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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划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可得千万左右），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三月二十九日任公先生由986檀岛《致孙逸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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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康有为书（19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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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书专为一重大之事而发，今请先言此事，乃及其他事。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前此未有其机，及预备立宪之诏下，其机乃大动。弟子即欲设法倡之于内，而秉三云欲东来就商，是以姑待之。秉三等到三日，而先生拟改会名之信到，寄彼商榷，彼谓宜用帝国宪政会之名，前函电已陈及矣。近数日间，复会商条理，大略粗具，今陈请采择。
一、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归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皙子度（湘潭人，孝廉，顷新捐郎中），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而前此以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党所指目，难以扩充，是故不肯共事。今闻我会已改名，距跃三百（东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与彼同来神户，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陈者，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
一、海外存此旧会而海内别设新会，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所以必须合之故，自无待言。所以必须分者，一则以我海外之事，万不能令内地人知，万不能令内地人与各埠直接通信。二则改名之事，必须宣布（在《时报》及《丛报》宣布），宣布之后，人人知帝国立宪会即旧日之保皇会，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会。其会拟名曰宪政会，而海外之会则为帝国立宪会。
一、宪政会弟子出名为发起人，先生则不出名，因内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必须戴先生为会长，然后能统一，故会章中言，“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现时惟暗中主持而已。知此者现时惟弟子与秉三、皙子三人，其他会员（同门者不在此论）皆不之知。弟子虽出名为发起人，然亦不任职员，但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就近代行会长事。秉三亦不出名，以便在内地运动。
一、先在东京行结党礼后，即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必须极有才有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皙子殆无他人，拟以彼任之。彼自言若既任此，则必当忠于会，必当受会长指挥，今与会长尚未见面接谈，一则不知会长许可与否，二则不知己之意见究与会长同与否，将来能共事到底与否，不可不慎之于始。拟先上一书于先生，自陈政见及将来之办法，得先生复书许可，且审实先生意见全与彼同，然后敢受事云云。其书大约二三日内必当寄呈，寄到时望先生立刻复之，且加奖励，又须开诚心布公道以与之言，自处当在不卑不亢之间。彼与弟子为亲交，虽无会长之关系，其对于先生亦必修后进之礼，是不待言。但先生总宜以国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终效死力于党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愿先生回信极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与弟子交深，终能回头。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此人不适彼，而终从我，真一大关系也。
一、会章尚未拟定，大约其纲领如左：
一、尊崇皇室，扩张民权。
二、巩固国防，奖励民业（此条未定）。
三、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一、现在，发起人除弟子及皙子外，则蒋观云（此人数月前犹沈醉革命，近则回头，日与革党战）、吴仲遥（铁樵之弟）、徐佛苏（常有文见《丛报》中）、君勉、孺博、楚卿、孝高、觉顿，此外尚有学生十余人，不能尽举其名，此为在东京最初发起者。
一、财权最紧要，非君勉不足以服众。所举君勉为会计长，驻上海，一切财权出入皆司之。君勉若不长于会计，则由彼自任一人以副之。
一、张季直、郑苏龛、汤蛰仙三人本为极紧要之人物，但既入党，必须能与我同利害共进退乃可。我党今者下之与革党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未知彼等果能大无畏以任此否。彼现在诚有欲与我联合之心，然始合之甚易，中途分携则无味矣。故弟子拟到上海一次，与彼等会晤，透底说明。彼若来则大欢迎之，若不来亦无伤也。
一、袁、端、赵为暗中赞助人，此则秉三已与交涉，彼许诺者。
一、拟戴醇王为总裁，泽公为副总裁，俟得先生回信决开会后，秉三即入京运动之。（此事须极秘密，万不可报告，不然事败矣。袁、端、赵等之赞助亦然，徒布告以博海外会员一时之欢心，而于实事生无限阻力，甚无谓也。）
一、内地分会专以办实事为主，不能借以筹款。入会会费只能收一元，每月拟收二角，而以会报一册酬之，则亦等于售报耳。故款万不能靠会员凑出也。而今日局面，革命党鸱张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现敌党在南方一带，已骎骎占势力。我党一面在南方与彼殊死战，一面急其所不急者先下手，以取北方，此秉三之定计也。）但既若此，则所费甚巨，仅以会员入会费之所收不能给其万一，明矣。故此款必须由发起人担任之，秉三任集十五万，以五万办《北京报》，以十万为会中基本金，（《北京报》之五万早已定局，会费之十万尚须运动，能得此与否未可知。弟子强秉三必任此数而已。）其款大抵袁、端、赵三人所出居半也。惟此数尚嫌其薄，故秉、皙责成弟子筹出五万。弟子明知海外会之无力，然不能示人以朴，恐彼二人失望，（想会此意，虽以秉、皙之亲，犹不能使彼尽知我底蕴也，先生谓何如？）故亦已诺之矣。不知先生能设法筹此数否？弟子谓以在上海、北京建会所及入内地演说之两题，在外劝捐，宜有所得，且此两事亦实事也。（窃欲在上海以二万金建一会所，此虽若虚文，却甚要：一以耸内地人之观听，二以慰海外人之希望。）望先生极力谋之。若不能，则虽从商股中挪移，亦非得已。此事乃吾党前途生死关头，举国存亡关头，他事一切不办犹当为之也。先生谓何如？
一、海外会员拟亦招之并入海内之会，其不入者听，其入者则会费当如何收法，请酌之。
一、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著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然拚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战将，广收人才，不可以制胜。我旧会除会长二人外，无一人能披挂上马者。仅限于草堂旧有之人才，则虽能保守，而万不能扩张，必败而已。故今后必以广收人才为第一义，而人才若能［何］然后能广收，则真不可不熟审也。凡愈有才者，则驾驭之愈难，然以难驾驶之故而弃之，则党势何自而张？不宁为［惟］是，我弃之，人必收之，则将为我敌矣。前此我党之不振，职此之由也。然以不能驾驭之故，虽收列党籍而不为我用，则又何为？此前此所以不敢滥收人也。但弟子以为今日之情状，稍与前异，内地所办之事，一不涉军事，二不涉商务，故不至缘财权而召争竞；不缘财权而召争竞，则惟有政见不同可以致分裂耳。然今者明标党纲，同此主义者乃进焉，否则屏绝，则此亦不起争端，故虽多收人才，当不至生葛藤也。
写至此，忽接纽约《维新报》，知保皇会改名事既已宣布。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及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又报告文及章程，属登《新民报》中，窃以为此文及章程万不能用。其章程非章程之体制，不过会中之布告耳。（章程体制当如会中宪法，然所以定一会之组织法也。）此不必论。其报告文则弟子有大不谓然者：东西各国之言政党者，有一要义，曰党于其主义，而非党于其人。此不刊之论。而我今日欲结党，亦必当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今此次报告文全从先生本身立论，此必不足以号召海内之豪俊也。夫结党之宗旨，必欲收其人为先生之党，此何待言；然有其实，不必有其名，且惟不居其名，乃能获其实。此用兵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先生既标此主义以号召天下，天下之人悦先生之主义而来归焉，则党于此主义者，即其党于先生者也。然其人则自以为先生之倡此主义而党先生也，非以主义由先生所倡而后党此主义也。因先生倡此主义而党先生，则其言曰某人倡此主义，吾亦同此主义，而因相与为党耳。而在此主义之中，其可以领袖统率者，舍先生无他人，则虽欲不推戴先生，而安可得也。（秉三、哲子、观云辈所以不能不相谋拥戴先生者，正以此也。）惟不矜莫与争能，惟不伐莫与争功，今此次报告文，若自矜其能而伐其功，此最足以先天下之望也。为海外人言，不妨如此，若在内地，必不可行，此弟子所以欲别撰一文也。弟子别撰一文，其大意欲揭三大纲：一曰上崇皇室，二曰下扩民权，三曰中摧不负责任之政府。即就此三义而畅发之，不必述自己之历史，而人亦孰不知之者。就此立论，先生谓何如？将来先生复皙子之信，则东京即［暨］上海之豪俊，能归心与否，将自此系焉。鄙意以为宜畅发“党于主义不党于人”之义，大约自陈政见如此。今诸君既与我同，而欲推我统率，我虽无似，又安敢辞？自今以往，惟尽瘁以忠于此主义，尽瘁以忠于本党，冀无负诸君推举之诚意云云。如此措词，似为最合。板垣、大隈等之对于会员，其就职演说，大率用此语，不可不仿之。（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与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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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罗暘曧书（191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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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上一书，计达。不审已谒项城否？今日由使馆转来初三日明谕，敦促就道，奉读恻然！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救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因大势已去，引身退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为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疆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耳。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吾自信项城若能与吾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
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