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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为稳定人心，天津电视台播出了专家释疑：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寄生性很强的病毒，它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就会因血液凝固而死亡。用扎针的方法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
１月１７日，天津市公安局发出通告，公布了涉及被扎案件的一些初步情况，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态。根据通告公布的内容，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了数名犯罪嫌疑人，案情如下：
１月１２日下午２时许，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厦伺机作案时被抓，并当场缴获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包，包中搜出针头等物；
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亵幼女被劳动教养一年，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６时许，手持针管在河东区扎伤一女中学生，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将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韩某某、陶某某，１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许，手持装有红色墨水的注射器闯入女青年刘某某家中，并威胁实施抢劫，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动，将该二人抓获，同时缴获了一些作案工具和部分赃款。
公安部门表示，经对报案人身体检查，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的痕迹，少部分人虽然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经审讯作案人证实，其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公安部门还说，此类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针头扎人来传播艾滋病之说，纯属骗人吓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安心正常工作”。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现实与传言的合谋（2）
１月１８日一大早，天津市公安机关便向各单位发放宣传提纲，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平静心态，稳定社会，震慑犯罪分子。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此后的许多天，都没有被扎的报案。浮躁、骚动多日的社会日趋正常。
为什么传言会变成谣言？为什么谣言会广泛流播？为什么大多数人知道是谣言，却还那样浮躁恐慌，引起了社会的巨大波动？这种社会病态心理难道是天津人的专利？
一位专家回答说，这其实并不是天津人独有的态度，恐怕全社会对此都应该反思。人们对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远之”，缺乏必要的关怀和平等对待。这位专家还郑重地提出警示：照此下去，是很危险的！
天津“扎针”事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平静地谢幕。谢幕之后，人们是否从中得到某些启迪，为什么关于艾滋病的谣言流传得那么快，那么广远？为什么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那么强烈，那么不可理喻？为什么“扎针”事件以及它所掀起的扑天大浪发生在天津而不是发生在北京？
据报载，天津“扎针”事件之后，很多人还是认为凡是艾滋病就都是作风问题所致。和平路一位售货员评论“扎针”事件时说：“那些人自己乱搞，得了绝症还来害人，抓住了要狠狠惩罚他们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了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卖血、输血而被无辜传染上的，也抱着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河东区的一位居民说，应该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岛上去，让他们与世隔绝。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说艾滋病人“应该灭掉”。
但在北京，情况却有所不同。
《北京青年报》曾经就艾滋病问题在北京市民中做过一次调查，高达９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全社会来关注艾滋病问题；５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给予艾滋病人更多的理解和关心。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不能歧视更不能抛弃艾滋病患者。他们认为，艾滋病由于主要通过性接触和吸毒途径来传染的，所以不像得了其他疾病的病人那样，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反而是遭到白眼和侮辱。这样做对于病人来说，心理受到的打击比疾病造成的痛苦还要厉害；有３９％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输血传染上艾滋病的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４４％的北京人认为艾滋病患者值得同情，“他自己也不愿意得这病呀”是很多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艾滋病患者确实需要社会的帮助，尤其是ＨＩＶ携带者，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携带着ＨＩＶ而已。但是一旦发现，这个人就会被社会立即抛弃。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也许是谣言流传最后酿成大波的社会基础。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当然不仅限于天津。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版的《成都商报》曾报道，成都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为艾滋病立法”。这篇报道称：《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通过审议，这部前后修改了２０余次、引发无数争议的条例一旦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将于明年正式付诸实施，成都也因此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为防治性病艾滋病立法的城市。据了解，《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对艾滋病的防治内容、管理范围、职能部门分工等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发店、美容店、歌舞厅等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组织直接接触客户的人员每年一次到市、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性病、艾滋病项目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准予上岗，性病、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离岗治疗。性病、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不得进入公共浴池就浴或进入游泳池游泳，违者将被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这一地方法规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曾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者潘绥铭等）认为“严禁艾滋病人进游泳池”是一个“荒唐的规定”，因为“那是不会传染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对此也非常担心，他说，如果成都的法规被通过，会加剧ＡＩＤＳ人群与健康人群的对抗情绪。
然而，专家的声音却很无力，左右不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误解。
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出版的《工人日报》刊载了一篇题名为《集中管理艾滋病人？——善良却危险的提案》的报道，这篇报道说：这些天来，关于艾滋病人的新闻突然多了起来。除了京津地区风传“艾滋病患者持针扎人”的谣言之外，来自广东“两会”的一份提案也卷了进来。《新快报》的消息称，有的广东省政协委员提出要像过去治疗麻风病人那样，对艾滋病人进行集中管理和治疗。这是一个善良的提案，也是一个危险的提案。尽管艾滋病的阴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把艾滋病人和麻风病人等同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像消灭麻风病一样消灭艾滋病？恐怕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
这篇报道在评论这种举措时说，西南某大城市（即前文提到过的成都）曾经酝酿过一项地方法规，要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拒于公共浴室之外。如今，类似的声音又在广东重新出现，而且由政协委员把艾滋病人与麻风病人并列起来，说明我们在善待艾滋病患者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在台湾某剧院实验剧场里，上演了一出由真人真事改编的艾滋病故事剧《黄色小船》。真实的剧情与真情的表演，让在场的演员和观众哭在了一起，拥在了一起。
《黄色小船》的故事背景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知名导演沙大伟（ＤａｖｉｄＳｅａｒ）婚后喜获贵子，取名潘杰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但不幸的很，新生儿却是一个先天的血友病患者。后来不慎因输血感染了ＨＩＶ，当时对艾滋病的了解和治疗极为有限，结果潘杰明只活了８年４个月又２９天。在潘杰明短短的生命中，带给沙大伟夫妇的是爱子诞生与成长的喜悦，同时还有爱子面对病魔而父母束手无策的无助及痛苦。潘杰明从得知染上ＨＩＶ那一刻起，就开始被亲友歧视，被学校强迫退学，最后在父母及朋友的爱的包围下，他也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他却能以一颗童真的心说，要在死后把他的玩具分给朋友。
这部实验话剧，透过孩童的眼光，探讨艾滋病、血友病、死亡与病重儿等问题，戏剧的感人力量胜过千言万语！它告诉人们，惟有了解艾滋病，关怀病人，才能挑战艾滋病，才能最后彻底瓦解和战胜艾滋病！
今天，黄色小船又飘到了我们身边。
在艾滋病这个世纪魔鬼面前，我们和那些不幸的患者其实同在一条船上。
那些试图用法律“严禁艾滋病患者进入游泳池”的做法，那种重新引入麻风病人概念的观点，只能意味着对患者和弱者的冷漠。
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勇敢地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那些徘徊在死亡阴影里的人恢复生命的自尊和生存的勇气。
挽救了他们，也就是挽救了我们自己，也就是挽救了整个人类。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1）
艾滋病是２０世纪末横行于全世界的恶魔，就目前而言，人类还没有办法战胜它，但人类完全有可能遏制住它恣肆无忌的脚步。
为了挑战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已经行动起来，中国也正在行动。
２００１年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等３０个行政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计划指出，当前，中国艾滋病性病流行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发病人数上升迅速，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艾滋病性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降低艾滋病性病的发病率。到２００５年底，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１０％以内；将艾滋病病毒经临床输血传播的平均水平降低到十万分之一以下。其中，在艾滋病高发地区，控制在万分之一至五万分之一以下。
这个“五年行动”计划中提到，将制定有关降低人群危险行为的政策，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使高危行为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５０％以上。在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集散场所，以及医疗保健机构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开辟宣传橱窗，发放宣传材料（品），在营业性娱乐场所放置宣传材料（品），开展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针对高危行为展开干预工作，减少人群的危险行为。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和预防保健网络大力推广正确使用安全套。积极开展针具市场营销，推广使用洁净针具，绞杀共用注射器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危害。
中国政府已经吹响了挑战艾滋病的号角，作为在战斗最前沿冲锋陷阵的广大白衣天使的状况又如何呢？他们的态度也许是这场无国界战争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陈明莲采访了战斗在艾滋病防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态度让人们感到欣慰。
１９８７年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这是一名外籍人士，此后又有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入住该院，１９９１年第一例中国人开始入住该院。回想起护理他们的情景，当时在该院艾滋病病房担任护士长的小徐、副护士长小丁，今天仍记忆犹新。
徐护士长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心里确实紧张，可活儿总得干啊！我是党员，又是护士长，这时候我不去护理他谁去护理他？丁护士长谈到当时的情况时笑了：“那时候，我和徐护士长全副武装——白大褂外套双层隔离衣，戴上帽子、口罩、手套，脚上套上胶靴，即使是这样，还是战战兢兢，要知道当时对这方面的宣传太少，我们也从没学过。护理这种病人的知识，总觉得捂得越严实越安全。记得当时没有眼罩，我还特地买了副平光镜。现在想想觉得真可笑，可当时真是这样。”
随着对艾滋病的深入了解，在地坛医院，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观念，已经不把艾滋病看得那么可怕和恐怖了。在对接受调查的１９３名护士中随机抽取了５０份问卷，其中８８％的护士表示会服从组织分配到艾滋病房工作，８４％的护士表示会像对其他普通病人一样护理他们，而且会主动地跟艾滋病人聊天、谈心。
已在艾滋病房工作了七八个年头的徐护士长表示：如果需要，我们会去为他们工作，我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