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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由谈》意欲何为，说到这里，也就昭然若揭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韩石山酷评——陈漱渝
和陈漱渝的纠葛，原来我以为不过是一场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到了后来，他向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告状，要查处我和发了我文章的《西安晚报》，我就知道这不是什么笔墨官司，而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世人，让大家知道陈漱渝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这是一种本能的保护手段，动物都会有的，何况我好赖还是个人。除了说清事实真相，多余的话我一句都不想说。因此上，在《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一文末尾，我说，“往后除了公安部门来人外，关于此事，我不再说一句话，不再写一个字。”
此后邵燕祥先生写了《呈请查处“堕落文人”韩石山？》，将陈某人的这一壮举与当年许绍棣呈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查处鲁迅一事相比。陈某人和他的一个也是姓陈的同伙急了，接连写文章反击。说陈漱渝不是党员，邵和韩是党员，哪有非党员要求查处党员的道理？
怪就怪在这里。说穿了一点也不怪。邵和韩虽然是党员，也只是党之一员而已，陈漱渝虽不是党员，可是全国政协委员呀，这可是个堪与人大代表比肩而立的显赫身份。谁大谁小，谁荏弱谁厉害，对中国的世事不用多么洞明的人都会知晓。邵先生的文章只是个比喻，两件事情只有“呈请查处”是一样的。这就行了。
接下来，该陈又在《作品与争鸣》、《中华读书报》上连着发表了为自己辩诬的文章。这时，很有几个朋友说，你该再写文章，要不就是示人以怯了。我的回答是，和该陈这样的人，是不能讲道理的，他既然动了“政治解决”的邪念，那就等着对簿公堂吧。
我是说了“不再写一个字”这样的话，真的有了凶险，也不会乖乖地引首就戮。像邵先生这样事不关己的人都在为我说话，真要有了好材料，还是要说话的。收集这里的《给陈漱渝先生的一点忠告》，就是我的再一次说话。在《太原晚报》上发表时，不是这个名字，而是《陈漱渝最好别出门》，是从文章中的一句话来的。原话是，“陈先生最好还是整天袖着手坐在家里别出门，也别动笔，因为他一出门一动笔就要干出荒唐可笑、丢人败兴的事，而且一干起来都那么让人拍案叫绝。”
此事还没有完，看看陈某人还能玩出什么鬼花样吧。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鲁研界里无高手（1）
鲁研界，就是鲁迅研究界的简称。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团伙。研究《红楼梦》的叫红学，也可说是红学界，研究钱锺书的叫钱学，也可说是钱学界，都是以研究对象命名的，独有研究鲁迅的不是这样，是以研究者自身命名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脱离研究对象而自成一体了。
从机构上说，北京的鲁迅纪念馆里，有个鲁迅研究室，出个刊物叫《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有个鲁迅研究室。这是两个正儿八经的鲁研单位。上海的鲁迅纪念馆里，有没有研究室我不知道，知道的是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的看法是，上海鲁迅纪念馆里鲁迅研究最平静，做了许多让人敬重的工作。比如他们把鲁迅去世前拍的X光片，几十年后拿出来让医学专家论证，看鲁迅当年得的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该不该那么早就死了。这就很有意义。文学所的鲁研室，负责人叫张梦阳，这个人很了不起，几十年一直在做着鲁迅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五大本《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他是主要编者，去年独自出版了三大本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真可说是功德无量。做鲁迅研究的，这两套书是工具书。
北京鲁迅纪念馆的那个鲁迅研究室，是鲁研界的大本营，是出思想的地方，是把关的地方，是鲁研界的警备队，哪儿有了不轨的思想，这个警备队就开上去，干预，剿灭。我这儿说的鲁研界，主要就是指这伙人，当然不是说在那儿工作的才是，还包括和他们思想体系一致的其他的人，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大学和一些社科机构里。这伙人可通称为吃鲁迅饭的。
这两年鲁研界受到一次大的冲击，引起不小的混乱。冲击者几乎全是作家。最早的一次是韩东、朱文几个人搞的一次“断裂”问卷，韩东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专门用来打人的。最近的这次，是王朔和冯骥才引起的。二？誘？誘？誘年第二期的《收获》上，同时发表了这两位的两篇文章，王朔的叫《我看鲁迅》，冯骥才的叫《鲁迅的功与“过”》。看题目就知道，冯骥才的要平和点，谈功也谈过，那个过还是加了引号的。王朔的就厉害多了，不谈功只谈过，这个过是不加引号的。这当然与王朔用的语言不同也有关系。风趣生动，痛快淋漓，让你一看就能记住。王朔是个小说家，好多人喜欢看他的小说，但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我不多看他的小说，但是喜欢这个人。好多人认识不到王朔的价值，尤其认识不到王朔的社会价值。写小说而能动摇一代人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当代中国文学界，王朔是第一人。我最早听到的王朔的一句有名的话是，“现在哪有作家呀，流氓集体转业当作家了。”后来才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警句。他的话，初听你会扑哧一笑，想一下又会悲从中来。就说这句“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想想我们的社会，想想我们的社会各界，尤其是那些掌点权的部门，有些钱的个人，多少人不正是以此作为为官经商的准则的。
这次王朔又一次表现了他的非凡的胆识，也可说是又一次尽了他的社会责任。他的这篇文章，内容很多，最精彩的是这样一句：“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还有一些话也很精辟，说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到了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还有个“精神自由之神”。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说的。王朔不光小说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真是个奇才。和王朔相比，我这样的作家，只能说是蠢才一个。
王朔的文章发表后，鲁研界可说是一片哗然，一片惊慌。回应文章很多，大都集中在一点上，就是鲁迅是被专制利用了，被亵渎了，你们看到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真正的鲁迅是怎样的高风亮节，大义凛然，怎样的爱国，怎样的为民，怎样的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怎样的呼唤着进步向往着光明。也有一些学者，还是清醒的，知道世人的看法所为何来。大多数是气愤，是无奈，叫喊着要回应挑战，要捍卫鲁迅。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比如李新宇的《直面真正的挑战》。文中说：这些现象的本身算不了什么，背后的东西却是值得重视。人们反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那个鲁迅是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一些人并不了解鲁迅，既没有系统地读过鲁迅的书，也谈不上了解鲁迅的为人。显然他们所反感的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鲁迅，而是那个被歪曲、神化和利用了的鲁迅。他所说的背后的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几乎席卷了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和学界的文化潮流，正是这种文化潮流构成了对鲁迅的挑战，真正导致了鲁迅精神的合法性危机。他说的文化潮流，有两种，一种是新保守主义，一种是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不提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思想箝制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潮流。
我一直认为鲁研界里没高手，糊涂的人多，霸道的人多。这也与建国后，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鲁迅研究事实上成了一个政治学术课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插手的。现在鲁研界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研究鲁迅起家的。这些人大都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是不是可靠只有天知道），一研究起鲁迅，就觉得衣食无虞，也就不思长进了。
我说鲁迅界里没高手，是大体而言，不是说就真的没有高手，一个高手也没有。可惜的是，这些高手大都一个一个被许许多多的低手，要么是干掉了，要么是淹没了。
解放初期研究鲁迅的高手，很多人成了右派，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出后还研究的，走的路子跟先前就不一样了。比如湖南的朱正，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写过鲁迅的传记，后来被打成右派，复出之后，走的是考据的路子，专门给鲁迅研究挑刺，写了两本书，一本叫《鲁迅论集》，一本叫《鲁迅回忆录正误》。这后一本，专挑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的错，这儿失实，那儿篡改，无中生有，肆意拔高，总之是一塌糊涂，不可卒读。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鲁研界里无高手（2）
在鲁研界，张梦阳是个明白人。就是编纂大型资料《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那位，社科院鲁研室的研究员。据他说，现在这个研究室就他一个人了。他说了一个数字，真是让人吃惊。《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十六开，五本，一本都在两寸厚。还有一本也不薄的《索引》，总字数当在两千万左右。把一九一三年到一九八三年这期间所有回忆鲁迅、研究鲁迅的论著都收进去了，很少有遗漏的。他做过这个工作，对鲁研界的情况肯定是了然于胸了。王朔的文章发表后，他也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说的就比较客观，比较真实。文章名叫《我观王朔看鲁迅》，发表在二？誘？誘？誘年第四期的《文学自由谈》上。
文中引用了他过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说一九九五年在张家界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他谈谈编纂那套大书的感受，他本不想说，一再催促之下还是说了。他说的是，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此话一出口，全场哗然，有人鼓掌喝彩，有人坐卧不安，有人暗暗斥责。当时主持会议的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林非先生，说他的发言欠妥，他马上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不算。实际上心里是不服气的，回去后经过再三的统计、衡量才发现，他所说的有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不是说少了而是说多了，占百分之一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能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的模式中重复啊！他还说，到如今，也就是到写文章的二？誘？誘？誘年，鲁研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谈出了真见。
看了这个数字，不知别人的感觉怎样，我的感觉是，真是祸国殃民，害人害已啊。就这一百篇，也还是个夸大了的数字。就算是一百篇吧。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写的，比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现代评论》上发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写的。解放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惜不是在内地写的，是在香港写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内地出版。要是把这些都除过，解放后五十年里，一年还平均不下一篇。而那一万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后写的，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经刊物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个学者，八千篇文章可以造就一千六百个学者。这一千六百个学者，几乎全是做了无用功。
多可怜。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
我说鲁研界里无高手，道理就在这里。谁也不怨，只怨这几十年来，没有把鲁迅研究当成真正的学术，而是当成了政治课题，当成了教育人民，统一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的思想武器。一进入这个机制，再有天分的人，全成了没出息的人，再善良的人，也成了霸道的人。怪的是，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悲哀，还很得意，还当自己是为王前驱，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英雄呢。
以毫无建树的鲁迅研究，造就了这么多的学者，国家发了多少工资，他们除了养活自己，还养活了多少人。这样的人，怎么能说不是吃鲁迅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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