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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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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

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①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㧟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

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②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

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

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

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

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i chui”。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

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是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达吧达”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

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

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绥德人。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推去,“呜哩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

“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

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做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条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

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

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磁磁”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

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

“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③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咯咯”地笑。

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④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⑤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了⑥。”老汉说。

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吱吱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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