卫先朝的战士。但是他们是单纯和无知 
  之民,不识字。他们没有建立军事单位,没有旗号,也不使用专门的指挥语 
  言。纪律的维持并不复杂,却很有效。杀死他人者偿命,伤害他人者要赔偿。 
  首领们用低级官员的官衔称呼自己,大概他们也只知道这些官衔。少数士绅 
  也参加了赤眉军,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影响;权力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没有 
  证据证明赤眉军是秘密会社或宗教运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饥 
  饿,他们结伙流窜的直接目的是迫切要求填饱肚子。 
        当赤眉军已经发展得人数众多时,作为单一的部队作战对他们来说已经 
  不方便。王莽的军队被一支分队所败,而另一支则在围攻一个县城。第三支 
  分队似乎已撤出山东,因为那里可供掠夺之物已很少。这支部队后来在其他 
  分队的追随下,缓慢地朝富饶的南阳郡移动,汉王朝不久就是在这里中兴的。 
        南阳(在河南南部)有一块肥沃的农业盆地,夹在秦岭山脉和淮河诸山 
  的山麓之间,它们把水往南排入汉水。南阳是约20个有名的地方绅士氏族和 
                                                                                 ① 
  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一系的几大支刘氏成员的故乡。从受灾 
  的大平原迁移的路线之一经过此郡。一些绅士氏族在其追随者的帮助下通过 
  筑垒自固,度过了动乱的年代。在公元22年初期,南阳本身的形势相对地说 
  是稳定的,但是武装和胜利的农民团伙在其南方作战。这些团伙是所谓的新 
  市军 (它因一个靠近汉水下游的乡而得名)和长江下游的部队。每个团伙由 

② 关于治水,特别是治理黄河的问题,以及修理、甚至预防或进行破坏的活动,见 《史记》卷二九(沙畹: 

 《〈史记〉译注》第2 卷,第520—537 页);《汉书》卷二九;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54 页以下、190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二,第116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47 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4145、4177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 卷,第379、432 页);毕汉斯: 

 《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52 页。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92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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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首领领导,其中大部分为未受教育的平民,还有少数绅士。                ② 
       公元22年夏,新市军转向北方,越境进入南阳。该郡南部的地方农民领 
  袖集结了自称为平林军的一伙人马作为响应。平林军中有南阳的刘家成员刘 
  玄,他因一次氏族仇杀,被迫逃避官府的追究。 
       南阳是公元6年汉皇室发动反王莽起义,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失败的那个 
  郡。但这时情况不同了。公元22年新市军正从南面进入南阳,受到了地方平 
  民的欢迎,而那时所向无敌的赤眉军正从东面靠近。虽然它们都没有政治纲 
  领,甚至也不敌视传统形式的政府,却对土地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完全 
  是因为它们人数众多,并且在挨饿。南阳绅士的情绪一定很高,也很担心; 
  这时,发动一场成功的起义的条件开始成熟了。如果与地方的绅士氏族联合 
  起来的南阳前皇室成员能把民众的动乱纳入反王莽的渠道,他们不但能救自 
  己的性命,而且能恢复已垮台的王朝。 
       南阳的活动分子中无可争辩的领袖为刘,史籍中提起他时总称他的字 
               ③ 
  ——伯升。 他是景帝的第六代后裔,因此是前汉开国皇帝高帝的第八代后 
  裔。刘伯升与汉皇室的关系很远,他的父亲、祖父、或曾祖父都未封侯,整 
  个这一支无疑没有再载入皇室宗谱。他的父亲曾担任官品较低的县令。他的 
  母亲出身于南阳的一个有地产的富族。他有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刘仲和 
  刘秀。正是这位生于公元前5年1月13日的刘秀,注定将开创后汉王朝,虽 
  然在最初他因长兄而默默无闻。 
       为了对南阳出现的同样压力作出反应,有势力的李族也计划起事。它捐 
                                   ① 
  弃前嫌,同意与刘伯升合作。其他几个族也参加起义,但许多氏族则宁愿等 
  着瞧。刘伯升甚至遭到他的至亲的反对。 
       造反者于公元22年10月或11月在农村各地起事,然后迅速会师。刘伯 
  升一定象原先计划好的那样,与新市军和平林军协商结盟,于是得到了南阳 
                           ② 
  几个绅士氏族的援军。他通过南阳向北进军,初战告捷,但随之在小长安惨 
  败在王莽的地方军之手。刘伯升之弟刘仲战死,他还丧失了一个姐妹和几个 
  其他近亲。原来迟疑不决而不肯行动的地方官员这时假定起义已被镇压下 
  去,就开始围捕和处决造反者的亲属。 
       刘伯升力挽狂澜;他亲自与此时也已进入南阳郡的长江下游部队的首领 
  们会面,说服他们与他共举大业。这样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增加了叛乱的 
  领导层中头目的人数,从而使力量对比不利于南阳的绅士。另外,虽然刘伯 
  升似乎已在全面行使指挥权,但农民军的头目依然控制着自己的在旧旗号下 
  作战的团伙。刘伯升与这些经过改编和扩充的军队在公元23年1月或2月重 
  新与王莽的军队交战,结果大获全胜,并杀死了两名指挥将领。此后不久, 
  他又击溃了另一支敌军。南阳的大部分这时已落入刘伯升手中,于是他进而 
  围攻南阳郡重要的郡治之地宛城。使者们纷纷向帝国其他各地出动,公开宣 
  布应该推翻王莽,并列举他的“罪状”。 
       这时正是拥立一个皇帝以使叛乱合法化的大好机会,但各路领袖只在一 
  件事上是一致的:应拥立刘氏的成员来恢复汉朝。南阳绅士的明显的候选人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2 页以下。 
③ 刘伯升传载 《后汉书》卷十四,第549—555 页。 
① 关于宛城的李族,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94、102 页。 
② 关于这些事件的详情,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第104—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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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刘伯升。头目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登上皇位会使他们丧失势力。 
  推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才对他们有利,正好他们之中就有一人。平林军中一 
  个不重要的领袖刘玄是刘伯升的隔两房的堂兄弟,并与他一样是景帝的第六 
  代后裔。如果他登基,头目们能指望控制他。新市军、平林军和长江下游军 
  队的头目们没有通知南阳绅士就集合在一起,决定宣布刘玄为皇。然后他们 
  邀请刘伯升参加会议。不论在会上如何力争,他都没能成功。公元 23年3 
                          ① 
  月11日,刘玄登基。就是这几支军队,既支持刘伯升取得胜利,又使他失 
  去一个帝国。 
       刘玄是后汉的第一个皇帝,但不是王朝的创建者。他甚至没有得到谥号, 
  在历史上被称为更始帝。因此,他在历史编纂学上遭到了与王莽同样的命运。 
  班固试图证明更始帝为什么无资格受到天命,就把他描述成愚蠢的酒徒。虽 
  然一些事件说明刘玄也不是一个能干的君主,但班固的说法是很不公正的。 
       头目们一度在新政府中干得很不错,并且以2比1的优势控制着最高级 
  的职务。对刘伯升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被授予大司徒的重要职务。但是南 
  阳的绅士们向政治现实低了头,刘伯升发现以前的支持者逐渐背离了他。反 
  王莽的运动在新皇帝周围巩固了起来,各路农民军的旧称号也随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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